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鬥爭 再生能源轉型的階級史觀

近幾十年來，氣候變遷的爭執通常都被被視為兩個陣營之間的衝突：一邊是化石燃料工業與擁護「生意一切照舊」的倡議遊說者，另一邊則是堅持「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的環保行動者及生態學家。

然而，自另立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運動開展以來，一些全球運籌模控（logistics and cybernetics）產業的領頭羊開始大聲宣示他們的綠色願景，竟使得位處不同政治光譜端的政治人物們如今也都同意，應該積極發展以先進科技為骨幹的基礎建設，而不再依賴石油燃料。

這個新的現實局勢使得運動者必須改變策略：光是拒絕「壞」能源或支持替代能源是不夠的，我們得從更深入地瞭解能源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開始著手。

早在工業化時代初期，資本家就利用化石燃料技術來侵蝕勞工的自覺能力，這件事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資本所驅動的再生能源發展，仍然複製著一模一樣的剝削邏輯。

能源轉型的歷史早已提醒我們，對於是否要讓工業資本——不論它看起來多「綠」——再一次鞏固自身對全球能源流動的控制，應該要保持警惕。當科技巨頭和創投資本家愈來愈多以外人不得其門而入的方式發展再生能源場站，對抗這個世界自然資產分配不均的鬥爭勢必也得更新、重組。

煤的崛起

安德烈．瑪姆（Andreas Malm）近期發表了一篇探討燃媒動力如何興起的論文，其中直指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在 1835 年《論機械和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這篇文章的論點值得注意。巴貝奇在文中談到，在機械的眾多優越特質之中，最讓他迷戀的是「它經得起人類粗心、懶惰或不誠實的考驗」。

這個充滿科技推進主義（technoligical boosterism）色彩的論點深具影響力，尤其很吸引當時英國的實業家們。事實上，正是這種對遵守紀律且順從的「勞動力」的想望，最終使得英國實業家拋棄了水磨坊，而讓燃煤發電至今仍是製造業機具運轉的主要驅動力。

「儘管水很充足、效用高且相當便宜」，但蒸汽仍取代了水力發電。瑪姆認為這段能源轉型的過程相當詭異，在經濟上唯一合理的解釋，大概只有以煤電驅動的棉紗廠能讓生產作業遷移到人口稠密、競爭更激烈的城市地區。

換句話說，在轉型初期煤之所以能勝過水，其關鍵的技術優勢並非更強大的動力供應，而是更高的機動性。化石燃料之所以會變成一種可利用的工業商品，完全是因為它能加速資本尋租的競爭。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完全如巴貝奇所願。燃煤能源並沒有讓工人發展出如蜂巢裡的機械化分工。相反地，雖然煤產業成為工業資本運作的必需品，但煤礦工人後來學會利用他們在商品鍊中的關鍵位置進行政治上的爭取。這是階級鬥爭史中最大的諷刺之一。

當化石能源成為了工業資本的必備原料，一旦供應出現短缺，產業的權力軸心便能往勞工階級傾斜。少了煤，工業資本的引擎將會停止運轉。

當礦工們瞭解到能源商品的工具性力量，工人代表的組織便開始能左右英國政治的權力核心。如今有愈來愈多人認為，在社會民主時期英國傳統菁英之所以向福利主義讓步，其實是因為工人在二戰終戰後不穩定的局勢中掌控了重要的能源物流，才能達成的不可能任務。

關於煤礦工人的政治力量，提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認為：「那不只是透過自我組織、共享理念或政治結盟，更是因為工人有辦法拖延、擾亂或阻斷原本可以被資本家用來厚實政治能量的大量煤炭供應。」在能源被視為商品的前提下，狀況發展至這步田地，是工業資本史上所料未及的。

能源不再是人類被動駕馭的自然力量，而是人類主動生產並於市場交易的商品。雖然這一波能源轉型一開始對勞工階級產生負面影響，但在接下來數十年中，煤礦工人也學會拉抬他們在現實經濟的下層建築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石油的好處

工會運動的成功撼動了英國的菁英份子，使他們不得不採取防衛姿態。當產業活動中對抗動盪的浪潮逐漸高漲，緊接而來又是令人不安的政治挫敗，時任職海軍部長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相當擔心英國的海軍艦隊太過於仰賴本國煤礦。這樣的依賴性，會讓礦工們有能力癱瘓日不落帝國的軍事羽翼。

因此，邱吉爾開始提倡海軍艦隊改用石油。雖然石油在當時還是未經嘗試的動力來源，但生產地不在英國本土，而是在是較少或沒有工人運動的國外地區，而且石油能透過管線或其他較不容易受妨礙的方法來運輸。

