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難民問題 天災與人禍的複合體

談到敘利亞難民危機，國際間通常將矛頭指向伊斯蘭國的惡行、該國內戰或因強國介入產生的衝突。至於發生在敘利亞境內嚴重的乾旱，一般認為是自然災害，但其實它也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副產品。土壤與環境的惡化造成人口大幅遷移，大大小小的戰爭也隨之起舞。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帶來全球化的自然資源爭奪，造成部分地區的生態失衡。引發從2011年初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其中的關鍵因素便是2006至2010年間發生在該地區的旱災。科學家指出，北非地區的旱災使得食物價格大幅上漲、民生糧食的短缺，最終導致「阿拉伯之春」遍地開花。此外，2007年一份聯合國報告書也指出，氣候變遷和環境惡化是幾年前北非達富爾（Darfur）衝突的關鍵因素。曾經最肥沃的這塊土地，如今在氣候變遷的劇變下成為一塊荒土，引發大幅度的人民遷移與動亂。

氣候變遷與衝突

在檢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之前，必須先特別強調，將敘利亞內戰歸於環境改變並不代表否定武裝暴力、恐怖組織、極端意識形態主義者及強國勢力介入，乃至於武器交易商的惡行。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社會動盪與爭戰背後，這些驅動因素都會存在，然而這便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更進一步檢視其他可能的因素。把一切源頭都指向氣候變遷當然是太草率的做法，但從目前的證據來看，氣候變遷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確不容小覷。

觀察近幾年的重大國際事件和全球地緣政治版圖，可以發現戰爭與氣候變遷時常並存。這說明了氣候變化與這個社會的物質現實（material reality）通常會互相影響：氣候和自然條件往往能決定資源的多寡與分配，而引起政治動盪的緣由時常也來自於國家之間的資源掠奪。因而，討論氣候變化的意義絕對不僅僅只是了解自然樣貌的汰變，更在於揭露其中與利益、資源勾結的交易。

然而，這時候總有些人會站出來反對這種見解。舉例來說，不久之前美國保守派的《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上就出現了一篇否定敘利亞內戰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文章。該文指出，由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經常被當作氣候變遷導致戰爭之證據的重要報告〈肥沃月灣的氣候變遷與敘利亞近期旱災的啟示〉（Climate change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Syrian drought）有兩點錯誤：其一，該報告的研究範圍是整個肥沃月灣，而非如大家所認定地是對敘利亞氣候變遷的專門研究；其二，該報告雖聲明對「嚴重」乾旱的評估是總結了25個天氣觀測站的數據結果，但事實上其中只有一座位在敘利亞，而且各方對於「嚴重」的定義也有歧異。

這樣的反駁論點，雖然也承認內戰某種程度上是由敘利亞乾旱引發，但他們主張該研究報告只能說明「天氣」（weather）變化，而非「氣候」（climate）變遷，所謂的「乾旱」僅是在短短研究時間之下得出的結果，範圍也沒有大到可以歸類為氣候變遷的條件，更不能說是由人禍導致的氣候變遷問題。

忽略當前政治經濟情勢如何影響自然資源的消耗與分配，僅從表面的天氣觀測數據就斷言氣候變遷並非真的存在，這種駁斥顯然將問題過度簡化了。敘利亞地區的乾旱導致農作物無法收成，農村居民迫於無奈下只好移居都市尋求工作機會，大幅度的人口遷移進而造成都市過度擁擠、工作機會不足，都是清晰可見的現象。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更進一步探討：究竟是哪些人為因素促環境與氣候惡化？

帝國主義式的剝削

決定現代社會的物質環境，最普遍也最強勢的方式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們不僅影響到商業模式上的交換行為，更在全球各區影響其氣候與政治穩定度。強國透過國家政策，不惜以戰爭和資本主義至上的經濟霸權來掌控世界資源。既得利益的第一世界國家擁有這些特權來干涉第三世界國家，挑戰他們搖搖欲墜的主權。在資源被掏空和第一國家政治勢力擴張的雙重夾擊之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滲透到了第三世界的自然氣候和戰事人禍。

實行帝國主義的國家，並不完全是因為境內資源使用殆盡才向外擴張。在美國，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已經被重新定義為自由化改革，環境法規和勞工標準的設立皆以產業為中心。這些「法律」鼓舞企業往第三世界國家設廠，政府因而可「合法」地規避嚴格的環境和勞動法規，企業也可以避免遵守高成本的人權保障相關法令。第一世界國家正在將資本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外化到發展中國家，將環境惡化及剝削勞工的後果由他們承擔。

