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台北市勞動局啟動「陪同鑑定人」制度，並針對新聞媒體業進行勞動檢查，最後34家受檢媒體全數違規，粗估裁罰總金額達新台幣1600萬元，其中近8成媒體公司禁止申報加班以至於未給付加班費或補休。媒體改造學社、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在5月22日舉行媒體公民會議，其中一場座談邀請勞動局長及線上工作者探討新聞媒體問題，主要焦點即針對即時新聞造成勞動條件下滑，以及資方擬推出「8+4」工時制規避勞動法令的作法。
北市勞動局在今年1月訂定「台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作業要點」，推動讓公民團體或個人，以從業人員專家的身分，共同參與相關行業的勞動條件檢查，3月起先針對新聞媒體業展開檢查，在34家媒體公司中除了79.4%的公司禁止申報加班以至於未給付加班費或補休，未設置上下班打卡出勤紀錄（第30條第5項）佔76.5%、另外超過每日工作時間達12小時以上(第32條第2項)也有70.6%。
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在媒體公民會議上表示，各行各業都該被檢查，並非誰比較血汗而優先，但如金融業、醫療業資方不會質疑政府為何展開勞檢，但媒體老闆在背後卻質疑她為何先從媒體業開始勞檢，對她而言這就是過去媒體資本長期壟斷的問題，「它壟斷了詮釋」。
報業擬推「8+4」彈性工時
曾任職《台灣立報》等媒體的《新新聞》雜誌記者呂苡榕說，去年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一些新聞工作者，因意識到媒體勞動條件問題，進而組織串連成立「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今年並以陪鑑人身份參與媒體勞檢，協助勞檢員深入瞭解新聞工作的工時等問題，但此次北市勞檢之後，新北市勞工局以新北市有新聞從業人員為由，與聯合、中時、自由、蘋果等四大報人資單位開會，後續聯合對內宣布「工作8小時加自行調配休息4小時」彈性工時制，中時、自由資方也擬定採用類似制度，而蘋果資方及工會則將再協商。
呂苡榕質疑，若實施「8+4」工時制，記者上午9點開始工作到晚上9點，超過12小時才有加班費，而中間休息時間必須自行登記，但記者若預設休息時間，中途面對突發事件或上司來訊，又該如何區分處理，此舉反而是逃避勞動法規，讓工時從8小時延長為12小時。勞動局長賴香伶對此認為，新北市勞工局也知道問題嚴重，先與媒體人資主管對話，目的是希望改善勞動條件，在作法上與北市僅是先後差異，與資方討論紙本表格與設計方式上讓勞檢出錯率降低，使得檢查結果不像北市一樣「豐富」。
北市勞動局另對資方「未置備出勤記錄」、「未7天休息1天」、「1天工作12小時以上」等案由，認定其濫用責任制、嚴重危害媒體勞工，加重處罰15萬元。賴香伶對於裁罰的「差別待遇」強調說，裁罰有一定標準，採取上限或下限是市府的權力，有些公司因有實質工會監督，而有協商計畫，如此裁罰較低，而有的員工工時超過13小時，公司卻在陳述意見期提出「員工同意書」，說勞資雙方你情我願，「這種事情你能減罰嗎？絕對不行。」
「上戰場的不是檢查員，而是在座各位辛苦的第一線。」賴香伶表示，媒體工作者可透過工會或團體與老闆展開協商，以自己力量形塑「談判權」。公權力若能協同作戰，就是可透過「陪鑑人」等制度，協助工作者之間打破所屬企業界限，形成交叉認同的夥伴關係。
媒勞權成員呂苡榕指出，從去年318佔領國會事件，讓許多記者對於勞動處境惡劣有極大同感，除了在立法院每天輪班12小時，任何突發狀況也必須掌握，雖然重大事件發生，新聞工作者願意也有責任感在現場，但無法持續不斷報導，除了對身體造成負擔，對新聞品質也有影響。
即時新聞加速勞動條件惡化
呂苡榕說，其實媒體勞動條件惡化早在318之前，由於網路發達形成「即時新聞」報導，媒體資方希望衝高點閱率創造廣告收益，報導越快廣告效益越大，「即時新聞」越發展就使得媒體勞動環境越糟。像日前RCA汙染案一審宣判，《蘋果日報》在宣判一結束就發了即時，許多攝影記者也是一邊拍照一邊發新聞，而許多即時新聞先發佈片面資訊才不斷更新，但許多讀者僅停留在第一次閱讀的印象，媒體反而成為錯誤訊息的製造者，已侵害媒體工作者的本質。
「為何現在記者這麼計較工時？」呂苡榕說，許多老一輩記者除了白天採訪，晚上應酬後還要寫稿，以前也是一天12到18小時工作，不解為何年輕記者為何在意。她認為是現在的媒體勞動環境已讓記者的專業尊嚴受到衝擊，尤其多數民眾認為記者「腦殘」，但媒體主管希望用即時新聞衝高點閱率，記者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做了許多「瞎忙」的事，進行有意義報導的時間就減少。
首任記協會長：專業自主與勞動權益失衡 終究付出代價
1995年曾擔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首任會長、現任天下雜誌總主筆何榮幸表示，過去20年來，從澄社發表《解構廣電媒體》、記協、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等團體相繼成立，而10年前從公民團體開始參與媒體改造，讓媒改議題不再只是少數傳播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投入。
何榮幸指出，過去10年造成台灣媒體質變的兩大力量，其一是《蘋果日報》登台後，「蘋果化」衝擊台灣媒體形成利弊參半的現象，可見於李惠仁今年剛推出的紀錄片《蘋果的滋味》，再者是「網路化」及「數位化」正以「即時新聞」為表現形式，改變原本的新聞定義、工作型態、勞動條件等層面，而以網友意見為導向，以快速反應做為媒體生存的價值。
何榮幸認為，媒體的機會結構不斷緊縮，下滑的勞動條件在每個媒體條件都差不多，雖然獨立媒體、公民媒體等組織抬頭，但提供的機會太少，以至於還不是多數有志從事新聞工作者，想要成為記者所追求的目標。
「前幾個世代的記者，在過去10年結構性媒體改造面向的缺席與蒼白，責任是沒辦法迴避，也難辭其咎。」何榮幸表示雖然與新聞同業共同催生記協，但過去20年來實務工作者紛紛退縮回到自身機構場域，希望藉由新聞專業樹立典範，但也在媒體改革的戰場缺席，在新聞專業自主與勞動權益沒有找到平衡點，太強調新聞專業自主的重要性，以致於在媒體機會結構尚未變得很差之前，沒有厚實記者的勞動條件，終究付出了代價，而像「媒勞權」等新世代記者站出來彌補缺口，將是不同世代的新聞工作者共同努力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