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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上的那件外套──談道德與運動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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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2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孫窮理

不久前新聞才頻繁密集的報導,一對男女在高捷上蓋著外套進行口交的事件。我這裡想試著開始論述,在這個事件當中「蓋著外套」何以可能是道德的,而我進行這樣論述的動機,則是我認為,在近年來經常浮現的「運動的政治化」的討論中,我們必須要去面對,人的所有政治活動當中,都無可避免的存在著「道德」,甚至是把它置放在一個活動的核心位置當中。因此,避談道德,也成了普遍的社會運動,無法或難以政治化的一個困境的來由。

先來談談我這裡所謂的道德,舉個提供對照的例子,在我們當前所活在的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當中,它基本內核的假定是,要維護人的「交易、投資、簽訂契約」…等等的自由,而政府應該採取放任而不得干預,並且預設這樣下來,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去追求個體的利益最大化,最終,整體社會就也能獲得(經濟活動)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上述這樣子的一個世界觀,即便我們知道他最後的結論,是推導向「獲得…總體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實上,每一個認同此一意識型態並且按表操課的主體,並非都是為了「獲得…總體利益的最大化」的這個純理性的計算,而是存在著許多的中介。這些中介包含了,透過學校教育、公民教育,從小教導人「敬業、勤奮、負責、上進、競爭」等等,而「慵懶、不負責、缺乏計畫」等等,則被建構為是不道德的偏差。

也就是說,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之所以能在世界範圍運作,除了在理性跟知識上提供一套世界觀之外,它其實還必須要有相應於這套世界觀的道德進行中介與搭配,廣泛地動員人群。從這裡,運動因為避談道德而難以「政治化」,同時其實也是缺乏了這套中介的機制,以至於即便在知識上講道理都站的住腳,但面對政治實力原則強碰的邏輯下,就是比起「敵人」缺乏武器,因而往往只能成為是壓力團體或倡議團體。

以高捷事件來說,傳統的道德眼光認定在公共空間中進行口交(無論是否遮蔽),就是不道德,但是人們忘了,其實不久之前,男男女女在公共場合當眾接吻可能也會被視為是不道德。接吻在公共場合的昨非今是,恰好說明了,「道德」也是一個持續變動,開放多方角力的場域,也因此,任何的道德觀,只在一時一地或特定社會脈絡中得以被檢驗,而不是普世跨時皆然的。

然而,正是在像高捷口交這樣子的一個事件中,我認為本地運動長期以來,比較擅長或說習慣於以「拒絕道德」作為辯護語言,例如主張「…那些覺得在公共場合口交不道德的人,不該將自己的道德觀強套在別人身上…」或者「…無論如何,這些人有他們(做出不同選擇)的自由…」

這樣子的論述策略,目的是防堵既定傳統的道德觀對於事件的嚴厲譴責與介入,通常也是合理而且有效的,然而我同時也認為,它反而阻礙了我們發展出自己的道德觀,拒談道德,其實也是釋出這個空間、放棄這個戰場,平白交由那些已經把持且壟斷目前道德定義的人,讓他們去決定,什麼事情是符合道德的。

更極端的例子,是面對司法的時候,例如,面對保守道德的主流壓力時,我們可能會以「捍衛司法專業」的姿態出場,拒絕道德與外力介入干涉司法的封閉性。然而,這件事情的危機正在於,當我們鞏固司法封閉性的同時,不僅阻擋了對手的介入,也同時阻擋了我們自己。而對於任何的弱勢者或邊緣人而言,法律或許有時(相對於主流保守民意)進步些、但更多時候卻不盡然,重點是,要進入法律的專業場域內部進行操作的門檻非常高,因此我們往往不僅無法保證一個被鞏固了的法律專業封閉性,就能為我們帶來比較好的待遇,同時,藉由這樣的鞏固,我們卻喪失了從外部介入法律的正當性。

當我說我們該來談論「道德」時,或許有人會想起,近年像是「白玫瑰」、「反廢死」等人群,也擅操作道德語言,難道我們也得像他們一樣,重複既有的道德標準嗎?我要說,不是的,重點仍然在於我們是否對於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能夠抱持想像,並在這個想像中,生產出不同於當前的「道德」。

舉例來說,「偷竊」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在當前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社會當中,「偷竊」的不道德濃縮在物品屬於物主的這個「屬於」二字上;然而,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按需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底下,「偷竊」仍然是不道德的,但它的不道德則更指向──你所偷的是他人的所需,而你所偷得的超過了你的所需──的這樣子一個涉及分配正義以及公平性的命題。

把高捷口交事件作為一個引子,我認為,在一個對於公共空間如何使用的問題上,人群間顯然存在著歧見,有人認為可以行使性活動而另一些人覺得不行,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其中一邊的人,為了顧及另一邊的人的感受,而以外套將自己進行遮蔽,這樣子一個體貼的舉動,我就認為是高度符合道德的。

又像是台鐵性愛趴中,主辦人對於整場活動竭盡所能地謹慎規劃,只為向參與者負責,保護大家能「玩的開心又安心」而且還兼作性活動的義務推廣教育(就像是花時費力去做荒野保護生態志工般),這,當然也是非常道德的行為。

像是以上,作為一個開端,我認為,假使我們對於一個性解放的社會抱持著想像、藍圖與企盼,我們在面對所有這類事件時,都應該重新奪回道德這個戰場。要憑空想像一套整體的世界觀與道德觀或許太困難,但就讓我們從已經發生的這些事件當中,挖掘他們之所以可以是道德的可能性,作為起點。

[註1] 這篇原是在性別人權協會十四年募款餐會上的發言大綱,結束後順著現場的講話整理成單篇,整理過程中也加上了一點補充。

[註2] 這邊似乎只談論了道德論述,但要改變道德,也當然不只是個知性層面的問題。換言之,我們除了在論述上對道德的意義應該要進行鬥爭之外,在生活範圍內,都應該積極開啟不同與異質的經驗。我們光是消極地主張在公共空間口交「也應該被尊重」、「有他們的自由」這是不夠的,我們還要論述出這些行為所具備的道德意涵,藉此肯定他們的行為,並且鼓勵更多的人,從事這類嘗試與實踐。唯有讓這些挑戰且可能顛覆現有道德觀的行為(以及它所承載的不同的道德觀)更為頻繁密集地出現,才有可能讓越來越多的人的道德感受發生轉變。

[註3] 運動要政治化的關鍵是面對道德,好久之前張馨文回台時曾經提到過這句話。每次她回台都會很興奮地提出很多東西,但我們卻不見得有機會深入聊下去,所以我並不確定她說的是不是跟我這裡的同一個意思。但總之,當時她說的這句話,給我了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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