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種宣稱萬隆會議開創了「第三世界」，宣佈萬隆會議有當代值得「復興」之精神的說法，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首先，眾所週知，對於「第三世界」的定義，有兩個最流行的說法。第一種、是以政經制度為分野：歐美日澳帝國主義為，第一世界；中蘇東歐古巴越南北朝鮮老撾工人國家，第二世界；亞非拉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第二種、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第一世界（東歐諸國是蘇聯的「殖民地」，古巴和越南是蘇聯的「凶惡爪牙」）；歐日澳等處於美蘇「兩霸」之間的帝國主義國家，第二世界；據說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新近獨立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
其次，萬隆會議是什麼？汪暉將之演繹為反資反帝的聚會，將當今中國大力推行的「南南」經貿合作與之對立起來，並引為中國社會主義已經死亡的證據之一。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則宣稱，萬隆會議是中國社會主義與亞非拉所謂「民族社會主義」的聯合，而此種聯合之遭遇挫敗，使歐美日澳帝國主義得以捲土重來。
這兩種說法，都與史實有相當大的差距。
萬隆會議一方面確實有反帝的內容，主張新近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應該互相扶持、降低對舊宗主國的依存度，支持阿爾及利亞和印尼的民族解放鬥爭等等；另一方面，萬隆會議也是中國向亞非拉新殖民地諸國表明不會「輸出革命」、向後者的資產階級釋出善意的場合——無論是朝鮮戰後中印談判期間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是萬隆會議通過的「十點聲明」，都是中國不會「輸出革命」的表示。中國在萬隆會議期間與印尼簽訂杜絕印尼華僑具有雙重國籍的協定，也是這種「善意」的表現。
萬隆會議如果有所謂精神，就是新興的亞非拉資本主義國家，明確宣示捍衛主權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對其內政的干預，希望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之下，得到和平發展的空間。將萬隆說成是反資會議，是完全的會錯意；而將萬隆說成是反帝會議，並不全錯，但這個說法忽略了新殖民諸國資產階級基本上依附帝國主義的事實，還將部分新殖民國家在特定時期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干預政策表示反感，錯誤的等同為前者與後者的勢不兩立。比方說，南越偽政權就有參加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只是開了一次，並沒有第二次，根本就沒有形成什麼「民族社會主義陣營」。繼承萬隆會議的，是南斯拉夫牽頭的「不結盟運動」。「不結盟」這個說法，是印度的外交官首倡的。但眾所週知，蘇聯東歐一直大力支持「不結盟運動」，兩者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中蘇交惡之後，蘇聯據說不只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最兇惡的社會帝國主義」，南斯拉夫還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更不用說，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是中共在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期間，貫徹聯美反蘇路線、要求北約加強軍備，並聯同西方圍剿蘇聯支援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根據」。
當然不可以忘記的是，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是屠殺共產黨起家的。萬隆的東道主印尼很快就同馬來西亞進行軍事對抗，不但沒有堅持《聯合國憲章》和建基於此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還退出聯合國，和中國搞「新興力量會議」。新加坡的的軟性反共政變、1965年印尼的剛性反共政變、東盟建立的反共初衷，對無限拔高「萬隆精神」的各種「論述」來說，恐怕都成為了可有可無的史實。
簡化歷史、意淫過去，是不可取的做法。宣揚萬隆精神的人們，當然有權宣稱，萬隆式的合縱連橫有利於抵銷帝國霸權（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有這種效果）。但他們沒有權利迴避、甚至隱沒這種跨階級合縱連橫的政治基礎、侷限和實際後果，那就是：中蘇兩個最強大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為了謀求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空間，為這樣那樣的新殖民政權背書、往首鼠兩端的新殖民地資產階級臉上貼金，最終讓那些國家的工人運動遭遇毀滅性的打擊，從而鞏固了世界帝國主義，也促發了中蘇兩國深重的政治危機。
以上的各種現象，最終歸結於一個核心問題。落後國家到底可以怎樣貫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謀得真正獨立發展的基礎？歷史已經為這個問題多次提交了血淋淋的回答：只有依靠貧農的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徹底實現落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沒有為這個綱領而鬥爭的共產黨，沒有各國共產黨聯合起來的新國際，就不可能在根本上撼動資本帝國主義體制，打開通往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