國際性的非營利環保團體布萊克史密斯研究所（Blacksmith Institute）在一份分析發展中國家汙染問題的文件中指出：

保守估計，光是環境健康風險引起的疾病就占發展中國家疾病的五分之一，比營養不良的問題和其他可預防疾病的總數所佔比例都還要高。

在此同時，企業家為提高公司的淨利潤、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持續將勞工成本外包到缺乏勞工保障的第三世界。美國商業部針對跨國企業近年來移廠至海外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跨國企業……在2000年以後裁減了約2,900萬的本國勞工，在海外雇用的員工數卻持續增加到2,400萬名。」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各別帶出不同的影響，然而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共通點：所有帝國主義式的控制都必須透過持續擴張的資本主義持續才能生存。列寧曾經形容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終階段，第一世界的資本家藉由壟斷第三世界勞動力、原材料資源和金融機構，以維持資方的特權，賺取產品的剩餘價值的同時，無須考慮國內市場是否過度飽和。

資本主義經濟，看似確保了消費文化所帶來最嚴重的後果將由第三世界國家各自承擔。然而，帝國的權力結構會擴及到國際間的衝突，以及因為環境惡化所導致的大量人口移動，卻常常被忽略。在18世紀殖民主義盛行時，歐洲列強便開始在美洲、亞洲和非洲廣設殖民據點，爭奪原物料以壯大迅速工業化的經濟體。出身拉丁美洲蓋亞那（Guyana）的泛非（Pan-Africa）思想家／運動家華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認為殖民主義是對社會組織進行一種經濟佔領的直接挪用，並以此來解釋非洲地區的低度發展：

殖民主義不僅僅是一層層剝削的系統，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回收利潤到所謂的『祖國』，意即非洲國家的勞工不斷地用在地資源生產出有利潤的產品，再白白將這些生產價值送到國外。這意味著在辯證歐洲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非洲一直都需要扮演開發中地區的角色。1

更仔細地解析這項辯證，就可以發現這個現象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資本主義需要從更大量的無產階級勞工身上剝奪剩餘價值，才能維持一個比例更小的資產階級。

過去在航海殖民時代，西方國家以自身的社會階級制度強加在殖民地上的原生居民。由少數菁英在當地施加軍事和行政壓力，使小部分佔有經濟、地位和優勢的人控制大部份的其他人，利用殖民系統灌輸一種合作的假象，透過下級階層的人力來穩固殖民地的經濟結構，這樣一套階級系統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賴以維持的方針。

從唯物論式的觀點來看，許多早已脫離殖民的國家其實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舉例來說，西非的迦納（Ghana）是一個在1950年代末獨立建國的國家，但至今仍是許多世界強國要干涉政治最好的獵物，因為它正處在殖民國掏空政治勢力，及尚還未完全建立主權的脆弱階段。

迦納雖然是非洲大陸第一個贏得政治獨立的黑人國家，但它很快地就因為向世界銀行（World Bank）貸款建造水電大壩，被套牢在美國的經濟控制之下。當迦納人民發現自己落入世界銀行和美國企業的陷阱時，他們曾試圖要求經濟正義，結果在1966年卻遭到美國政府在背後主導發動軍事政變。對照1954年中情局（CIA）在瓜地馬拉推動政變推翻阿本斯（Jacobo Arbenz）政權的案例，這絕不只是一樁巧合。

殖民體系一直都會存在，無論是過去用武力爭奪地盤或是今日以經濟關係形成的操控與依賴。在〈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中，迦納首任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這麼說：

受制於強國的弱勢國家，理論上是獨立且具有主權的，但現實中其經濟系統和國家政策往往都會被外力所主導，這正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後也只會與原先的殖民國有經濟上的依賴關係，但恩克魯瑪提出了新殖民主義中強國勢力轉移的可能。例如過去為法屬的越南，進入到新殖民時代時已被美國對此地的經濟投資所收服。換句話說，國際財團的利益偏好會進而影響新殖民者的選擇。

以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主張世界一家親、貿易無國界，但全球化的另一面卻是環境破壞與大幅消耗第三世界的資源。氣候變遷是一個多面向導致的現象——從環境變化的積累，到強大的資本主義足以干涉碳和水的全球分布，甚至是空氣和土壤中的化學平衡。儘管全世界都在承擔後果，但自然環境被過度開採或汙染嚴重的地區會受害更深。

