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末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解體後，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普遍被認為已破產，或不可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在1989年於《國家利益》期刊上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隨後並擴大改寫成《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1992），認為冷戰既已結束，雙方意識型態的鬥爭也正走向終點，「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無疑是所有國家政府的最好形式。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在70年代後，日益占據主流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在此脈絡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Erik O. Wright於是從階級研究的學術關懷轉向，自1991年開始執行「真實烏托邦計畫」（The Real Utopias Project），該計畫截至2010年為止總共編了六本系列叢書1，有趣的是，這本最晚近出版的《真實烏托邦》反而並不在其中。
此外，「真實烏托邦計畫」也可以透過「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系譜進行理解，烏托邦最早是由作家摩爾 （Thomas More）寫的小說，當然許多哲學家也都設想過一個靠計畫、理性設計的理想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所設想的多是一種「烏有之鄉」（希臘字ou+topos＝nowhere）。到了19世紀早期，則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有奧文（Robert Owen）提出公有制和大生產的概念，並成立人類史上第一個合作社，進行共產主義「勞動公社」的實驗，可惜以失敗告終；或者傅立葉（C. Fourie）認為雇傭制度是新奴隸制度，為想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而設想了可以自給自足的社會基層組織「法朗吉」（phalanges）……等等。然而，烏托邦社會主義也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為「空想的烏托邦」、「空想的社會主義」，爾後到1930年代更有一波「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潮流，即對所有烏托邦希望工程的猛烈批評，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歐威爾的《1984》。
在此情況下，Wright的「『真實』烏托邦」作為一種社會轉型計畫，自然是想與以往備受批評的「空想」做區別，並強調其具有「可行性」的現實可能。譬如在導言，Wright即承認烏托邦雖是空想，但是「實際可行的事物並非全然與我們的想像力無關，事實上，我們的願景形塑了它。」（p.49）所謂的「真實烏托邦」，乃是「建立在真實人性潛力上的烏托邦理想、有階段可達成的烏托邦目標，以及對我們改造不完美世界、追求社會變革的實際任務能有所啟發的烏托邦制度設計。」（p.49）
真實烏托邦：解放性替代方案
即便不談「蘇東波」與「歷史的終結」，單單僅就70年代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貧富差距的兩極化日益擴大，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又加劇了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壟斷，例如壟斷資本的跨國財團藉著政治獻金、資本外移恐嚇干預、限縮了政治民主與自由，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都批評現在的美國是「１％所有、１％所治、１％所享」，加上2008全球金融危機，是否能有「另一個超越∕取代資本主義的選項？」在近幾年也是熱門話題。
簡之，Wright的「真實烏托邦」希望提出一個解放性的替代方案，一個能夠消除壓迫、創造能讓人類發展的條件的社會轉型，而在其中，社會正義和政治正義是最為重要的關鍵。所謂的社會正義，根據Wright，是指不僅僅階級，其它諸如性別、種族、身體障礙等，也都不應該成為阻礙個人取得蓬勃發展生活所需的物質和社會條件；至於政治正義，則是指為了防止私人經濟權力轉換為政治權力，公民賦權的領域必須要延伸到定期選舉之外，因為「真正的自由意味著對於那些就其自身而言至關重大的決定，人們擁有實質的能力做選擇，同時還意味著人們能取得所需的基本資源，以實現他們的生涯規劃。」這裡所謂的「人類蓬勃發展」（human flourishing）的條件概念基本上與Amartya Sen能力途徑（Capability Approach）的人類發展概念十分近似。
