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敘利亞當前的難民危機，除了遲遲無法啟動和平談判的內戰問題，自2014年以來伊斯蘭國在敘利亞東北部和伊拉克北部一帶大幅擴張控制範圍，甚至引發美軍介入發動多次空襲，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或許認為，為了解決伊斯蘭國這個「邪惡」的組織，國際社會在美國帶頭下出手干預也是合情合理之事。然而，不管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或是伊斯蘭國，說穿了原本就是國際地緣政治角力之下的產物。近來，以對抗伊斯蘭國之名，親美的伊拉克宣布要與俄羅斯、伊朗及敘利亞分享情資，美國亦先後將與俄羅斯、伊朗針展開晤談，在伊朗公開主張「打擊伊斯蘭國，敘利亞政權不能垮」之餘，據傳美方也可能不再堅持近年來大力聲討的另一個「邪惡」──阿薩德政權──必須下台，但仍在盤算俄羅斯、伊朗後續對待敘利亞的態度是否符合己方利益。
這些看似前後充滿矛盾的局勢發展，再再說明了中東地區的戰禍往往根源於政治算計，同時也凸顯了有些動輒將故事說得非黑即白、善惡分明的激昂「人權」敘事可能大有問題。這篇原發表於美國獨立調查報導網站Consortiumnews.com的文章，就帶我們回到2011年2月的敘利亞，重新回顧所謂的「內戰」究竟怎麼發生。作者認為，西方社會的鷹派一心一意想塑造「極權政府血腥鎮壓民主浪潮」的形象，使得他們選擇性地無視敘利亞問題的複雜性，反政府勢力亦投其所好、不斷餵養誇大甚至錯誤的資訊，最終導致了內戰衝突難以止息。
敘利亞內戰自2011年爆發以來，已經造成近25萬平民喪生、全國足足有一半人口流離失所，形成過去25年以來世界上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在此同時，激進的伊斯蘭派別持續發展其勢力──美國中情局官員在2013年稱這是「當前美國國家安全首要威脅」──使得恢復和平及人權的機會看來空前地遙遙無期。
該被究責的對象很多，尤其是美國及其盟國裡奉行干預主義的那些人。他們稱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是一位無比邪惡的獨裁者，以合理化自己支持反伊斯蘭勢力、拒絕促成認真和平談判的立場。當然，阿薩德之所以有這種形象，跟他的政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伊始之際對平民示威者的殘酷鎮壓有直接的關係。
國家保護責任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CR2P）是聯合國的外圍組織，他們大致總結了對敘利亞問題的一般看法：「2011年3月中旬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抗議活動是敘利亞危機的預兆。該國國家維安部隊以野蠻的暴力回應一開始只是和平示威的廣大群眾。自2011年夏天起阿薩德拒絕停止攻擊抗議群眾，也不願意落實抗爭者訴求的實質改革。2011年7月，目擊者、受害者、媒體及公民社會紛紛提出指控，政府軍任意監禁、虐待平民，並且部署及使用了重型火力。」
2011年8月，隨著對敘利亞政府罪行的批判性揭露，歐巴馬與歐洲領導人要求阿薩德「面對敘利亞人民完全拒絕其政權的現實」並「靠邊站」。華府方面展開新一輪經濟制裁，使得敘利亞駐聯合國大使巴沙爾．賈法理（Bashar al-Jaafari）控訴：「美國正在發起一場針對我國的人道主義和外交戰爭。」
不過，所謂「2011年9月以前敘利亞反對運動多為和平抗爭」的一般看法，其實有誤，或至少是不完整的。事實上，反政府運動幾乎從一開始就帶有暴力的成分，並且可能正意在誘發阿薩德政權激烈反制、使這個國家走上極端。
雖然我們無法正當化敘利亞政府軍前前後後犯下的無數罪行，然而被大部分媒體和政府忽視的許多事實指出，敘利亞的悲劇應該是一場共業。西方和波灣國家的領導人關上了談判和解的大門，卻反而開啟了大屠殺以及致使極端伊斯蘭主義反對派崛起的道路，這使得他們要求敘利亞「改朝換代」的頑固主張少了幾分道理。
還原引發內戰的「暴力」真相
敘利亞南方靠近約旦邊界的德洛拉（Dara’a）是2011年率先出現多起抗議、導致內戰爆發的動盪核心地區。因為一場專家所稱「自數千年前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農業文明興起以來最嚴重的長期乾旱與農作歉收」，該地區許多務農家庭變得一無所有，帶著絕望而憤怒的心情湧入德洛拉，使得該地區的反政府情緒不斷滋長。
2011年3月初，德洛拉警方逮捕並毒打了幾名在牆上繪製反政府塗鴉的高中學生，結果造成示威者聚集在當地一座清真寺（毫無疑問受到了當時「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啟發）。示威者發動了爭取政治權利和反對腐敗的遊行，高呼「真主、敘利亞和自由」。報導指出敘利亞警方為了驅散群眾，使用了水砲、警棍甚至開槍射擊，造成3位抗爭者死亡。官方媒體隨後宣稱，遊行民眾裡有「滲透者」砸車、破壞財物、襲警，導致「混亂與暴動」。
接著示威者又展開反擊，導致情勢每下愈況。一名以色列記者撰文指出：「為了緩和局勢，政府曾經罕見地拋出釋放被關押的學生的條件，然而在其後的暴力事件中，7名警察被殺害，巴斯黨（Ba'ath Party）1總部和法院大樓被燒毀。」另一篇報導則指出，大約在4月初，曾發生殺手設下埋伏殺害二十多名趕往德洛拉的政府軍人的事件。