雖然推動石油轉型的擘畫者根本沒料到當時的孤注一擲會帶來長期的成功，但這次轉型的效果很快就令人有感。在此同時，雖然工人們堅守住煤的戰略優勢，逐漸興起的石油基礎建設卻開始巧妙地削弱煤在階級鬥爭中的有利角色。

到了柴契爾政府時期，英國的石油轉型已接近完成。趕在1984-85年礦工大罷工事件之前，英國加快了雙核心發電廠的發展腳步。這種新型的發電廠能在煤和石油兩種能源之間轉換利用，顯然是為了抵制礦工對煤的掌控而設計。

在當時的罷工期間，新型電廠雖然仍只有少數已經開始運轉，但這項科技帶來的長期效果再明顯不過：礦工在工業資本中變得多餘了，他們被擊敗了。

直至今日，煤的生產運送仍採用類似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方式，熟練工人必須待在礦坑和鐵軌裡長達數小時。相反地，石油相對容易取得、分配，只需少數工人待在起重機前，由輸油管負責運送，生產過程也只投入最少的勞動力。一旦輸油管地下化，便無法以封鎖鐵路的方式妨礙能源運送（如煤的作法），石油的確較不容易受產業行動所影響。

從水到煤，從煤到石油，能源在變革，但菁英們的目標一致：削弱工人的戰略地位。在第一段轉型過程中，煤驅動的資本壓低了工人薪資；在第二段轉型過程中，發展石油驅動的產業動能則是打壓有能力影響煤供應鍊的激進工會主義的主要手段。

轉型再生能源​

從某些方面來看，再生能源若能走向「批發」式的普及狀態，似乎是一個圓滿的願景。因為風力或太陽能發電的發展，是普遍對地球複雜生態結構的精準測量和尊重，能夠帶領我們走向較平等的未來。

然而，抱持精準洞察力與鑑往知來的評估，才是再生能源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

綜觀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等大公司所推動的再生能源先驅計畫，生產出來的電力仍然被當作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一旦這些計畫能順利運轉，科技公司和其他投機資本便開始併購再生能源發電站，買斷風力、水力或太陽能發電效率最好的地點。這些有戰略意義的地方一再被割讓給資本家，好讓私人企業發展並持有。

私有財產的邏輯讓實業家和「綠能」科技公司得以用較低的成本發電，然後在將這些能源導入人口集中地區時，可以利用市場需求孔急而隨意哄抬價格。基於現代都會對電力的依賴，掌握能源供應（包括再生能源）讓生產者有權力大幅抬高價格的道理顯而易見，他們能靠著目前仍不易產製的再生能源賺進大把大把的鈔票。

簡單來說，在19-20世紀的政治角力中，勞工靠著煤所爭取到的，後來全都被狡猾迂迴的石油政治給破壞了，而順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脈絡，朝向風力、太陽能和水力的能源轉型如今也有重蹈覆轍的風險。

當電力透過分散式的輸電網路傳送，其多路系統能以彈指之間的速度傳送，在短時間內便可轉換電路的方法很多。如此一來，電力比石油液體管線更難破壞，且難以被有效牽制。

誠如以匿名形式共同發表革命論述的法國地下社運組織「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所指出：眼前關鍵的戰略問題，在於勞工無法鞏固自己的勢力。他們將自己視作「填補尚未機械化的空缺」的工具，卻無法把重心放在主要的能源生產和傳輸上。

勞工逐漸發現自己被侷限在資本系統邊緣，受微薄薪資剝削，從事著煎漢堡肉、照顧小孩或打理家務的工作。這些服務性勞動若發動罷工，可導致的影響難以立即被察覺，也無法瞬間癱瘓資本積累。

工人階級無法阻斷能源流，便愈來愈難保護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無法掌握其潛在權力的規模。在那個蒸汽引擎年代，工會聯盟頑強地抵抗資本家，工人清楚認知到自己的技能、必要性和有效動員的能力。但今日取而代之的，正是巴貝奇所嚮往的系統性整合與數據管理勞動力。

新結構，新爭鬥​

寫在1970年代能源危機引發餘波盪漾之際，喬治．卡芬特齊斯（George Caffentzis）的一篇論文點明了能源轉型背後的巨大意義。

「社會」指的是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因此依靠汽車的「社會」，便不同於依靠電腦、麥當勞和核彈的「社會」。一種被能源／資訊路門所主導的新生活形式，以及相應而來的反抗鬥爭，才正開始要成形而已。

卡芬特齊斯當時預測，資方面對著逐漸降低的能源儲備和邊際利潤，將會加倍投入「自省和科學的分析：科學式管理」。事實證明卡芬特齊斯是對的，投資人和決策者全力支持資訊科技的發展，希望透過剷除生產過程的「無能」，來挽救能源的衰竭。

