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廠裡的女性主義問題

自從我的書出版後，常有人問：究竟「受誘惑的女性主義」（feminism seduced）是什麼意思？誰在誘導女性主義？而原因又是什麼？這是一個具有多重涵義的複雜問題，我在此列舉其中兩個重點：第一，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s）如何利用廉價女工；第二，避談由政府領導的發展策略，轉而聲稱女性是終結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的關鍵。

資方、政府，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國際金融機構，更將當代女性主義奉為圭臬的其中一條原則——「女性的支薪工作權」——用來正當化在加工出口區雇用女性去從事惡劣且危險的工作。

以服飾、球鞋、電子零件以及許多產業的生產線工作，因全球化生產而外包到了南半球的低薪國家，這些作業工廠大多設立在「加工出口區」——這是一個讓企業得以免除勞動、健康、安全規章限制，而且免課貿易稅的自由貿易區。這些工業區採用結構性的反勞工措施來偏惠雇主，以保證外資能夠取得順從、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

女性工作權在富裕西方國家所受到的立法保障，被那些在中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僱用女性作為主要勞動力的工廠業主拿來說嘴，將自己的行為妝點得與女性主義的主流信念如出一徹：支薪工作可以解放女性。你瞧瞧，我們多常看見專欄評論家紀司道（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頌揚這些工廠，稱它們對女性來說是一片片「充滿機會的園地」（sites of opportunity）？甚至還向他的讀者問道：「這總比讓女人們在垃圾山裡拾荒和覓食好多了吧？」

出口產業使用廉價女性勞動力並非新鮮事。將農田中的女性們吸引到工廠裏頭，南韓的「經濟奇蹟」1可說是其濫觴，政治經濟學家愛麗絲‧安士敦（Alice Amsden）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主張，男女薪資差異正是南韓工業化得以成功的關鍵之一。

具有性別差異性的薪資結構，早年曾替許多美國企業——例如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帶來暴利，這套做法支配了南韓的電子產業以後，不久又被複製到其他地方。

從電子產業來看，快捷半導體公司於1958至1959年間研發出矽晶片後不久，便於香港設立第一間半導體工廠，1966年又遷至南韓。1964年，通用儀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s）也將微電子產品的生產移至台灣。1965年，許多高科技公司將生產線遷移到美國和墨西哥沿岸，首度開設了「保稅加工廠」（maquiladoras）2。十年後，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捲入了這股潮流。1970年代晚期，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地區的國家再相繼加入。

這些移入國的政府大肆宣傳女工們有 「靈巧的手指」（nimble fingers），引誘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產移到海外，廉價女性勞動力所生產的商品數量和種類也迅速擴張。

然而，伴隨著高額利潤，惡劣的工作環境也一起走入了更多的新興加工出口區。後來工廠女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消息開始為人所知，1990年代因此興起了大量的公眾宣傳和倡議行動，譴責應撤回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廠。娜歐米．克萊恩（Naomi Klein）甚至認為，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一部分正源起於對知名跨國企業（比方說Nike）剝削工人的憤怒。

加工出口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皆都帶有爭議。有些女性主義學者，例如派翠西亞‧費南德茲-凱莉（Patricia Fernandez-Kelly），批評各地為出口產業打造的主權飛地（enclaves）對女工極端剝削。不過，林愿清（Linda Lim）和奈拉‧卡比爾（Naila Kabeer）等人卻認為加工出口區是婦女逃離家庭父權的管道，而且能讓她們賺取高於家庭代工的收入。

王愛華（Aihwa Ong）曾研究設廠在馬來西亞的日本電子公司。她認為在裡頭工作的鄉村女孩，雖然被剝削而且一旦銳利視力減弱就會被解僱，但工廠工作也「現代化」了她們——使得她們拋棄在農村所穿的紗籠（sarong），選擇擁抱藍色牛仔褲，以及自由選擇丈夫的權利。

黛安‧沃芙（Diane Wolf）為關於女工的悖論下了註解：「對女性來說，全球化是一柄雙面刃。經濟全球化釋出了就業機會，但新的父權和資本主義也油然而生並控制著女性。」但另一方面，這些通常甚至「低於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低薪工作，仍給了女性「抵抗父權的工具」。「以我在印尼爪哇訪問到的女性為例，比起農村稻田，她們更喜歡在『全球血汗工廠』裡工作。」

在意見光譜的這一端，最極端的也許是像雪莉‧費爾德曼（Shelley Feldman）這樣的看法。她在孟加拉研究出口導向的加工廠，對於「經濟決定論」這樣窄化的看法抱持懷疑。對於那些否認女性有能力做自己選擇的女性主義學者，費爾德持批判的態度。

費爾德曼表示，她所研究的孟加拉女性並不是受到結構調整計畫、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是她們自己下的決定，是女性生命那矛盾複雜的歷史促使她們做出了決定。