就此，真實烏托邦所要追求的，或者說所要具備的規範性基礎，在某個程度上，即是「社會正義的基進平等觀」與「政治權力的基進民主觀」所結合起來的「民主的平等主義」（p.64）。而這也相應著Wright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違背了基進民主平等主義的規範性理想，雖帶來經濟成長，但卻也製造了貧窮、剝奪及邊緣化，因此基進的民主平等主義除要解決資本主義的難題外，也要「挑戰妨礙人們平等獲得實現真正個人自由集體賦權式民主之條件的所有阻礙，這包括了性別、種族、性取向、國籍、公民身分等相關的權力及特權結構。」（p.79）並且，民主平等主義式的政治正義原則是，所有人應有平等管道，以個人及社群成員的身分，參與會影響到他們生活事物的決定。
先說結果。Wright認為真實烏托邦作為一種「真實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必須是可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要具有可欲性、可行性和可達成性。就此而言，他認為設想一種斷裂性的轉型並不切實際，改革比革命更可行。「若想透過大規模的斷裂式策略，建構民主平等式的社會主義，在我們現今居住的世界中（至少在已開發資本主義經濟中），似乎行不通。所以，如果我們希望為這樣的轉型努力，就必須思考解決問題的其他取徑。如此一來，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就變成在資本主義中，是否有可能為新的社會賦權形式爭取到更大的空間？這類努力的侷限又在哪？」（p.400）
換句話說，「真實烏托邦」其實是一種修正主義。儘管Wright想推進的是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經濟體制，也覺得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的主張沒有道理，但同時他也不諱言，或許烏托邦計畫「頂多試著緩解資本主義某些最有害的影響」，這結果雖然令人無法接受，「但或許現實就是如此」（p.459）。
既然真實烏托邦是一種修正主義，Wright的問題於是就變成：要如何才有可能在一個資本主義仍占支配地位的社會中，建立起另一種更公平的制度？Wright的取徑是先確定「民主」必須作為轉型方案的核心軸，然後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才有施力點，才可以撬開現行體制的縫隙。如其所說，今日已不太可能以階級鬥爭這種斷裂式的邏輯來改變或超越資本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的核心軸是民主」（p.39），「面對從資本主義向解放性替代方案轉型之問題時，將民主及社會權力置於核心，並在現實中探索如何透過各種不同的制度實現上述目標。」（p.37）
換言之，如果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實踐真實烏托邦（或所謂的民主的平等主義），關鍵點即在於國家權力、經濟權力與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這三個權力互動拉扯的場域，如何透過「社會賦權」（social empowerment）來控制、調整經濟資源的配置與使用，Wright乃提出七條通往社會賦權路徑，並表示，其中「社會賦權的程度愈大，我們可以認定這個經濟體愈是社會主義。」（p.183）
Wright所列舉的七條促進社會賦權的路徑分別是：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的經濟管控、結社民主、社會資本主義、合作市場經濟、社會經濟、參與式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加上賦權參與）。其中的差異，即在於國家權力、經濟權力與社會權力這三者何者占據資源分配的主導地位。而能否轉型的關鍵，自然是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也就是透過「自願性團體產生集體行動的能力」，或可稱為「結社權力」（associational power）（p.174）對資源分配的實質影響力，亦即，社會賦權是否能左右國家權力、經濟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形塑，或更好，直接左右經濟活動？
亦即，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說穿了就是由公民社會所主導，具有民主參與及社會正義理念的經濟組織類型，因此包含了所謂的社會經濟（合作社運動、社區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公平貿易、產業民主）、社會統合主義政策、社會民主的福利國家政策，及直接民主的參與式預算……等，基本上是在不排除資本主義下的混合經濟發展模式。Wright所舉的例子有：Wikipedia、參與式的市政預算編列、無條件基本收入制、蒙德拉貢工人合作社、魁北克總工會由勞方控制的團結基金……等等，多是有實際運作經驗的小規模的實驗方案。
當然，Wright也指出，「許多有價值的進步政策雖然能增進人們的生活品質，且有助於解決健康照護、不平等、貧窮、能源、環保等具體問題，但卻不是特定的社會賦權政策。」（p.256）譬如更公平的稅賦政策或許有助於平等主義式的正義理念進一步實現，但對於強化經濟民主制度卻未必有直接助益。換句話說，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社會如何組織起來影響資源分配，以及控制生產與分配過程的權力。而這，顯然並沒有一蹴可及的答案。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解放？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經指出，「從1980年到2008年的蘇聯經濟以及『市場基本教義』經濟的相繼瓦解，使這個看法不攻自破。回歸到其中任何一端都不太可能。自從198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者，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陣營，都沒有辦法對於資本主義提出傳統以外的替代方案，除非他們重新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並且放棄以體力勞動階級作為社會轉型必然的主要代理人的預設。但是1973年到2008年市場社會的歸謬論證的信仰者也同樣無所適從。我們眼前或許看不到任何一個替代體系，卻再也不能排除現存體系的分裂或瓦解的可能性。」（《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p.451）
