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詩篇》雖在今年第52屆金馬獎紀錄片項目入圍未得獎，卻已在兩岸的進步知識圈及社運社團中，引發一定的迴響。從我個人對紀錄片非常有限的觀影經驗與理解中，我以為：這部以高度電影敘事構造，結合影像創作者對於畫質及剪接的美感化，成就了一部紀錄片的美學品質，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相對很重要的，也就是這樣強調電影美學的紀錄片，提供了我們思考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視線對待關係。如果，我們說，紀錄電影的美學建構在鏡頭所直面的對象體的話。《我的詩篇》的主體，就是影片中這被拍攝的六位農民工詩人，以及非常重要的，這詩人群背後廣大的、在現今全球化語境下被編入世界底層的中國農民工們。這樣子理解一部紀錄影片的倫理，會迫使我們去思考，鏡頭底下的農民工，到底與持鏡頭的導演與拍攝群，處在怎樣的對待關係中。
從取得故事與影像美感的高度製作而言，《我的詩篇》帶來了深刻的震撼；卻也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這樣的震撼背後，明顯底是以拍攝者的美學動員，在觀眾對於影像感官的擾動需求下，所形成的一種對待關係。很清楚的是：在生產與消費的兩端，我們失去了與被拍攝者及其背後的農民工群體，一種必須被面對卻也被忽視的對話關係。
以作品目的為出發，在成就拍攝者美學的前題下，高度「陌生化」農民工困頓、樸實且充滿血汗的生活，是這部紀錄電影的特殊旅程。紀錄電影比紀實電影更具說服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如何透過電影的元素，將詩歌的平面立體化起來，這是《我的詩篇》相當驚艷於觀眾的一個介面；與此同時，我們卻也不免進入一趟影片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並不對等的對話關係中。當然，也因為這樣，導演與製作團隊，是在被拍攝的詩人們的前導下，走向了「新的一天」。
這「新的一天」有其特殊的意涵。一如2014年，曾經在富士康工作3年後，輾轉又返回流水線的工人許立志，以24 歲年紀，從鬧街上的龍華大樓一躍而下，結束他年輕的生命。該日是9月30 下午近兩點。但，他在10月1日零時於微博預設了定時發送的一句話：「新的一天」。許立志等於用他身體的絕望，來對抗整個勞動商品市場對流水線工人的剝削。
在這裡，最該發問的問題，反而不在電影的美學價值；而是在這趟旅程中，電影文化人如何與農民工詩人，共同攜手創造一種對等性視線的相互觀察與參與。進而得出了以影像干預現實的血汗詩篇。在這樣的旅程中，更訴說了，無論是拍攝者或被拍攝者都已經從原本詩與電影樣的時空中，來到一個共同觀看這個世界的「新的一天」的時空了！這樣的過程，所展現的必然是：無從迴避的世界觀與社會觀！
就在《我的詩篇》以紀錄片形式公諸於世的同時，詩歌評論人秦曉宇在吳曉波的支持及策劃下，於中國大陸的「作家出版社」 推出《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一書。集合了各家以農民工特殊身份的詩人所寫作的詩歌。這本詩典的問世，稱得上是一記當代華文詩歌寫作史中的重錘聲……我這樣來閱讀。
2.
