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隨著綠能經濟、永續發展被吸納成為主流的發展策略，「減碳」和「成長」究竟是不是可以同時達成的兩個目標，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本文原發表於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網站（原文連結），作者Jean Gadrey是研究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者，近年來他致力於探討人類衡量財富的指標與經濟成長是否存在極限。在這篇短文中，他嘗試拆解政經領袖談論「綠色成長」的話語，反過頭來論述以價格決定、擴大生產、活絡市場、增加消費等提升經濟規模的「量」為取向的方法，終將無法與永續發展的目標共存，而且會造成更多的不公義；唯有改變思維，著重於改善人類經濟活動的「質」，以合作代替競爭，才有可能保障整體的福祉。
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在富裕國家觀察到了「成長率的下降趨勢」，近年在一些新興國家也有發生；針對此一現象，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解釋。媒體上，甚至開始有些經濟學家悄悄的預測未來是一個「沒有成長的世界」，至少在所謂的「先進」國家將是如此。例如美國的克魯曼（Paul Krugman）和桑默斯（Larry Summers）便曾指出：「百年一次的大蕭條是很有可能的。」在法國，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警告過我們：「為了處理我們的問題而將目標放在重回成長之路上，這是合理的嗎？如此並不能解決富裕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核心。」科恩（Daniel Cohen）更是直接鼓吹：「擺脫我們對於成長的依賴吧！」
獨燕不成春。儘管以上這些例子都沒有引用一個關鍵的解釋要因——成長所需的大部分自然資源正在耗竭中——它們仍舊是意味深長的警訊。石油頂峰論專家奧桑諾（Matthieu Auzanneau）和化石能源專家比胡克斯（Philippe Bihouix）都曾提出過確鑿的論證。
然而，成長的迷信是如此根深蒂固的存在於政治領袖的觀念裡，甚至當他們論及如何對抗如今炙手可熱的氣候變遷議題時，他們還會急忙提醒成長是絕對必要的。2015年8月，當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造訪伊澤爾省（Isère）的薩瑟納格（Sassenage）時，便如此言道：
諸位都知道法國將要迎接氣候會議的到來，因此我們必須成為模範。 能源轉型是對抗氣候變遷的關鍵，同時也是為了實現成長的一項挑戰。我們想要持續成長、刺激成長。一旦我們開始利用能源轉型的工具，最終將能達到成長的目標。
他接著在2分鐘內14次提及「成長」這個字眼，尤其是在這樣的語序中：
我的目標是降低失業，同時降低稅率也是實現更多成長的一種手段。因為如果能刺激更多的消費，如果能建立更多的信心，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成長。到頭來，我們會發現一切都與成長有關；成長也可以讓我們得以享受較低的租稅，而較低的租稅又能讓我們擁有更多的成長。
如何聲稱作為對抗氣候變遷的模範，同時又將一切與成長掛鉤呢 ? 許多領導人並不困擾於這種矛盾，他們擁護一種新的信仰：綠色成長。這種轉型被認為可以刺激成長，讓成長更容易。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便曾經將他對於環境的信條統整成這句口號：「經濟成長不是問題，而是解答。」
綠色成長只是神話一場
誠然，面臨著氣候變遷和其他生態危機，我們勢必要大量投資在可再生能源、建築物隔熱、提升能源效率、農業生態和非機動運輸工具等等，因此將可形成這方面的成長。然而，將重心放在這些期待擴張之特定領域上的同時，我們也忽略了一些最令人困擾的問題：基於對氣候、生物多樣性、人類健康等等造成負面影響的考量，哪些生產活動是勢必需要縮減的？此外，為了減緩地球暖化，多少比例的化石燃料務必要被保存在地底下？如果依據最近的評估結果顯示，這個數字是介於60%到80%之間，那麼如今的全球成長仍然大量依賴這些化石燃料的推進，將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更概括地說，今日我們為了不超過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關鍵門檻而要求的排放減量，是否能和即便只是微乎其微的經濟成長同時實現呢？
