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近年來台灣的社運語境底下，「中國因素」四字已成顯學，主流對中國的認識，是把今日之中國視為一個實行資本主義乃至於已然（或即將）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國家，從而論述中國之於台灣的種種政治／經濟層面可能影響。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上月發表〈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一文，診斷中國已經「主動向全球資本敞開大門」，便以中國「改革開放」作為一時間斷帶，往前三十年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革命的中心），往後三十年是「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的中心），雖尚不涉及「帝國主義」說，仍然是下了中國已完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定論。
在潘毅的文章發表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盧荻在微信平台《保馬》以〈中國與新自由主義〉一文簡短回應潘毅，把中國的發展放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脈絡下考察，從80年代的市場化、90年代的私有化，到2000年代的金融化，提出中國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中，既有「屈從」但也有「抵抗」。該文刊登後，又引發了潘毅與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盧映西的一系列回應，然後才有了盧荻的〈誠懇討論「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 回應潘毅和盧映西〉。
後續，素有中國左翼學者之稱的老田也加入這波討論，與潘毅、盧荻等人皆不同，老田從自己在武漢的經濟生活體會出發，其重要之處在於將人民是否貧困的問題，在考慮「必要支出項目」的脈絡下進行分析，更精實地反映出勞動者焦慮的根源。本文〈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在苦勞網上分為上下兩篇刊登，上篇針對論戰分歧的要點，老田認為經濟結構的變化應該對照經濟現實的經驗，並且不能片面地理解工人工資上升的現象，應該將地租成本的提升以及導致的生存成本提升納入考量，得到了「中國勞動者所得額的上升，實際上並不意味著經濟或者淨福利的改進，而更多地是體現了絕對生活成本的提升」的這個結論。
下篇則延續上篇的論述，著眼於對經濟增長數字與中國實際貧困人口數字的分析，老田認為，釐清人民生活所需的「必須支出項目」之後，才能將數據與真實生活做對照，例如，在高地租經濟擴張的前提之下，「有房無房」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經濟狀況感受，各個階層的勞動人口都為此所苦。從城市到鄉村，從買不起房到結不起婚，「一種大家認為過得去的好的生活標準，是不是努力工作就可以掙到？」才是相較於數據的更準確的「貧困線標準」。
由於文章是在系列論辯中產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文末找到其他各篇與本文相互對話的文章，還原其對話脈絡。
潘毅教授文章（文章連結1、文章連結2）引發了盧荻教授的不同意見（文章連結1、文章連結2）之後，李民騏教授（文章連結）和盧映西教授（文章連結）相繼參與了爭論，圍觀這一爭論過程，產生了一些感想，也寫下來，算是參與討論。
本文打算從自己在國內的經濟生活體會出發參與討論，盡量少地涉及經濟理論問題。老田最近30年一直居住在武漢，經濟生活方面最大的體驗是：首先是地租額在國民經濟中間的全面擴張，其次是商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對於生產性行業的驅趕（近乎全部工廠被驅趕出主城區）。在這個過程中間，地租尤其是級差地租的貨幣化過程，以及在級差地租貨幣化過程中間的不同地位，決定了城市土地歸誰使用，這根本上重新改寫了城市的面貌。
在城鄉關係的變化方面，農村最重要的變化是土地拋荒和青壯年農民外出打工，原先作為自足的生產生活共同體的農村，業已大面積解體，農村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實現了一次角色轉換：成為廉價勞動力流出地和勞動力生命再生產的低成本基地。老田這篇文章就是在故鄉蘄春寫成的。
潘毅教授的主要觀點是從歷史演變過程著眼的，說中國從世界革命的中心變成了全球資本的中心。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有利的剝削基地，引發資本和產業的轉移，由此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盧荻教授從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外的執行經驗出發（市場化、私有化和金融化），對潘毅教授的觀點提出商榷，還認為存在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抗。盧映西教授特別不同意盧荻教授關於抵抗的觀點，說中國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抵抗，說盧荻教授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出於對「打左燈向右轉」誤讀。從中國精英階層（或者統治階級）的政策宣示看，顯然是有道理有依據的。
在李民騏的文章中間，依據統計數據對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下降，做出了強有力的分析。說明：中國的私有化進程從來未曾停止和逆轉，即便是按照西方國家的私有化趨勢看，也是相當吻合的。
分歧的要點
在老田看來，幾位教授的分歧在於：經濟發展的幅度以及勞動階級所得額上升如何理解？正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最終產生了分歧。
