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自菲律賓海巡船射殺台灣漁民的事件爆發以來，國內攻擊菲律賓人的消息頻傳，論者批評的焦點集中在媒體煽動國族情緒、政府凍結菲勞等制裁措施上，認為這些因素激化了台灣人對菲律賓人的言語和肢體暴力。但上述分析略過了這波種族暴力的根源，以及權力運作過程的重大變化，亦即，為什麼台灣社會比國家本身更投入戰爭與種族主義的狂熱？為什麼人民在這場「反菲戰役」中扮演發號施令、喊衝喊打的角色，而政府決策反而是亦步亦趨，由軟至硬？為什麼社會當中的排斥暴力會先於國家的主權暴力發生？
回溯台菲衝突事件後的暴力系譜，依序登場的是大批網民的仇恨話語和對菲國網站的癱瘓攻擊，媒體和名嘴的謾罵，菲勞被台灣人用球棒毆打，市場攤販貼出「不賣非人」的告示等種種歧視行為......；直到民意瀕臨沸騰頂點，政府才決意對菲律賓做出強硬制裁（諷刺的是，政府宣佈制裁時還呼籲台灣人民理性對待菲國人民）。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種族暴力的源頭既不是國家機器，甚至不是主流媒體（他們都是太容易的歸罪對象），而是獨立於兩者的公民社會。
當公民社會成為暴力的根源，同時也意味著權力樞紐的轉移與權力模式的根本改變。有別於由上而下壓制的主權邏輯，這類權力更傾向由下而上，由邊緣匯聚到中心，生產出暫時性的「主權」。台菲衝突事件具體而微地展現了此一過程：不是主權者去決斷例外狀態，而是社會先進入種族主義的內戰狀態，進而逼迫主權者決斷──換句話說，是台灣人民以自身的公民資格（公民／非公民或者人／非人的判準），來證成主權向外施壓與向內驅逐的暴力，且持續促成國家的經濟制裁和軍事演習。同樣的，媒體與觀眾的關係早就遭到反轉，不是「劉寶傑」等名嘴的激情演出操縱了觀眾，而是掌握傳播科技的台灣人民發揮了媒體近用的最大效果，操縱了「劉寶傑」和媒體。
於是，在權力四散於社會領域的狀況下，我們不斷看到搶著宣戰的人民、責備主權者軟弱無能的人民，以及迫不及待排斥他者的人民。近年幾場民粹主義催生，內含排他本質的運動，例如反對廢除死刑、白玫瑰運動，一直到反酒駕立法最力的都是人民，甚至，要求火車輾過臥軌工人、差遣警察動手抬走抗議者的也是人民。事實上，這個時代的政治舞台已經讓位給了公民社會，主權國家和主流媒體表面上披著巨獸的外衣，不過是日漸壯大的公民社會的附庸。
台灣解嚴後民主化轉型的實質成果，就是公民社會已習慣於自主運作，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民作為去中心化的權力載體，一方面使得團結抗爭更為可能，一方面也埋下民粹反動的危險──台菲衝突事件衍生的種族暴力正是血淋淋的例證。唯有辨明當前權力部署的新局勢，直面公民社會的內在矛盾，避免將暴力問題簡化成主權國家的壓迫或新聞媒體的惡意，我們才能思考下一步的政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