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慈善──「施予的文化」不能解決問題

想像你遇到一名兒童掉進池塘，而你是周圍唯一可以救他的人。你可以輕易涉水去救起他，儘管你的衣服跟鞋子將會弄髒。如果你不這麼做，這兒童就會淹死。

你應該要去救兒童，這是無須經過大腦的反射動作。但如果你身邊有其他人時，你的答案是否會不同？不會。如果這起事件不是在你面前發生，你的反應應該要有差別嗎？不該。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這兒童不是溺水，而是因為缺乏食物、飲水或醫療照護處於道德危機中，而你能做的只有捐款給慈善機構，你會更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責任介入嗎？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不這麼認為。

在〈飢荒、富裕與道德〉一文，還有他2009年出版的《你能拯救的生命》一書中，這位知名的哲學家主張，你不得不透過慈善機構去幫助那些生活於極端貧窮的人們，就像你幫助溺水的兒童。

他認為這兩個案例中有一樣的道德原則：我們應該致力於減少其他人的痛苦，同時這樣做並不會「犧牲任何重要性相近的事物」。在溺水兒童的案例中，你的衣服和鞋子不如兒童的生命重要。而在慈善事業的案例裡，你財務上付出的金錢等價於衣服鞋子，重要性遠遠不及於拯救孩童的性命。

這個基本的論證引發了一波成長中的社會運動，他們自我標榜為「有效利他主義」。有效利他主義者會計算錢要花在哪邊最好，然後據此鼓勵相對富裕的人導入他們的資金。在這一類「運動」之中，最常被提起的包括瘧疾防治基金會（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他們分發經過殺蟲劑處理的蚊帳；血吸蟲病防治計畫（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itiative ），他們建立以學校為基礎的驅蟲計畫；還有直接給予（GiveDirectly），他們提供無條件的現金轉移給極端貧窮者。

超過1萬7千人承諾每年至少捐出他們1%的收入，用於資助這些計畫。還有超過1千人承諾捐出至少10%收入。這樣的作法在千禧年世代（譯者註：泛指在1980年至2000年之間出生的年輕人）中特別受歡迎，並引發一些人讚為「我們這世代的新社會運動」。

雖然這論點存在超過40年，但這些運動大部分的成長都只是近5年的事。到了今年，我們看到眾多的出版品跟書籍，包括《如何做偉大的善事》、《更好地做好事》、《陌生人溺水》還有彼得．辛格最新作品《你能做的最大善事》，都在大眾媒體中獲得廣泛且積極的報導。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信這一套。對這類運動的批評通常包括慈善機構的不民主性質；破壞基本的公部門服務；以及通過慈善獲得援助後，可能對長期經濟發展不利。

左翼人士對運動的批評則更為深入。舉例來說，保羅．高柏格（Paul Gomberg）認為彼得．辛格論述中所推廣的分析框架，藉由將我們的焦點從政治、社會和經濟議題上，轉移至抽象的哲學討論，不啻是「提倡一種政治的無為主義」。

高柏格進一步指出，「透過慈善來減少貧窮」抑或「達成基進的系統性變革」，要成功所需的資源都大令我們「顧此失彼」，因此必然被理解為競爭「時間、精力和其他資源」的兩種路線。

事實上，辛格與有效利他主義者也會宣稱他們喜見系統性變革，但意思通常是指他們支持諸如司法正義、移民議題或國際貿易等方面（溫和）的政策改革。像高柏格這樣，對資本主義進行更徹底的批評，理所當然地在思想上缺席了。

對此，辛格反駁說：「如果有微小的機會去達成你所尋求的那種革命，你所該做的就是去看看你的身邊，並制定更好的策略，以真正幫助到一些窮人。」

但問題在於，每當我們想像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有效利他主義卻會強烈地反對這種改善全球窮人處境的最佳途徑。

這種運動所仰賴的資產階級道德哲學，才是是核心的問題。有效利他主義者將自身由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動態結構中抽象化，從而迴避了自己的角色作用，結果形成了一種在道德上和結構上都有缺限的分析，最終催化出以資本的語彙來解決世界上最迫切問題的局面。

有效利他主義者視慈善機構為黑盒子，把錢丟進去，好的結果就會跑出來。想要做好事的人，變成就是得捐錢給慈善機構。

慈善行為唯一值得分析的面向，是那些鉅額捐款者付出的金錢能達成多少改變？評估指標不外乎「拯救一個生命的平均成本」或「一個人生活品質調整後的生命年數」（quality-adjusted life-year）1。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有效利他主義者往往一開始就掩蓋重要的社會關係、模糊捐款給慈善機構的道德性（與成效）或乾脆就是要求其他人這麼做。