阿薩德總統也嘗試穩定局勢。他派遣有親族關係的高階政府官員前往德洛拉，承諾一定會追究警方朝抗爭者開火的責任。此外，他撤換省長以及一名政府維安部隊的將軍，也釋放了那幾名最初被逮捕（因而引發這波抗議事件）的學生。
阿薩德還宣布了幾項全國性的改革，內容如同聯合國針對敘利亞問題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所指出：「改革內容包括組建新內閣、解嚴、取消國家安全最高法院、大赦，並在新的法規中明定公民參加和平示威的權利。」然而以上措施未能滿足走上街頭的抗爭者，他們宣布德洛拉為「解放區」，結果就落入了政治學家查爾斯．特里普（Charles Tripp）的觀察：「這對當局來說已經過度挑釁。於是自4月底展開的新一波軍事行動，目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即便是人命──也要重新確立政府對局勢的控制。」
這一次，阿薩德政權毫不留情地做出回應。根據紐約時報引述當地居民的說法，政府以坦克和士兵圍攻城鎮，維安部隊切斷其水源、電力和電話線，在屋頂上部署狙擊，然而，根據另一份報導，不知名的殺手同一時間在德洛拉城中殺害了19名敘利亞軍人。
衝突被簡化為「壞人殘殺好人」
在此同時，透過社群媒體推波助瀾，抗議活動開始延燒至其他城鎮。到了4月底，政府軍據信已殺害幾百名抗爭者，但數十名軍人也於這段期間喪生。舉例來說，4月上旬9名敘利亞士兵前往班尼亞斯（Banyas）鎮壓示威活動，卻在城外的高速公路上被伏擊槍殺。西方媒體宣稱他們因拒絕對示威者開火而遭敘利亞國家維安部隊暗殺，但這個天馬行空的說法為奧克拉荷馬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蘭迪斯（Joshua Landis）所駁斥。
一位在巴黎活動、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敘利亞反對派領袖告訴蘭迪斯，曾經有3個團體與他接觸，宣稱要「提供資金及武器予敘利亞反政府軍」，其中包含幾位他不願指名的親美敘利亞反對派人士。他當時即高瞻遠矚地警告，任何提供金錢及武器給反政府軍的行為都是在「推他們去自殺」。
蘭迪斯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媒體和分析者不願承認武裝分子日益活躍，他們寧願訴說一個正邪之爭的簡單故事。當然，絕大多數反對派是和平的，而且正遭遇政府部隊和狙擊手的致命攻擊，但故事為何不能直面這個事實：手段並不和平的武裝分子，也同樣涉入其中。」
同時他也指責西方媒體對2011年6月初一場大屠殺事件有類似誤報。當時在靠近土耳其邊界的穆斯林兄弟會大本營──爵薩拉勒雪侯勒（Jeser al-Shagour）──有140位警察及維安部隊成員被反政府組織所殺，但部分西方媒體不加查證地複述他們從當地社會運動者那裡聽來的消息，表示大屠殺的受害者是因發動兵變反抗上級而被政府軍所殺。蘭迪斯指出，一段這場戰鬥的影片「確切佐證了府方對該事件的原始說法：駐紮在該市的士兵被有組織的武裝反對派所擊破。」
在敘利亞中北部大城哈馬（Hama），則流出另一段反抗軍將政府軍人屍體往高架橋下丟棄的影片。根據CNN在2011年8月2日的報導，「一位不願具名的重要反政府運動人士告訴CNN，官方電視台的報導是正確的。那些屍體的確是被自伊克拉返國參加反政府戰鬥的戰士殺害的敘利亞祕密警察。」雖然他堅稱這種暴力在反政府陣營絕對是例外，而非常規，但同時也承認這樣的行為「使得敘利亞政府宣稱被武裝團夥鎖定，顯得有幾分可信」。
反抗敘事為國際介入製造藉口
此後不久，美國私人情報公司斯特拉特福（Stratfor）的一位分析師警告同仁不要被反政府方的宣傳誤導：「反對派必須找到方法使阿拉伯之春的敘事得以繼續，因此關於政權殘暴以及反對者力抗的新聞源源不絕，是可以預見的。雖然可以確信有示威者和平民被殺害，但比起被政府鎮壓的其他地方，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大規模殺戳發生。儘管安裝有50釐米機槍的坦克曾被用來驅散示威者，但斯特拉特福尚未見過重型武器被用於屠殺平民或造成明顯的戰鬥損害。」
2011年8月，就在西方國家領導人呼籲阿薩德辭職前幾天，蘭迪斯正確地預言該政權不會簡單地退居一旁，靜靜地讓反對派接掌：
「敘利亞的分歧太深，復仇和種族清洗的恐懼，恐將替眼下征伐割裂的景況，爭取長達數十年的支持。假若曾有敘利亞領導人願意和平的轉移權力，或者建立某種形式的制憲會議，他們早就已經這麼做了。敘利亞人的尊嚴如此匱乏和破碎，是敘利亞苟延殘喘的一部分現實……」
「敘利亞擠滿了一無所有的人，他們只有很少的教育資源，幾乎沒有可能展望更好的機會、更有尊嚴的生活，暴力和違法亂紀的潛在危險極高，最令人擔憂的是各反對派之間缺乏領導人。」
但是，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再加上他們在土耳其和波斯灣的盟友們──無視了類似蘭迪斯立場的建議，不願尋求對話與和解，而選擇短兵相接，深化內戰。