今日以氣候變遷之名，科技巨頭正在紛紛擴充提升他們的策略，以最快速度展現成果。舉例來說，「公用辦公桌」（hot desking）將辦公室打造成循環式勞動的商人倉庫，又好比盛行於製造業的「及時生產」（just-in-time），從工作場所的系統性管理就能知道，電力幾乎是一項全球通用的物質媒介。

能源作為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原料商品，即使無法代替勞力，卻能夠助長剝削勞工和促進資本積累，成了資本家抵擋入侵危機的權宜之計。

隨著強調人機系統控制、整合的資訊產業持續崛起，數位驅動的攻勢同時威脅著氣候變遷和工人階級，而為了抵抗這個政治操弄下的結果，全面性的了解非常重要。挑戰之一在於，科技巨頭透過大幅發展再生能源，作為侵佔勞工自決能力的掩護。

雖然能源已經開始轉型，石油設備仍是建構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甚至未來數十年都會是如此。能源分析師凱特．戈登（Kate Gordon）坦言，「就算綠能科技如今總算在價格上變得有競爭力了，但它們實際上仍得搭配一整套為了化石燃料的世界所打造的基礎建設——包括公用事業管制系統、輸電網路、公路系統和內燃引擎系統——才能運作得起來。」

礙於無法阻止能源流動，比起向法院和決策者進行政治施壓，其實還有一些選擇（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方法並不吸引人）。過去經驗證明，訴諸「一個更好的自然環境」幾乎無法動搖上位菁英，而愈趨主流的技術專家政治論也只是讓這些告誡顯得為不合時宜的空想。

針對化石燃料的戰略性成功，運動圈提出了一些謹慎的作法。為了抵抗資方加速再生能源的轉型，首先是找出製造者的目標生產地區。

從自身與化石燃料工業的鬥爭經驗出發，詹姆士．馬里歐特（James Marriot）和米卡．米尼歐帕魯洛（Mika Minio-Paluello）在《黑絲路》（The Oil Road）一書中寫道：

人們從 BTC 石油管線以及 Iskan 燃煤電廠的經驗學到，戰鬥一定要提早開始。早在新工程計畫通過核准、投資和規劃硬體之前，趁規劃藍圖還離資本離得遠遠的時候。

能源建設發展牽涉廣泛，需要經濟、工程、產業和政治大量投入。欲領先能源轉型，唯一方法是如實照著做：先發制人的行動和計劃。

從人們住在BTC石油管線1上的生活經驗，到BP（世界最大私營石油公司之一）對藝術和政治的巨大影響力，馬里歐特和米尼歐帕魯洛詳盡地關注之後，認為運動者要辨識並干涉石油建設的投資流向，反對壟斷再生能源的抗爭才能找出關鍵的出發點。

只有透過拼湊整體局面，左派才能了解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該如何自處。再生能源的鬥爭不是為了遏止發展（反之，石油則是），而是要拒絕讓私人利益以合法手段擁有維繫人類共同存續的未來戰略陣地。

長久、燥熱、骯髒的道別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過一段話，可以用來錨定再生能源時代的政治困境：

立足在一個更高水平的經濟架構來看，地球上獨立個體的私有財產權，正如同擁有其他人作為財產一樣荒謬。即使是整個社會、國家、甚至所有共同存在的社群，都不曾擁有地球。人只是地球的持有者、受益者，應該將它以一個更進步的狀態傳續給下個世代。

然而，要邁向一個資本沒有過度膨脹或超溢的世界，在鬥爭的過程中，左派愈來愈難想像掌握生產工具能造成什麼效果，新的策略必須按部就班提出。

當資方排除勞工，生產力從工人手中流逝，再生能源豐沛的地區將會晉升為主戰場——運動者、律師、工人及當地社區必須強硬地挑戰資本家將公共資產納為己有，並質疑政府對私有財產權的執行。畢竟說到底，邁向新世界最大的阻礙不是對石油的依賴，是我們對於商品形式邏輯的服從。

當我們向石油能源道出那一聲漫長、燥熱又骯髒的告別，當我們試著察覺階級鬥爭如何呈現於後石油經濟，我們就能夠透過勞工運動和反石油經濟運動中多變的歷史，建構出一套符合我們世代獨特性的政策。

這將會是一個險峻的過程。對於我們這些人而言，期待的不只是石油經濟的結束，更夢想著階級壓迫暴政的終止，可行的再生能源基礎建設所帶來的前景，並不僅止於生存而已。

想像未來某個美好的一天，依靠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廠，就能過著馬克思當初所刻畫的某種烏托邦生活。

• 1.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Baku-Tbilisi-Cehan）石油管線，簡稱BTC，將位於裏海（Caspian Sea）的ACG（Azeri-Chirag-Guneshli）油田所生產的原油運送到地中海的輸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