慈善的黑盒子所展示的只不過是潛在的慈善家與潛在的受害者之間的關係，但那傷害往往出自於可被預防的惡行。甚至，連這樣的對比都是虛偽的，慈善只不過是擺弄出一個有能力拯救別人的人與另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人的交換關係。

在現實中，潛在的慈善家只有付錢給其他人去拯救潛在收害者的權力。捐錢變成善心人士營救他人主要的手段，要是沒有貨幣的轉移，就沒有人獲救。

諷刺的是，有效利他主義者苦苦懇求個人使用他們的金錢，好讓那些急需救助的人們獲得必需品。但是他們絕口不提這些必需品如何在一開始的時候被製造跟分配。

如果我們觀察慈善機構如何創造跟分配這些他人迫切需求的資源，我們肯定會懷疑為了利益而扣住這些資源的行為是否正確。這麼做往往在道德上會受譴責，但這同時也跟有效利他主義者主張「不捐款給殘善機構是錯誤」的邏輯一致：對一些小額款項（或這些錢可能買到的東西）的重視程度超過一條人命或一個人能否擁有最低生活標準，是不道德的。

作為一個有良心且有錢的人，我們不能給生命標價，但作為一個參與在由資本邏輯所宰制的系統下的個人，我們卻必須這麼做──這是一個明顯的道德事實。但有效利他主義的論述卻在完全不提及自身與資本積累存在直接緊張關係的情況下，將這個事實置換掉了。

這造成一個荒唐的結果：有效利他主義者懇求個人捐款購買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必需品，卻不在道德基礎上去反對將這些必需品納入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

在拯救辛格所假設的溺水陌生人和捐款給慈善機構之間，這是主要的失敗。在最早的案例中，對我們來說，拯救人的損失僅僅是個人的機會成本，因為跳進水裡而弄髒了我們的衣服跟鞋子。而在之後的案例裡，我們所付出的成本，變成資本機構為了救助而發放物資的必要條件。

這個有缺陷的分析架構造成的影響，超過慈善的黑盒子概念。並掩蓋了驅使有效利他主義者行動的資產階級道德哲學。這不是抽象的資本，這是為了將從事生意的行為，轉換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本質。

溺水的陌生人類比從而發生在非常不同的狀況：危急的兒童需要一些生命維持品（食物、乾淨的水、醫療用品等等）。這些物資由資本不民主地製造或掌控，而且指揮其散布。透過將其人格化，至少在三個方向上，資本對拯救溺水者是失敗的。

首先，資本確實有著那些受威脅的陌生人所需要的東西。而大部分的個人通常僅為他們自己或家人取得必需品。機構受資本積累的邏輯限制，集體地擁有個人為了生存而必須花錢購買的必需品。

這樣的安排，不易外地造成讓人反感的結果。我們在這裡看到其中之一：資本將會讓溺水的陌生人死掉，除非它收到足額的金錢支付。不論我們做什麼，資本的態度都將不變：溺水陌生人生命的價格比維生所需的物資還廉價。此外，資本將視其從中獲利的能力來評估是否參與進拯救隊伍當中。

對資本來說，這不過就是另一樁交易，難道不是嗎？這個原則即使僅在有人無法負擔購買時比較明顯，但依舊暗示了所有維生必需品的交換行為。

其次，資本創造「溺水的陌生人」。企業無法從缺乏或沒有購買力的人身上賺取利潤，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窮人需要利他主義者拯救的原因。

他們的購買力主要被資本對他們勞動的需求所決定。儘管事實上，生活於貧困中的人們能夠以重要的方式貢獻社會。但他們通常在商業上看來無利可圖，或是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也不會支付給他們足夠的薪資讓他們能這麼做。

然而。資本商品化了必需品，直接破壞了全體人民藉由決定資源分配方式以自給自足的可能。

舉例來說，如同慈善機構跟有效利他主義者所宣傳，全球的窮人有多麼迫切地需要食物。資本取得並控制他們的肥沃土壤以種植能夠賣出更高價格的農作物，將為人們帶來更多收入。實行這種耕作，將會過度消耗已經稀少的水資源，並帶來生態浩劫，像是物種滅絕或是全球氣候變遷。

於此同時，資本透過非法資金流動、逃稅、債務償還跟有利於全球資本家的貿易政策，每年從「發展中國家」榨取將近2兆美元。

資本賺走了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失去的收益和資源。每個人餵飽自己的能力，變成取決於在全球市場上和其他人議價的能力。在那裡，贏家決定該如何使用在地的資源。