「光是因為敘利亞可能變成另一個利比亞，形成不宣而戰而且更糟的情勢，美國人就應該關注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前中央情情報局分析師菲利浦．居勞帝（Philip Giraldi）在2011年12月就已提出警告，「北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已秘密介入敘利亞衝突，土耳其率先成為美國的代理人……北約的秘密戰爭運輸機已抵達位於邊境城市伊斯肯德倫（Iskenderum）的土耳其軍事基地，送去了取自比利亞強人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晚期武火庫的武器，以及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Libyan 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的志願者。經驗豐富的他們將傳授當地組織者如何對抗訓練有素的士兵，也就是他們對抗格達費軍隊的技巧。」
「伊斯肯德倫也是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2的根據地，法國和英國的特種部隊訓練員協助訓練敘利亞武裝反政府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國特種部隊提供通信設備和情報，使得反政府軍的戰鬥人員能避免敘利亞政府軍集結兵力。」
保護是一種責任，而非火上澆油
基於這些事實，我們該做些什麼？
首先，即使反對派的宣傳語言多少誇大其與大馬士革政權之間的對抗，我們仍沒有任何理由懷疑聯合國和民間人權組織的報告：阿薩德政權沿襲了數十年的獨裁統治、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主義法，犯下反人類罪、謀殺、酷刑、戰爭罪、任意逮捕和拘留、性暴力，任意攻擊、掠奪和破壞財產等罪行。
然而，這些對敘利亞政府軍的指控，將這一系列衝突的緣由導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部分人權組織也承認，從2011年夏天開始，武裝反對勢力對平民犯下多起針罪行。2012年3月，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出公開信給敘利亞反對派領導人，譴責「武裝反對分子的犯罪和其他虐待行為」，包括綁架和拘禁政府支持者，對維安部隊成員和平民使用酷刑，以及襲擊敵對的什葉派和阿拉維派穆斯林。
西方媒體雖然沒有對這樣的報告視而不見，但輕描淡寫的程度顯而易見。他們顯然傾向持續聚焦於阿薩德政權如何如何邪惡這種排場更宏大（也更簡單）的敘事。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烏克蘭，西方媒體因為同情烏克蘭反對派，而對其右翼勢力於2014年2月以暴力政變推翻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政權的問題輕輕放過。
西方政權（包括歐巴馬政府）長期以來都採取雙重標準，選擇性地以「人權」為理由要求他國政權更替。許多參與反阿薩德運動、背後有美國撐腰的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無論是在家裡或對鄰國（比方說加薩、葉門和黎巴嫩），嚴重侵犯人權的行徑與犯下戰爭罪的紀錄都多如牛毛。
就像在利比亞和伊拉克一樣，「人權」在敘利亞成了一個方便的武器，支持著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長期野心──藉著推翻關鍵的阿拉伯政權以改寫中東權力地景。原本應該是救死扶傷的崇高事業，反倒造成更多敘利亞人民的犧牲。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本身即是對人權最大的威脅。我們共同的「保護責任」（譯註：此處呼應文章開頭提到國家保護責任國際聯盟的R2P原則，即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必須從限制武裝衝突萌芽與擴散做起，而非以人權之名，火上澆油。
- 1.巴斯黨（Ba'ath Party）全名為「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或「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通常簡稱「復興黨」。1947年成立於大馬士革，是一個非宗教、民族主義的泛阿拉伯政黨，以敘利亞和伊拉克為主要勢力範圍，但後來兩國的黨派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政黨。敘利亞復興黨自1963年在老阿薩德（Hafez al-Assad）的領導下發動政變奪權以來，一直是敘利亞的執政黨。黨中成員主要是阿拉維派，長期接受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援助，堅決反對英、美，不承認以色列。
- 2. 2011年8月，敘利亞反政府的各方勢力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創建名為「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的政治聯盟，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即為該聯盟底下的一個武裝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