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韓民國（南韓）來說，2015年其實是個非常特別並且饒富紀念意義的一年。
2015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七十週年，是韓國脫離日帝殖民獲得民族解放機會的「光復」七十週年。雖說1945年脫離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的韓半島，其後隨即因美、俄信託統治以及南、北韓各自建國，加上韓戰爆發與東西冷戰格局的形成，以至於韓民族無法迎接一個「統一」的韓半島，而南、北韓「分斷體制」也在美蘇冷戰格局下逐漸定型成為常態，但「光復」對韓民族來說仍是象徵獨立自主的重要大事。
不過，在後續持續的冷戰格局中，屬於自由民主陣營的韓國，國家的生存發展主要依靠「韓美同盟」做為後盾，在美日亦為同盟關係之下，韓日之間的關係並不算差。而為了安保生存與經濟發展的理由，1965年時朴正熙總統亦選擇與日本發展正常化的國家關係，因此今年亦是「韓日關係正常化」邁向半世紀的一年。
在1990年代初期舊蘇聯共產集團分崩瓦解，同時南韓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之中，南韓外交的重點工作逐漸從重視國家安全的「安保外交」，轉向成為預備統一的「統一外交」。首次實現政黨輪替的金大中總統，2000年於平壤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簽訂了《南北共同宣言》，讓南北關係產生了質的變化。而今年的6月15日，正是《南北共同宣言》的15週年紀念日。
以此，2015年對韓半島的和平、韓民族的獨立、韓日關係的化解，以及南北韓關係的改善，都是饒富紀念意義的一年。但此時此刻看來，韓半島和平統一未見曙光、韓日關係陷入低點，而南北韓關係亦未能有所改善。為何如此？這或許得從韓國的「過去清算」來談起。
「過去清算」一再推遲
韓國所謂的「過去清算」，大抵上與西方學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概念相同。「轉型正義」最樸直的定義為：當政治社會歷經轉型（通常是指由威權轉至民主）之後，對過去不公不義情事加以審視與矯正。在韓國，所強調的則是對不正確與不正義的「過去」之總結與「清算」。
只是當我們細觀韓國解放後的歷史時將赫然發現，雖然當政治體制面臨轉換之時，社會自然會興起清算過去之聲浪，但往往因為意外的因素，使得韓國面臨了政治體制雖已轉型卻無從清算與回歸正義狀態的情況。而伴隨著民主轉型的歷程，「親日派」與「過去史」逐漸成為困擾著韓國社會的常態難題。
事實上在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之前，朝鮮右翼與中道派的政治人物就曾組成「南朝鮮過度立法議院」，並提出《民族反逆者、附日協力者、戰犯與奸商犯之特別法》希望能處理通敵的背叛民族者。而1948年的大韓民國憲法中，亦設有「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之組織。這些制度設計之目的皆在於：具體清算自朝鮮後期一直到日帝殖民強佔期間，協助日本統治朝鮮半島的「親日派」份子。
只是，經歷了美軍軍政時期方成立的大韓民國，不久後隨即遭遇韓戰困境，這使得南韓並未有機會對「親日派」份子進行實質的清算。非但如此，為方便暫時與戰時的統治和管理，一些因親日身份而擁有不當土地與財產的親日派人士，反倒有機會進入政府機構，或進而掌控財經界與媒體，成為支持保守理念的既得利益份子。這也使得在1966年「親日文學論」論爭出現之前，「親日派」一詞並未能出現在韓國政治社會的討論之中。而這也意味著，韓國在還未能真正清算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前，就選擇再次與日本恢復邦交。
伴隨著1980年代韓國民主化的過程，「親日派」議題成為韓國社會的關注焦點。透過六卷《解放前後史的認識》，韓國社會開始注意到威權體制與親日派之間的關聯性，這也使得1990年代開始，討論親日派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而在金大中與盧武鉉總統執政的「民主十年」之間，對過去清算與親日派問題特別重視。盧武鉉總統除提出《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特別法》外，韓國國會亦於2005年訂定《關於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國家歸屬特別法律》，以利於收回親日派所取得的不當土地與財產。而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則著手進行《親日派人名辭典》的編纂與出版。