但是費爾德曼的論點似乎立基於一種簡化的二分法——孟加拉女工不是為了特定生活方式和需求而行動，就是受政府和紡織工廠的政策引誘成為受僱者。儘管兩者之間明顯存在著交互作用，但認為農婦自願投入加工出口區，並對結構調整政策未置一詞，這是相當不合理的。

也許戴上了21世紀女性主義的眼鏡，這些女性主義學者便認為工作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她們似乎把南半球的無產階級女工，與19世紀從農場被吸引到美國麻州第一座紡織工廠的「洛厄爾女孩」（Lowell Girls）3劃上了等號。在當時，處於相對溫和的工作環境中（比起位於英國曼徹斯特的競爭對手）的洛厄爾女孩，曾發展出一套兼具勞工和女性主義的意識。

在加工出口區工作能夠提供年輕女性一份獨立的收入，某種程度帶著解放的效果，這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女性追隨著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揭示的道路：放棄農場裡累人的無薪工作、擺脫封建制度和父權的控制，為了經濟自主和發掘自己的才能而到工廠求職。只可惜，理論上也許完美的事情，實際上通常不是這樣，尤其當大多數女性處在加工出口區嚴苛的環境裡，更是如此。

每個國家的加工出口區各有不同面貌，但幾乎都不受該國的勞動法規管轄。國際自由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於2004年的報告顯示，只要試圖組成工會或追隨工會組織者，雇主都會毫不留情地阻止。

就算不試圖組織工會，加工出口區的女工仍得面對持續的騷擾。在海地瓦納敏特（Ouanaminth）自由貿易區設廠的CODEVI成衣代工廠，那些為M集團（Grupo M）製造Levi's牛仔褲的工人們都經歷過「誘拐、虐打、任意解僱、言語謾罵、無薪加班，並以槍械恐嚇及審問」。

在墨西哥，工人們通常以短期合約受僱且缺乏工作保障。女性求職時接受的健康檢查便存在著問題，其中的妊娠檢查必須裸體，並且往往會被詢問侵犯隱私權的問題，例如：「妳有男朋友嗎？」、「妳多常發生性行為？」以及「妳有小孩嗎？」

同樣研究孟加拉工廠的傑瑞米‧希布魯克（Jeremy Seabrook）同意卡比爾的想法，他認為孟加拉達卡的女工必須克服家族和社群中的父權障礙，歷經這革命般的奮鬥才得以進入工廠工作。然而，希布魯克也提到，女性其實無權決定進入哪個產業，也沒有任何優勢得以利用。

她們一天工作14小時，總是被拖欠薪水，還得忍受苛刻的工頭和危險的工作環境。2000年7月27日，希布魯克曾目睹發生在達卡（Dhaka）一場奪走了12條人命的火災，而近年有超過200名廠工同樣死於火場。2013年，位於達卡近郊的拉納廣場（Rana Plaza）發生工廠倒塌，有超過1000名工人死亡。正如希布魯克所說：「這絕對談不上是自決人生的典範。」

更進一步地，艾倫‧羅森（Ellen Rosen）則認為，現今設立加工出口區的國家，其實並無法複製美國19世紀工業化的經驗，以及其帶來的社會變革潛力：

現在的加工出口經濟並沒有……移植過去工業化的形式來讓世界更進步。不同於西方國家，以資本密集型製造作為經濟成長的核心，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必須依靠這些低薪產業。在西方國家，高收入男性所屬的產業是家庭經濟福利的支柱，反觀加工出口經濟導向的國家，低收入女性便佔了絕大多數（80%）的勞動力。

女性得到一份「女性工資」，但男性領的卻不是「男性工資」，這使得女性沒什麼機會透過在加工出口區工作就擺脫貧窮。

在全球的尺度上，支薪工作權成了女性主義的濫用口號，不只替剝削的工作環境開脫，更大剌剌地將「賦予女性的權利」，作為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和結構調整政策的合理說辭。在1980年代，總把這些帽子扣在第三世界國家頭上，而近期則輪到愛爾蘭、希臘這樣的北方國家遭殃。

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聯合國乃至於許多非政府組織——例如照顧（CARE）這樣的人道扶貧組織——在內的國際型財務機構，結合Nike等企業組織，已經一同宣稱：女性的教育和訓練正是世上問題的解藥，特別是貧窮和健康照顧的不平等。女性透過小額貸款和其他管道所獲得的權力，能使一家大小脫離貧窮並晉升至中產階級。

以Nike網站上的「女孩效應」（Girl Effect）為例，看看這鼓舞人心的文字：

女孩是改變的契機。若欲解決世界正面臨的永續發展問題，她們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透過教育和延緩兒童婚姻的發生來提升她們的經濟潛力，這樣一來，青少女懷孕、HIV和AIDS問題便能被解決，並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

在印度，青少女懷孕造成損失近百億美元的所得。而在烏干達，有85%的少女輟學，同樣導致了一百億美元的損失。因此，藉由延緩百萬位青少女的婚姻和懷孕，終其她們一生，孟加拉便可能再增加690億的國民所得。

