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下）

2016/02/27 12:00:00

獨立學者

【編按】在近年來台灣的社運語境底下，「中國因素」四字已成顯學，主流對中國的認識，是把今日之中國視為一個實行資本主義乃至於已然（或即將）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國家，從而論述中國之於台灣的種種政治／經濟層面可能影響。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上月發表〈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一文，診斷中國已經「主動向全球資本敞開大門」，便以中國「改革開放」作為一時間斷帶，往前三十年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革命的中心），往後三十年是「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的中心），雖尚不涉及「帝國主義」說，仍然是下了中國已完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定論。

在潘毅的文章發表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盧荻在微信平台《保馬》以〈中國與新自由主義〉一文簡短回應潘毅，把中國的發展放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脈絡下考察，從80年代的市場化、90年代的私有化，到2000年代的金融化，提出中國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中，既有「屈從」但也有「抵抗」。該文刊登後，又引發了潘毅與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盧映西的一系列回應，然後才有了盧荻的〈誠懇討論「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回應潘毅和盧映西〉。

後續，素有中國左翼學者之稱的老田也加入這波討論，與潘毅、盧荻等人皆不同，老田從自己在武漢的經濟生活體會出發，其重要之處在於將人民是否貧困的問題，在考慮「必要支出項目」的脈絡下進行分析，更精實地反映出勞動者焦慮的根源。本文〈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在苦勞網上分為上下兩篇刊登，上篇針對論戰分歧的要點，老田認為經濟結構的變化應該對照經濟現實的經驗，並且不能片面地理解工人工資上升的現象，應該將地租成本的提升以及導致的生存成本提升納入考量，得到了「中國勞動者所得額的上升，實際上並不意味著經濟或者淨福利的改進，而更多地是體現了絕對生活成本的提升」的這個結論。

下篇則延續上篇的論述，著眼於對經濟增長數字與中國實際貧困人口數字的分析，老田認為，釐清人民生活所需的「必須支出項目」之後，才能將數據與真實生活做對照，例如，在高地租經濟擴張的前提之下，「有房無房」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經濟狀況感受，各個階層的勞動人口都為此所苦。從城市到鄉村，從買不起房到結不起婚，「一種大家認為過得去的好的生活標準，是不是努力工作就可以掙到？」才是相較於數據的更準確的「貧困線標準」。

由於文章是在系列論辯中產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文末找到其他各篇與本文相互對話的文章，還原其對話脈絡。

經濟增長數字與中國的貧困人口數字

正是與房地產三頭同盟的高歌猛進相聯繫，中國勞動者所得額的上升，實際上並不意味著經濟或者淨福利的改進，而更多地是體現了絕對生活成本的提升。

不僅如此，高地租經濟的擴張，不僅損害了底層勞動者的經濟狀況，使得他們的淨福利遠低於貨幣工資收入的提升幅度，還極大地惡化了社會中上層的實際經濟狀況。「IT民工」、「青椒民工」（高校青年教師）的大批出現，就是如此，畢竟底層勞動者早已經不是住房的合格消費者了，他們才是高房價最直接的受害者。

一位北京研究單位工作的朋友，曾經很具體算了一筆賬，在北京市生活需要什麼樣的高成本？他認識一對年青的博士夫婦，一方在高校工作，另一方是部屬研究單位，合計月收入超過五萬元，兩人租房一定要租住在五環之外（之所以可以這樣，是因為工作時間有著部分彈性），上班倒車時間很長，還絕對不敢生養小孩，除非有來自雙方父母的補貼。只要深入人們生活的經驗現實，就很清楚，小康不是那麼容易達到的。掙一份過得去的生活，能夠支付養生送死的開支，這是擺脫貧困的起碼要求，以此而論，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肯定在10億以上。

中國今日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幅度，得益於房地產三頭同盟的成功擴張，業已上升到了世界前列。城市裡的社會分層或者說人們的經濟狀況感受，很大一部分聯繫著有房還是無房。除非是城市家庭的子弟，還願意選擇終生生活在父母所在的城市，並等待父母去世之後行使繼承權，否則，僅僅高房價本身，就足以成為許多青年人終生難於逾越的階級壁壘。據老田在武漢的觀察，房價在1990年代晚期有一次較大幅度的上漲，最為關鍵的年份是2007年，凡屬沒有在2007年房價暴漲之前買房的朋友，至今後悔不跌。今日武漢房價在每平米五萬到十萬元左右，相比上海北京等地，還算是溫和，但早就漲過了普通小資白領能夠企及的高度。