依據「全球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速度的假設，經濟學家胡森（Michel Husson）頗為簡單地預測了至2050年為止，能夠與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GIEC）所提出的不同遠景相容的GDP成長率。 其結論是：「唯有針對全球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程度做出非常樂觀的假設下（每年減少3%，這是近20年來下降速度的兩倍），GIEC的目標上限（在2010-2015年間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半）才能達成，且同時允許一個顯著減緩的人均GDP成長率（全球平均每年成長0.6%）。至於最具野心的目標值——在2050年之前降低8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似乎完全不可能達成。」事實上，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值，我們必須急劇地降低二氧化碳強度，同時絕對地減少人均GDP。
當我們將「綠色」和「成長」掛鉤，假設這種成長是可以與有限的物質資源（化石燃料、礦產、可耕地、森林、水……），與氣候危機的嚴格限制，與其他對海洋、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傷害兼容並存，這樣的「綠色成長」根本可以說是個神話。然而，我們要如何想像一個擺脫掉這種迷信的世界呢？是否我們就應該以環保之名，接受一個倒退的社會以為解套呢？
人類的未來只會猶如過去的再活化，這種思維困住了那些篤信成長的虔誠信徒。他們無法想像除了拚命增加產量和大肆廣告以刺激消費之外，我們還能有其他「振興」經濟的辦法。他們不斷重覆自己最喜愛的論調：「沒有足夠強勁且持續的成長，我們就無法創造工作機會，我們就無法減少失業！」所謂的自由主義成長論的思想鐵三角——企業的競爭力促成成長，而成長又會創造就業——是來自一個糟糕的簡化公式，但它卻一直引導著政治決策的走向。
事實上，操弄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大人物們可喜歡失業了，他們將之視為維持紀律的工具，一方面可允許他們扼殺工薪階級的訴求，另一方面可將穩定的職務拆解成零工，促使人們加緊工作以提高利潤。在後成長階段，必須說服人們接受一個概念：如欲打擊失業，相較於自由主義成長論之下那種過時的盈利思維，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中「重振」人們的生活品質顯然是更有效率的解方。否則的話，任何計畫都不可能成功。
成長，唯有在現今這個不斷追求生產力提升——同樣工作量之下，永遠生產更多——的模式中，才會是創造就業的必要手段。因為在這個模式中，一個相對於生產力提升較低的零成長或微成長，會導致工作量的下滑；若是每人平均工時不變，工作機會便會隨之減少。當然，我們可以要求減少或分攤工時——當我們面臨的是短期與中期失業率上升時，這甚至是最有效率的對策，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脫離生產本位主義的思維。
欲擺脫生產本位主義，我們必須將傳襲自《輝煌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或福特主義的舊邏輯，即「生產力提升的分配」，換置成「品質提升與永續力的分配」。依據「照顧」（個人、社會連結、物品、生物圈……）的質性邏輯來引導生產與消費體系的運作，同時將社會與生態共同財的品質放在人類活動與政治活動的核心：在數量上儉約，在質量上發達。此一邏輯也隱含了打擊不平等，以便讓所有人都能享受新的消費模式。此外，為了讓人類社會不致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承受生態反撲的傷痕，這種邏輯也是一項首要條件。
創造更溫和的經濟模式
如此一來，我們將能見證到，人們、大自然、工作與這個更溫和的經濟模式在崇尚「低科技」（但並不意味著較少創新）而非「高科技」的同時，反而能比現今的生產經濟帶給我們更多富有意義的工作機會。理由很簡單，就一個：在相同的產量下（因此零成長），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工以生產的更乾淨、更環保且更健康，同時保有優質的工作環境與條件。舉例來說，生態農業相較於工業化農業和化學農業，約需增加三到四成的人工才能產出相同數量的水果、蔬菜與穀物等等。
這種另類的「大轉型」是否太超現實了呢？不，因為這個邏輯作為一種解答已經在世界各地都可見到一些實踐。儘管遭遇到信仰舊模式的當權者阻撓，它們仍舊可以運作，而且甚至有散佈出去的趨勢。在近期不少的著作或紀錄片中，我們會發現許多足資證明的案例——在印度、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在美國、在歐洲——更不用說法國巴斯克地區的「生活！」（Bizi）協會以及其所發起的「另類村落」（Alternatiba） 運動在地方上所執行過的實驗了。
舊有的鐵三角「生產力—成長／消費主義／不合理勞動—失業」在此邏輯下讓渡給了另一種新的鐵三角「合作—優質生活／物質儉約／體面工作—有意義的活動」。通常是在繞過政治人物，且幾乎不得他們支持的情況下，反抗現有體制、推廣新的思維，這是屬於公民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