請多一些/多一些向謝湘南這樣的詩人/不是從天空的烏雲中/而是從大地的腹部/從那收工的人群/紅鐵鏟,執鐵錘,衣冠不整的/男人中
是怎樣的詩人，會召喚更多的人來像他一樣，寫出詩歌的血與汗；是怎樣的詩人，不在自身才華創意的小世界中沾沾自喜，卻站起身來，看見圍繞著她/他的大世界的風塵…？是一種共同意識的緊迫感，讓勞動的身體裡湧現了詩歌。而這時，詩歌已經不再是文人的特權，而是工人的文化武器。
謝湘南是現今中國大陸2.74億農民工中，相當平凡卻又不平凡的一名。說平凡，就好比所有在大城市「世界工廠」裡的流水線中，不斷被抽離、剝奪並且失去生活基礎的農民工一般，歷經生存的流離失所。說不平凡，則可以在他提起筆寫詩的那一刻，訴說了農民工詩篇的底層境遇。從秦曉宇所編輯的《我的詩篇》一書中，我們得知謝湘南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南方談話」後不久，從湖南老家輟學轉入浙江工廠打工，這以後，他開始提筆寫詩。
從這裡，我們看出1979年改革開放後的變局，一直到南巡講話的這些年裡，一方資本兀自積累，一方底層又如何離散，這在農民工的身體裡，留下至今猶烈的刻痕。歷史從來沒有巧合，特別是底層生命為生存所拋出的思與情，從來不只是一種巧合而已。這是謝湘南用詩歌來訴說：每一個農民工的身體裡都有憾人的詩歌的出發點。
在這裡，展現了一種非常的情境，倒不在於寫詩本身的詩意、魅力或者才華；相反的，溷跡底層飽受生存困境的種種挑戰，卻從未讓這樣的人生轉作悲情的哭訴，甚或因為顧著身家而兀自習於勞動的異化。這樣子，在備受剝削的日常勞動中，所提振出來的反而是以詩歌的寫作，來展現作為農民工本身強烈而清晰的問題意識。
謝湘南在這裡召喚的，很顯然是一種以農民工這樣的身分作為主體的詩人，或者說文藝意識。因為，他在這首命名為：「請多一些謝湘南這樣的詩人」的最前面三行是這樣寫的：對世界說/而不是在抽屜裡/對一只蟑螂命名。但，我們要說，這是工人集體意識的呼喚，卻又似乎不在這樣的情境底下。至少，在我們閱讀到秦曉宇於《我的詩篇》的序言中，他對農民工詩篇的核心思索，是以「精神自我」的解放，來看待長久以來從毛主義的「集體自我」脫身的一個重要里程。如果，我說謝湘南的這首詩，於我而言，恰是他所提及的「社會自我」的認同與追尋，或許有一些靠近吧！因為，「集體自我」固然是社會主義走向教義化的結果；「精神自我」又帶有多少階級意識的揚棄，對於農民工詩篇而言，是非常需要被深度思考的問題。如此看來，重新認真對待並思索「社會自我」，是《我的詩篇》提供出來最為核心的思想與創作的參照。
這就讓我較多的思考到：作為一個年少時期開始寫詩的自己，所經歷的過程。18 歲高中時期，因為參與學校文藝社團，我和我一輩上下的文藝愛好者一般，展開詩作旅程的探索。那一年，1974，關傑明與唐文標針對「逃避現實、學舌西方」的現代詩，發表強烈的批判。認為詩歌應該走回自己民族的道路，並且走向民眾的生活當中。這在當時引來彭歌與余光中以「工農兵文學」、「狼來了」等紅帽子套在唐文標等人頭上。史稱：「唐文標事件」。
我會說這件發生在台灣文壇的重要論戰，主要在於，幾乎也就在那個我開始寫詩的少年時期，我個人對於這樣的文學事件，是沒有太大感受的，甚至認為「工農兵文學」不就是「共產主義文學」，而「共產主義文學」不就是獨裁統治下的文學嗎！在服膺西方民主的冷戰年代成長的我這一輩人，從小就是這樣被內在化與合理化的。至少，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然而，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卻讓我在上了大學以後的寫詩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以後的1980年代，因為認識陳映真先生和他的文學作品，便也走向了詩歌與社會自我交互辯證的歷程，一直到後來的民眾戲劇道路，都與這樣的創作或美學養成，脫離不了關係。這樣子說，主要在看見一件事情，那也就是：二戰後，在冷戰/戒嚴體制下成長的一代台灣文藝青年，於今紛紛步入初老的年歲。然則，我們對於「去帝國」以及「文化冷戰」；對於美國在亞洲所佈署反共島鏈陣線，又有多少的反思與清理呢？這是引發我去思考詩歌的個人主體與社會主體的一項命題。