在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成為百萬富翁都解決不了「小兩口」的衣食住行問題，除非成為千萬富翁才有希望。所以，厲以寧教授的高足李克強總理號召大學生創業，這是很務實的創意，要是不當上老闆並以此成為千萬富翁，人的一生肯定會很悲催。

但問題在於：難道中國遍地都是機會嗎？剛剛邁出校門的大學生連適應社會都需要時間，一下子當上老闆，那個成功率究竟有多少呢？有些不寬容的網民，據此指責李克強博士水平低，看不請中國的經濟現實胡亂發出不負責任的建議；甚至有一個大學生當面告訴老田說：要大學生創業還不如去賭博，押單押雙還有一半勝率。應該說，李克強博士的建議在一個方面還是相當地靠譜的：在房地產三頭同盟炒高了房價之後，零地租經濟就已經成為過去式了，高地租經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的經濟進程，剩下的就是去謀劃怎麼成為千萬富翁吧。

在國內生存成本體驗方面，貨幣收入的增長幅度，遠遠不能夠體現人們的實際狀況改變。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只要看一看普通人的生存體驗就很容易理解。與GDP數字大幅攀升有著因果關係的福利制度改革，極大地拉升了人們應付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最低開支的數額，有民間諺語說：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瘋，醫療改革是提前送終；今天在中國人口老齡化比例急劇提高的同時，還要加上養老難、養老貴。這種種日益加碼的必需開支數量上升過程，在現實生活體驗方面都是人們經濟感受惡化的關鍵內容，但是，都會體現為GDP數字（也包括據以計算的勞動生產率數字）的同步上升。

結合人們的經濟生活現實，就能夠看到：一些很好看的數字，在實際中間不僅不能夠體現為人們福利和經濟狀況的改進，而是恰好相反。這可能意味著在劇烈變化的社會現實中間，把經濟數字進行均一化理解，所掩蓋的經濟發展內部的機構性變化內涵過於重大，結果導致人們的生存體驗與紙面上數字增幅發生嚴重的落差。

盧荻教授以世界銀行所規定惡貧困線標準日收入1.9美元，來看待中國的貧困人口數字，這是有著嚴重不足的。如果僅僅從人們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吃飽穿暖而言，這個數字可能是有依據的。但是，人們生存所需各項開支的急劇增加，除了福利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高支出、高地租經濟帶來的高生活成本之外，還有社會性的一面。

賀雪峰教授在農村調查中間發現：鄉村社會中間的高收入群體，較為積極地推動奢侈消費和人情往來，以此在鄉村社會中間區分出「有面子的群體」和「沒有面子的群體」，這種看起來是「非必需支出」的上升，一樣帶來大批自我感受邊緣化的人群。正是因為「非必需支出」數字的大幅度攀升，農民發現種田雖然足以養家糊口，但是無法掙得一份過得去的生活，不得不離鄉背井去打工。而打工收入的增加，又水漲船高地支持了「非必需支出」的進一步上升，始終把多數人保持在及格線之下。非必需支出的急劇增加，乃是市場和競爭邏輯侵入人們的生活世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導致農村居民之間基於面子競爭的非必需開支，拉高到大多數人口無法達到的高度上。毛時代的政府對此社會性支出方面，尚有必要的介入能力——例如在農村地區推行「移風易俗」，今天的政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介入人們的生活世界。　　

圖中四合院建面400平米，造價190萬，2010年建成。（圖片來源：烏有日刊）

老家那個村子，近幾年新房的造價往往超過150萬元，這對村民來說才算是過得去的房子。對這樣的房子，經濟學家們第一傾向是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成就，對於農民自己而言，這樣的房子到底是富裕的象徵呢？還是一個逼迫農民奔波不已的「套牢」物件？照說農民自己應該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最清楚不過的，但是，生活經驗的思維往往是各種現實因素過於強大且不得不跟隨之，往往缺乏歷史維度的對照和甄別，農民自己可能也難於分清楚。不過就老田所見，老家越是漂亮和造價高的好房子，就越是沒有人居住，一年到頭是鐵將軍把門，主人一家需要外出打工「掙房子」。這也許需要專家們通過爭論再得出共識吧。