只是當親日派與過去史問題受到韓國社會重視的同時，「親日派」如何定義？「親日行為」的歷史意義如何？卻成為引發韓國內部爭議。特別是對過去曾掌握政經或媒體實權的既得利益者該如何清算？成為韓國社會難解的課題。例如，朝鮮與東亞日報兩大報的親日問題；又例如前總統朴正熙曾在滿州國擔任中低階軍官，因而是否應被列為親日派之列？的話提，成為韓國社會熱烈爭辯的焦點。而2002年的韓國社會，因出現了名為《為親日派辨明》的書，韓國學界中亦出現韓國社會不應「執著」於「過去史」的言論，這使得對「過去史」（對於威權統治的同情與否）的看法，成為南韓社會「保守」與「進步」陣營支持者的重大分野。
由於進步派所抱持的「親北、反美與參與民主」路線，與保守派的「親美、反共與經濟發展」路線有著天壤之別，兩派支持者對於歷史的觀點亦隨之出現極大的反差，這使得「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與採用，在韓國成為一個棘手的課題。
教科書史觀成為「民主內戰」
簡單來說，韓國保守派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作用下，無法容忍親北與親共的文字敘述；相反地，韓國的進步派則在反日與反威權的民族情感之下，無法見容任何有親日嫌疑或是反民族的文字論述。也因此在金大中與盧武鉉執政時期，國、高中教科書中過份「左傾向」的歷史觀，受到保守派教育學者與歷史學者的強烈反彈；而在朴槿惠執政時期，保守派知識份子所撰寫的歷史教科書則被貼上了「親日」標籤，而歷史教科書的史觀之爭，被比喻為韓國的「民主內戰」，而這種產生於南韓內部的衝突則被稱為「南南葛藤」（意指在南韓內部所出現的理念糾葛與對立衝突），並且反應在對南北韓「統一」方式與進程的認知差異之上。
雖說韓國內部對於過去史的解讀有所不同並且持續陷入爭執之中，但韓國社會對日本教科書企圖美化或掩飾日本帝國與軍國主義的批判倒頗為一致。雖說從各項數據來看，過往日本一直是韓國在美國之後排名第二重要的邦交國家。但2015年時韓日邦交正常化即將邁入50週年之際，近來日韓的關係卻似乎陷入兩國建交以來的最冰點。根據韓國媒體報導，韓國政府也主動停辦紀念韓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的若干學術與文化活動。
在獨島領土主權衝突加劇以及日本修訂教科書所引法的爭議之下，韓國與日本處於非常惡劣的外交關係。前總統李明博於任期結束前登上獨島的舉動，雖有效地增加其在國內的聲望，但卻使得日韓關係陷入緊張狀態，而現任總統朴槿惠的反日情感也使得其任期過半之際，韓日至今卻仍未進行互訪的高峰政治會談。
而日本在安倍首相再次上台之後，其所遂行的一連串外交政策作為，更使韓國倍感不安與威脅。例如，日本與北韓在瑞典進行交涉，達成了只要北韓重啟調查被朝鮮綁架的日本人問題，日本願意鬆綁其對北韓的制裁措施；日本國會議員發表了簡稱為《河野談話驗證報告》的《圍繞慰安婦問題日韓交涉的經緯──從河野談話的作成到亞洲女性基金》，提出做為「河野談話」依據的慰安婦的證言不值得相信的言論；日本重新劃定防空識別區的舉動；以及，日本安倍內閣通過變更憲法解釋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方針。這些作為在在牽動韓國政府與民眾反日的敏感神經，並使韓國政府選擇逐漸與中國靠近。
我們從後見之明的角度可以發現，韓國由於在歷次政體轉型的過程之中始終無法進行徹底的「過去清算」，以至於未被清算的「殖民遺緒」結合了未被清算的「威權遺緒」，成為目前韓國保守派與進步派理念對立的基礎。這也是為何「親日派」問題在「終戰／光復」已七十年的今日，仍如同日帝殖民時期殘存下來的幽靈一般，徘徊佔據在韓國社會上空，並且不時引發韓國社會內部衝突的重要原因。
（本文原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2015年8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