當然，這樣的思考。出發點上，是與農民工詩人不一致的。因為，我一心要揚棄的個人自我和農民工詩歌中的精神自我，並不能簡單作輕易的類比。例如，我在1983 年左右，當台灣發生震驚社會的海山煤礦礦災時，便曾經寫過相關礦災與都市原住民生存的詩篇；後來，進一步將詩的筆觸抵達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身上。那時的詩歌筆觸，現在回想起來，便是對於前一少年階段的某種反抗。而這反抗，無非是一種：對於受到西方人性論影響下的個人主義式文情思維的反抗。
所以，我現在感受到，當時想從個人自我走出來的詩歌，其實洽朝著社會自我的脈絡下前進。如果，在語境上，將它形容為從「我」到「我們」的一條道路，當真也是很貼切的。而這樣的詩的旅程，在當下的時空被提出來討論，有意思的地方應該在於：一個寫詩的知識份子的自覺，隔著分斷的國家，如何與海峽對岸的農民工詩人們，重新建構對等視線的問題。當然，知識分子總是有一種救贖的真心或妄想，希望以詩歌、文藝或說劇場的實踐，能將被壓迫的底層給涵容進自身的情或思當中。但，代言或啟蒙也是一件很容易陷自身於困境中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閱讀這每一篇農民工詩篇時，會有一種被徹底解放的感受。因為這詩歌的字字句句，洽導引著每一個，像我這樣，兀在這世界邊緣中孤寂著的社會詩人，如何重新去審視自身與詩歌的連帶，與生存的連帶，還有與底層永遠無法走到盡頭的對待！
3
如果，謝湘南為我們開啟了一道大陸農民工詩人自主性詩歌的路徑。這路徑，其實是與不同詩人在不同勞動現場的身份，發生著密切的連帶。這是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因為，通常詩歌總在詩人特殊位置上，被視作與生產勞動毫不相干的文字想像術。然而，農民工詩人卻透過詩的元素，將被市場經濟壓在底層的勞動身份給搶奪了回來。這當真是無論如何在世界的詩歌史上，要被刻畫下一筆的文藝事件。
《我的詩篇》這部紀錄片，以憾動人視覺感官與思維的影像，交織著六位詩人的勞動生命。而她/他們如何生存下去卻是詩歌的源頭。陳年喜，陝西丹鳳縣人，曠悍的身子卻有縝密的心思，導引著我們回到他生命底層的沉思。他在礦道裡當爆破工人，影片裡，沒有片刻的修飾或裝演，卻已帶領我們進入他詩的世界裡。那裡……也不僅僅是工作現場的粗礪勞動，更重要的是：對生存的思索所化作的詩行。在〈炸裂志〉這樣的一首詩中，深刻運用詩歌的比喻，瞬間就讓我們穿梭在他詩的血脈中：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藉此把 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 還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栽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巷道就能延長多少/我的身體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
這樣的詩，牽繫著的是一名爆破工人，在充滿不定性的荒山礦坑勞動時，對於家人的憂忡與關切。特別是詩的最後兩行，幾乎讓我們為他的處境與他家人的種種困境，開出了一道黃塵揚起的彎曲山路，朝向他回返或離去的家。
除了陳年喜之外，紀錄片並且深刻而生動地交織著 烏鳥鳥、老井、吉克阿優、烏霞，還有許立志的詩歌勞動人生。也是紀錄片導演之一的秦曉宇表示，選出這六位詩人的主要原因，首先還是在於詩本身……而後，才考量她/他們的故事。在完全沒有過多的誇張或修飾狀態下，紀錄片《我的詩篇》，以精神自我走向了當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前沿的社會自我，並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其中，特別需要一提的，自然是2014年自深圳龍華大廈17層跳樓自殺的許立志。他是蘋果電腦最大代工廠 富士康 的流水線工人。他以兵馬俑的陪葬，來比喻農民工在生產線上，陪著資本市場的兀自肥大化而下葬，「只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是這樣子，許立志跳樓的時間是9月30 下午近兩點。但，他在10月1日零時於微博預設了定時發送的一句話：「新的一天」。許立志等於用他身體的絕望，來對抗整個勞動商品市場對流水線工人的剝削。然則，當「新的一天」到來時，他已然不在的身體，卻又召喚了怎樣的社會詩歌及精神自我呢？
這是非常緊迫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