在老田的老家蘄春縣，農村男青年要娶一個媳婦，需要的花費不少於100萬元，而嫁一個姑娘花費也在7、80萬，為了掙得這樣的開支數目，廣大農民工才不得不長期停留在勞動力市場上待售。總之，今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廉價勞動力再生產的關鍵鏈條，早已不再是掙錢糊口了。應該說，從人們的生存經驗來說，經濟學家的分析方法，有著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是傾向於把內部存在著「質的不同」的數字，看作是均一的數目字變化進行「等量齊觀」，同時，還往往忽視人們的社會性需要和變化，因此，難於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劇烈變化社會的經驗事實。不得不說，過分重視數目字增長的狹隘觀察方法，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們能夠心安理得地為中國的巨大經濟成就辯護。

世界銀行那個貧困人口標準，所沒有包含的必需支出項目過多，無法與人們的生存體驗相一致。就人們的日常生活體驗來說，一份大家認為過得去的好生活標準，是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掙到，以這個作為貧困線標準，比確定某個貨幣收入數字更為現實。有錢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想法，即便是在統治階級成員中間，也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夠夢想的超高境界。

如果不能夠認真看待人們的社會性需要和「非必需支出」的增長，就無法理解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憤怒的青椒」，也不能夠理解為什麼經濟增長甚至工資份額上升的時段，人們的不滿意程度卻在上升，大量網絡言論對於政府的深刻敵意。沒有別的原因，正是在經濟學家們認定經濟發展還不錯，人們的收入也在增長的同時，人們基於自身的經濟體驗卻看不到出路，這種普遍的憤懣也經濟學家們看重的數字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立和對照。依據老田的理解，這種狀況其實就是「經濟矛盾政治化」的表現，是資本統治下的民眾看不到出路，開始抱怨政府的不作為或者不合理進行作為。

錯誤的貧困線標準，恰好遮蔽了經濟學家們的視野，不僅會高估經濟數字所揭示的發展成就，而且還會遮蔽真問題所在。就今天農村的狀況而言，在農村種田確實能夠擺脫世界銀行標準下的貧困，但是，這個貧困線對於生活在現實中間的農村居民來說是沒有參考意義的，所以，為了擺脫人們經驗公認的貧困，必須付出離鄉背井、拋妻別子的親情代價去城市或者沿海地區打工。即便是有了打工的收入，大多數人依然處於公認的好生活標準線之下，正是因為如此，廉價勞動力再生產的鏈條才不至於中斷，可以源源不斷把鄉村居民驅趕到城市和工廠裡接受不高的雇傭工資。

基於貧困線的理解，可能隱含著如何理解經濟學中間的效用和滿足的概念對，這意味著：人們將要為什麼樣的目的努力以及為實現目標而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錯誤的貧困線標準，意味著只把人們生存最低需要納入視野，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生存水準線之上後，這個狹隘的理解顯然就無效了，而經濟學理論分析和觀察視野也需要相應拓寬，以容納這樣的變化；非如此，就無法理解農村和變化和農民的行為，更不能夠準確地把握中國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勞動力市場再生產機制。

今天中國的情況是，除了特別有權和特權有錢的極少數之外，自我感覺屬於小康的群體，多半是改開前的餘孽：這群人有退休金、住房和基本的醫療保障。李民騏所說的工人貴族，除了餘孽群體之外，新的工人貴族幾乎無從產生，甚至更進一步，連底層體力勞動者之上小資白領階層，其大多數都覺得自己處於受盤剝而毫無出路的地位上。把握了這一點，就能夠以人們的經濟狀況特別是其經濟生活體驗，對網絡言論主流做一個很好的解釋和溝通，以此而論，經濟學的解釋力還有上升空間，「經濟學帝國主義」還有著不小的地盤可以擴張，前提是：走出數字迷信並更多地關注具體的經濟生活現實。相比較而言，社會學家比經濟學家離變革中的社會現實的距離更近一些，特別是對結構變革的把握更為敏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