爭取同性婚姻法制化的人士，早年會說婚姻是人權，現在大概發現說理上的破綻了，都要講平等權。
但平等權的主張要能夠成立，前提是同性戀跟異性戀要一樣，至少，之於婚姻要是一樣的。而我認為，這兩者有很重要的差異，讓同性戀的親密關係用婚姻去規範，顯得格格不入，國家形式上給予兩者相同的法律制度，並沒有提供同性戀和異性戀相等的關係保障。
同性戀親密關係和異性戀親密關係，有一個重大的社會性差異：異性戀親密關係的認識是可以在初級團體（家族）學習，但是同性戀親密關係是必得要等到社會化階段的比較晚期，在次級團體，才有機會接觸，而這樣團體的特色是說理、法制和事緣。
婚姻是一種親密關係的維持機制，同時，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這點觀諸虐待配偶，亦構成婚姻破綻，以及財產分配的設計就可得知。親密關係跟其他平等的人際關係一樣，是一種互惠交換，在互惠交換關係中，信任扮演很重要的機制；而信任一般來說有分為「人際信任」和「公共信任」，「人際信任」是出於長期的相處，而「公共信任」是基於對某種程序和公平可以預測的、非個人化的制度的信任。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去年（2013）底在立法院外排出「婚姻平權」字樣。（圖片提供：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對一段異性戀關係來說，婚姻兼及兩者。在「人際信任」方面，因為男女雙方的親屬都有異性戀親密關係的社會化經驗，他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會幫忙「監督」親密關係。在信任累積當中，兩個交易的當事人因為共同第三方，而比起完全陌生，更願意交易，是信任常見的運作機制（想想看辦公室裡的團購，如果團購的主揪熟悉所有人，大家會比較放心掏錢，即使並不是所有參與團購的人都完全彼此認識）。而「公共信任」方面，當然就是民事法院，任何一個破壞當初約定的人都會被標準公平、程序可測的法院，做最後的定奪，這當然也提高了人們進入婚姻的意願。但婚姻在「公共信任」的方面，有一個重大問題，所約定的內容，當事人能夠修改的部分很少，高度套路化，以至於人們只能選擇要，或者不要。
對同性戀來說，他們比較不可能得到「人際信任」的資源，因為同性戀關係的社會汙名，配偶雙方的親屬比較不容易知道他們的關係；又因為對同性戀親密關係的認識不像是異性戀者，在初級團體就可以學習，所以一個人社會化的過程，比較可能對同性戀親密關係沒概念。因此，同性戀的婚姻關係（如果法制化的話）缺乏「人際信任」的支持。就此而言，同性戀親密關係更仰賴「公共信任」的支撐──如果我們認為，親密關係應該要得到公共的支持。但是，已如前述，婚姻其實不完全仰賴法律程序，法律設計本身就把國家制度跟家族連帶連結在一起，雙重保證婚姻關係的穩定，在同性戀關係缺乏這種人情連帶的支持，至少是高度或然上的不可能的情形中，倚賴初級團體的人情連帶是危險的，既然初級團體的運作邏輯不可靠，那次級團體的運作邏輯就更重要，也就是平等、說理協商的契約關係。
行文至此，本文的主張出來了：對於異性戀與同性戀在親密關係維持上，國家平等的對待，不是兩者都給予婚姻，而是給異性戀婚姻、給同性戀伴侶契約。當然，如果這兩者都給（就是不分性傾向都有「婚姻制度」和「伴侶契約」可資運用），國家也算提供了平等的支持；但是，同性戀若是缺乏「伴侶契約」，只得到「婚姻制度」，則是不平等的。
因為婚姻並不僅倚賴國家機關的執行，還依靠親屬人際關係的維持；而同性戀相較於異性戀，在現實上大幅地缺少這種支持。這種支持即使靠教育，也不能保證促成，更難以國家制度去進行任何強制。因此，應該把「婚姻制度」高度套路化、不能協商的這項缺點，以「伴侶制度」打破：如果人們可以自由選擇一個平等關係之下的交易內容，比起只有幾種固定的套路，當然更願意進入，國家也才能算勉強對這兩種關係提供了平等的支持。
換句話說，把婚姻視為同性戀親密關係的支撐，等於國家只提供法院與戶籍登記，卻把作性別平等教育（對親友出櫃、並且改變對同性戀負面評價）的責任，丟到同性戀配偶個人身上，而且被教育的對象，還是對同性戀的生命經驗中，有高度權威的人。如果因為這樣，導致同性婚姻不易維持，目前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又可以拿著這個現象，回頭指責說：同性戀關係果然就是比較不穩定，而不思他們未曾給予平等的支持。把婚姻當平權，把改變這些尊親屬的責任丟回同性戀個人，這到底是哪一個意義上的平等？
當然，本文論述對於其它偏離主流且有社會汙名的親密關係，比如說某些情況下涉及跨性別者的婚姻也是合適的。而國家可以做到的，除了上述法律契約關係的建構外，還必須在性傾向層面上，大力支持仇恨言論的管制，國家本身也不能再以公序良俗此類理由，不平等地對待異性戀和同性戀的情慾言論。因為當國家是同性戀親密關係最大的保證者時，它自己必須證明它的可信賴性，因此，基於性傾向的差別對待，必須要積極地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