政府失去的稅收和結構調整計畫2創造的環境，被認為是合理化刪減基本公共服務的理由。例如消滅瘧疾的計畫，這是有效的利他主義者最喜愛的一個慈善項目。而這樣的作法，不易外地造成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資本持續將民生必需品商品化的動態過程，首先是將數億人民變成溺水的陌生人，並創造需求，使慈善組織得以不斷增生。

最後，每件被提及的事件都需要非資本家去介入。除了挑戰資本的規則之外，一個非資本家能夠輕易採用的選項就是捐款給慈善團體，也就是補貼資本從基本物資中賺取利潤。或者乾脆就忽略那些人們的需求。

大多數因為同情而行動的人，唯一能輕易採取的方式，就是那種補貼的資本積累。即使慈善極端地有效率，我們不應該在一筆適當數目的金錢和一個人的生命中做出選擇。但我們面對的狀況是，資本家已經選好，而且將世界打造成他們想要的樣貌。

像彼得．辛格這樣有效利他主義者，自始至終順著資本的動態去分析如何處理道德困境。這就是有效利他主義造成危害的原因。

透過這樣的僵化的社交詞彙和僅討論昧於事實的道德困境。他們以有缺陷的概念解釋最迫切的問題。將應該對資本的控訴，轉變成任何人都要有一點可供消費的收入問題。

這麼一來，問題似乎不在於資本主義的不道德制度，儘管這制度陷數億人於貧窮，以及讓數千萬人需要食物、飲水、庇護和基本醫療照護。

取而代之的是，問題變成相對富裕的人們沒有為了上述數以千萬計的需求，從資本家那邊購買這些必需品。不管是出自於對自己購買能力的無知，或是對於所處的消費社會缺乏意志力。這些相對富裕的人似乎成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象徵。

他們會說解決之道在於讓人們知道透過捐款能做些什麼，並且創造「施予的文化」。但是這樣錯誤的方向將會讓這些議題導向批評人們的花錢習慣。

這樣對消費模式的批判，理論上能和對資本的批判並行不悖。有效利他主義者的目標市場，也就是說那些相對富裕者，通常不會在沒有論辯狀況下，從前者的立場轉移至後者。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去提供我們的議題，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議題的地方。

給予商業組織免費通行的收益，造成荒謬且讓人遺憾的結果。舉例來說，辛格最新的著作鼓勵充滿善意、陽光的年輕人去選擇一個基於他們能透過慈善跟遊說完成工作的職業。

而他們有效率的選擇不外乎：（一）「加入華爾街以拯救世界」或追求一個利潤豐厚的職業好能夠「為了給予而賺錢」；（二）開創或是為具備高度影響力的慈善組織工作，包括為有效利他主義團體；（三）在一個窄小的研究、政策領域工作，或是擔任為資本辯護的工作。

同時，資產階級搖身一變成了我們最有可能的救星，而道德哲學家都成了慈善機構的會計、行銷人員，提倡「解決全球貧困，立刻行動！」或指點「你能做的最大善事」。

如果我們持續地應用有效利他主義者所強調的道德原則，就可以避免這種狀況：當我們不會因此犧牲重要性相近的事物時，我們應該幫助他人。

在和有效利他主義者爭論其主張時，他們通常引述知名的哲學家或是宗教領袖，以說明這項原則。其中之一是孟子，儒家傳統的主要闡釋者。據說孟子對梁惠王說：「有人因為飢荒而死在路旁，而你沒有讓你的糧倉發米給他們。當人民死亡，你說『這不是我造成的，這是上天的責任。』這和刺死一個人之後說『不是我做的，是武器殺了他』有何分別？」3

這個段落暗示的原則並不應用於那些有著可消費的收入的人。它被更直接地應用於那些資產階級，他們像國王一樣運用他們的生意控制其他人維生所需以及最低生活標準。當人們因為缺乏食物、清潔飲水以及醫療照護而死亡，這些資產階級的成員會說：「這不是我的責任，而是市場造成的結果。」

與其要求個別消費者負擔數百萬人的基本維生，我們更應該去質疑經濟系統，以停止對某些人有利可圖的痛苦和飢餓。與其只是在個人的層次上創造一種「施予的文化」，我們更應該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化的奪取」。

我們沒有必要接受資本的條件以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或是它們所謂的人道危機。我們能夠徹底地顛覆這些條件。

• 1.品質調整生命年數（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是結合存活年數（quantity）與生活品質（quality）的函數。計算出來的數據等於是一種改變後的期望壽命，通常用於評價和比較健康干預的效果。
• 2.結構調整計畫（strucutral adjustment program）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其債務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設定一系列政策以確保債務國償還能力。包括刪減社福、公衛、教育支出，私有化，以及開放市場等。
• 3.《孟子》梁惠王篇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