就此而言，Wright試圖提出另類選項的「真實烏托邦計畫」自然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然而，首先，「真實烏托邦計畫」否定革命及斷裂式轉型的可能性，對於共生式和間隙型的轉型策略雖然較為肯定，但卻也不敢過份樂觀，僅含蓄地表示不存在直達路線，須仰賴人們有意識的能動性去達成社會主義的理想；至於七條社會賦權的路徑能走多遠（多接近社會主義的理想）？當然也無法確定。
在共產主義國家倒台、社會主義被視為破產以後，Wright採取改良式的轉型計畫並不讓人意外，畢竟晚近以來，修正主義、第三條路當道（儘管也各有各的問題），革命的浪漫理想早已漸漸被改革的務實取代。譬如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2011）即認為，社會改革與革命的對立其實是虛假的，因為革命需要一段為時甚長的醞釀期，甚至真正成功的革命，是完全不留痕跡的革命，因為真正成功的革命是那種使曾經奮力爭取的局面、權利看來再正常、平凡不過的革命（p.232，中文版）。
另方面，Wright追求社會主義解放的理想，是在不與資本主義斷裂下，以民主為核心軸，透過公民社會去實踐，凡此種種都不禁令人置疑，這種將社會主義的解放，侷限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框架下，認為對經濟的民主監督可以取代消滅私有制、及用參與式民主補充議會民主，即透過深化民主即能達到解放，實際上可能難以達到目的，而且還可能縮小社會主義的概念。
事實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史，如果不客氣地比喻，我會說有點像是切香腸，先把共產主義切掉，再退一步把社會主義解釋成民主社會主義，後來再變成社會民主主義，在一步步的限縮下，現在已經連階級鬥爭、工人主體都有點岌岌可危，一如前述所引霍布斯邦所言，為了找出替代方案，社會主義正在不停地重新定義中，而且從勞動階級滑向新中產階級。在《真實烏托邦》裡，Wright也明言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根植在社會權力之上，這種概念並非理解社會主義的傳統方式。」（p.176-177）
哈維（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間》談烏托邦的辯證時，曾經說過資本權力使我們喪失想像的能力，因為，由資本主導的社會行動框架界定並鞏固了現存的權利義務體系，使我們在這個體系之外很難找到想像的空間，就此而言，烏托邦的想像應該要能從對資本的屈從中解放出來。
譬如，哈維指出，我們還是能從資本主義景觀中發現許多烏托邦環境保護的殘留，如花園城市、爭取乾淨的空氣、水等運動。但即便是在小型棲地保護、生態修復計畫、城市設計及資源利用模式……等等問題，都還是需要加入某種因素以將之聯合起來，而在他看來，那即是「政治經濟的替代方案如何可能從受階級束縛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矛盾中產生出來。」（p.227）
但Wright如今的取徑，卻比較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深化民主，並希企透過「公民社會」的社會賦權達致經濟民主，在這樣的情況下，Wright對社會主義解放的願景儘管樂觀，但仍不免要多所保留，或許也就不難理解了。
- 1.真實烏托邦計畫的系列叢書分別是《結社與民主》（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1995）、《分享平等》（Equal Shares: 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1996）、《重塑平等主義》（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New Rule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Equity in Markets, States and Communities，1999）、《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2003）、《重構分配》（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of a more egalitarian capitalism，2006）及《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 Transforming Family Divisions of Labor，2009），分別針對社會經濟、生產組織方式、分配方式、民主管理、性別平等及社會組織等方面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