相信個別女性／女孩擁有變革的力量，這樣的理念其實對女性主義——或更確切地說：虛假的女性主義——是一種極其諷刺的挪用。一般而言，欲創造國家財富和提升生活水平必須靠國家主導，而不是依靠提供女性小額貸款和職業訓練。

想想南韓就明白了：政府會給予達到國家目標的企業財閥（chaebols）獎勵，失敗則予以處罰。在軍事獨裁的孕育下，南韓的工業化產出了驚人成果。政府透過國有銀行，得以現代化翻新基礎建設、限制外商直接投資，並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製造商免於外商競爭。

綜上所述，到了1980年代，技術先進的國家能提供尚未工業化的地區援助，經濟現代化達成至如此規模，政府乃是每個環節的設計者、煽動者、指揮者和經理人。

即使當代主流評論家皆視國家主導發展的概念為異端邪教，但在18、19世紀間，正是仰賴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英國、德國和美國才得以成長出如此蓬勃的工業化力量。

張夏准（Ha-Joon Chang）指出從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經濟是全球受到最嚴密保護的」，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克萊（Henry Clay）是當時「美國系統」（American System）4的擁護者，而林肯（Abraham Lincoln）又是克萊的門徒。在南北戰爭期間執掌帥符，同時也是1869年至1877年美國總統的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就曾經批評英國將自由貿易的概念灌輸到美國，他說：「不到兩百年，美國便無法再受到保護，到時只能採用自由貿易了」。

姑且不看這些歷史經驗，打從1980年代國際金融組織強迫使南半球國家打造新自由主義式的「自由市場」體制起，各地國家主導發展的可能已被摒除。在鼓勵經濟發展的掩飾下，那些受制於結構調整政策的國家，已經失去自己國家經濟的主控權。

這導致了一個扭曲的發展過程，無法複製原初的歐州工業力量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工作業國家（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所採取的成功路徑。在當代的全球化經濟中，貧窮國家如何能在缺乏實在的工農業發展的情況下，消除經濟貧困和健康衰弱的問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當然，成功模式背後的代價是不應抹滅的。我們應該記住：殘酷的軍事獨裁輾壓出南韓的現代化，而這部分的成功，並沒有民主回歸後才變得勇敢強大的工會運動所能立足之地。

我並不是要說國家主導、缺乏完整工人民主的發展模式是一顆萬靈丹。此外，關於現今「榨取」式的發展、環境變遷、原住民的主地權以及其他相關議題，恐怕也得另寫寫一篇論文才能討論。然而，國家主導型發展幫助了大量的人口脫離貧窮，這仍是事實。

女性主義的「成功」介入，倒頭來將女性塑造成經濟發展的關鍵，好讓富裕國家和國際機構（例如聯合國）混淆歷史真相。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一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 CSW）六週年紀念的演講中聲明：「沒有其他政策可以有效地提升經濟，或是減少嬰兒及產婦死亡率，這是我們經過無數研究得到的結論。」

對於這位聯合國前秘書長肯認協助世界各地婦女的重要性，女權主義者一定感到高興。然而，安南的聲明其實是嚴重的誤導。

國際金融組織和富裕國家共同創建了一個神話，只要一個接一個地協助女性，終將解決貧窮、疾病和營養不良等問題。把婦女權益包裝成發展之道只是一種巧手策略，一種轉移決策者、社會運動者與勞工大眾注意力，使其忽略某些集團惡毒行徑（例如早先「三駕馬車」計畫以銀行金融利息、債券持有人與債權國之名對希臘政府施壓）的詭計。

誠然，教育、訓練、生育權、可負擔的醫療照護以及擁有對工作、婚姻和性行為的主控權，這些對世界各地的婦女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當整個社會受到自由市場主義殘酷地掠奪，這些女性主義的基本宗旨，無法透過一個接一個地協助個別女性來達成。

• 1.此處指南韓在戰後時期，尤其是1960年代軍事強人朴正熙（Park Chung-Hee）上台後，以國家扶植大型產業財閥為骨幹的一系列工業化政策，其成果以「漢江奇蹟」（Miracle on the Han River）之名被廣為宣傳。
• 2.墨西哥邊境加工出口區的統稱。
• 3.洛厄爾女孩（Lowell Girls）又稱「作坊女孩」（Mill Girls）是指在19世紀初美國工業革命期間，離開新英格蘭地區的農場，進入像洛厄爾（Lowell）等新興工業市鎮的紡織工廠討生活的女工，她們的年紀大多介於15到30歲之間。據稱在1840年代的全盛時期，洛厄爾的紡織作坊裡有超過8000名女工，佔全體勞動力的75%。這些女性被認為是1830年代美國勞工運動的代表人物，她們自我組織並多次發動罷工，到了1840年還跟教會合作發行「洛厄爾芻議」（Lowell Offering）月刊，推動勞工倡議。
• 4.美國系統（American System）是美國在19世紀半上葉重要的經濟政策方針，主要提倡發展基礎建設和貿易保護主義，歷任參議員（並擔任議長）、國務卿的亨利‧克萊（Henry Clay）是這股思潮的主要推手和命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