在全球化的光景下，第一世界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霸權將確保第三世界繼續作為應對氣候變化衝擊的「第一線勇士」。全球化給第三世界國家來了低薪資、疾病和第一世界生產過剩的消費品，以及廢棄物。近幾年來被大量生產與淘汰的電子垃圾（指被廢棄的電氣或電子設備），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環境污染嚴重威脅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因為某些廢棄設備，如陰極射線管（CRT）顯示設備，含有大量有害化學元素，例如鉛、鎘、鈹、汞，也對於當地的土壤跟水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

氣候調適與全球責任

回到氣候變遷，為了處理這棘手的問題，近年來學界提出了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的重要性，也就是採取生態、社會和經濟制度上的調整，以期減少全球受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報導直言，全球比較富裕的國家有義務一年多花費2000億美金的額外公共支出，來幫助貧窮國家處理氣候調適的問題。

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法，富裕國家應提供資金和其他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變遷並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投資在有效率的綠能，停止開挖地下化石燃料。當然，不是所有第一世界國家都有這樣的意識，英國日前推動的石油政策就正在反其道而行。英國政府否決了已討論多年的氣候友善政策，轉向建設全新的液壓化石燃料基礎設施。

氣候變遷看起來只會越來越明顯，如果資源枯竭問題不解決，更大規模的難民危機將擴及全球各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理查‧席格（Richard Seager）指出，當前受害者的焦點不止在敘利亞境內，因為更多中東國家（至少包括黎巴嫩、約旦、以色列、伊拉克及伊朗）也在面臨水資源短缺，以及氣候變遷帶來的人為遷徙。在未來幾年乃至於幾十年，這個地區將會更深刻感受到乾旱的威脅與水資源的搶奪。

世界銀行在2014年的一份報告書表示，氣候變遷將引發更多熱浪和旱災，特別是在中東和北非地區，會使糧食欠收加劇，造成食物和水資源短缺，導致更多的衝突和人口位移產生。目前，巴格達每年當中已有8天的極端高溫。隨著全球氣溫上升攝氏2度，一年當中會出現90天的極度高溫；上升攝氏4度的話，則會出現超過115日的極度高溫。

這些變化可能帶來更頻繁的自然災害，洪水和乾旱成為常態，農地將因貧脊而變成一片漠土，熱浪殺死農作物和養畜。長遠來看，誠如華府獨立智庫團體氣候與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Security）主任佛朗切斯科‧費米亞（Francesco Femia）所言，不斷變化的天氣模式會帶動農民、漁民和牧民搬離原本居住的「災區」，移居到市鎮中心，就像當前敘利亞的情況。

根據美國《時代》（Time）雜誌的報導，氣候變遷已然成為五角大廈眼中的「威脅倍增器」（threat multiplier），正在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也認為未來許多國家政府和與之對抗的軍事力量，將會為了爭奪逐漸減少的資源而形成諸如「水戰爭」（water wars）之類的對抗，最終製造出更大批尋求庇護的難民潮。

平心而論，敘利亞歷時長達十年的乾旱，與當初老阿薩德（Hafiz al-Assad）政權的經濟決定也有極大的關係。1970年代老阿薩德開始掌權以來，便希望脫離自給自足的傳統國內經濟，在向來以農村社區經濟為主的敘利亞，對廣大的農民實施限量供水，將用水特權給大型農業企業。這項政策的長期後果之一，正是導致了僅僅在2002年至2008六年之間，敘利亞就失去一半以上的正常供水，農作物的收成大幅減少，沙漠化面積則不斷擴大。

但在敘利亞的經濟資源陷入匱乏之時，外國列強開始假對抗小阿薩德（Bashar al-Assad）之名，透過民間團體介入敘利亞國內政治。阿薩德政權之下的敘利亞與哈馬斯和真主黨的領導人有密切的合作；此外，敘利亞還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運動並鼓吹獨立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強國如何運用資本主義干涉他國政治，敘利亞的作為完全不按照第一世界國家的理想劇本走，在此便明顯成為美國的眼中釘。

總而言之，要釐清如何解決氣候變遷和難民人口的擴張，必須先了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何在第三世界滲透。許多像敘利亞一樣處於戰爭狀態的地區，都同時也在面臨著氣候變化影響的嚴重環境破壞。敘利亞的內戰，只是這個惡性循環結果中的一個案例罷了。

• 1.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East African Publishers. pp. 149, 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