盧荻教授長期在西方國家執教，對於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不足早有警醒，但是，他在應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及其相關的經驗方面，依然過多，以至於在理解中國經濟的現實方面有不小的隔膜。
從經濟現實看，這一點毫無疑問，在全球資本流動和產業資本轉移規模看，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極低的工資成本和環保成本，當然還有較低的稅負。
從經驗出發，需要指出一點：任何以政府立法為依據，去討論中國的工資成本和環保成本問題，都是不靠譜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執行方面。張五常有一個比較靠譜的看法，即中國實際上不存在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兩千多個縣一級的政府型公司。資本與政府的關係，主要地是與縣級政權的關係來相互定位的。以廣東省的東莞市為例，作為一個縣級政權，轄下本地人口數一百多萬，但是轄區總人口早就超過了一千萬，縣環保局的編制很小，監督和執行力極低，廣大資本經營活動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企業願意支付多少環保成本基本上由業主個人的「良心」決定。至於勞工法律的監督和執行，那實在是對不起得很，即便是告上門了也缺乏處理的能力，更何況有限的幾個勞動局官員，還未必有支持勞工權益的意願。所以，中國的經濟現實是：中央政府確實有著勞工和環保立法，甚至隨著時間還有所完善，但是，近乎為零的執行力度，才真正決定了資本經營過程中間的實際勞工成本和環保成本。
從毛時代到今天，在經濟增長數字的大幅度增加之外，未能恰當關注均一的經濟數字「質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及其深刻含義，如果結合經濟現實的經驗來對照，就很容易看出分歧和問題所在。
在經濟數字中間，地租租金的份額急劇上升，以及與人們生存成本緊密相關的福利市場化帶來的影響，這兩個方面極大地拉升GDP數字及其增長幅度。正是在名義收入上升的同時，人們的生存成本也急劇增加，也就是說，原先不需要個人出錢的「單位福利」——諸如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今天也需要出錢購買，甚至在貨幣工資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的時間段，人們的實際經濟狀況反而是下降的，因此，忽視這個經驗性的變化，很容易高估GDP數字增長的價值，高估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和人們經濟狀況的改善，從而也就很難準確地把握貧困人口減少問題。
還有一點遠非不重要：為什麼蘇東國家在轉型之後發生普遍性的經濟崩潰？有且只有中國和越南產生了可觀的經濟增長？這一點至今沒有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和認真剖析，而是簡單化地把中國的巨幅增長與轉型政策進行因果鏈接，由此得出一些經濟理論上不得不肯定的認識。如果以蘇東國家轉型的經濟表現為依據，顯然只能夠支持這樣的認識：市場化或者資本化的制度能夠整合的生產性資源（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的能力，小於計劃經濟加公有制的整合能力，由此才帶來GDP的巨幅下降。
據老田看，中國和越南的增長，主要是與這兩個國家改革起點是「工業化未完成階段」，各種有利於資本和產業的積聚條件都與這樣一個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關。當然，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教育和醫療的普遍化（更高的人力資本均值），乃至於民眾對於政權的高度認同（政權因此具有更強的創造資本積累優越條件的能力），都成為資本主義復辟之後的重要起點。應該說，是各種社會主義制度殘餘以及人們處在前工業化社會階段的生存經驗（以及與此相關的低要求）都成為支撐資本主義快速積累的有利因素。
如果考慮中國越南與蘇聯東歐的反差，各種對於轉型政策的經濟學肯定認識，會少那麼一點理直氣壯的底氣，盧荻教授說不定會讓自己的態度和認知，向潘毅教授那裡靠近一點點。
如何理解勞工貨幣收入的上升幅度
李民騏教授認為中國今天的勞動所得份額上升、以及工資成本在單位增加值中間的提升，推測是反應了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上升，這可能也是難於與經驗相吻合的。前不久，廣東警方抓捕了勞工數位NGO人士，主因就在於他們曾經幫助勞工鬥贏了資本家一回，因此罪大惡極。這個情況說明，經過勞工的階級鬥爭給資本家帶來高成本的事情，雖然不是絕對沒有，但也是少極了，所以，警方和政府部門才會高度看不習慣。
以老田在國內生活的經驗看，無論是中國的精英階層還是平民階層，目前都未曾對資本的壓榨力度形成有效的抵抗。工資成本上升的事實，需要從國民經濟中間地租率的份額提升去理解。毛時代的經濟，很接近於「零地租經濟」，無論是投資活動、生產過程還是民眾的生活中間，地租成本都無限接近於零。
1993到1994年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之後，地稅稅源逐步鎖定房地產相關產業，由此出現一個巨大的「非預期政策後果」是：地方政府、銀行和地產商組成房地產三頭同盟，在這個三頭同盟的刻意推動之下，炒高級差地租並通過房地產轉化為貨幣收入，三頭同盟然後瓜分被炒高的級差地租收益。曹錦清教授有一個說法：房地產的實質就是級差地租貨幣化。
與社會學家相比，經濟學家們過分沈迷於數字，缺乏對於經驗事實的敏銳性，往往忽視經濟數字背後的結構性變化及其實質含義。
房地產相關產業的野蠻生長和惡性膨脹，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的一般面貌。在經濟增加值中間，地租佔比出現持續提升。一切經濟活動，舉凡投資、生產過程和民眾生活成本，都被地租擠進去佔據了一個相當高的比重。在李民騏教授所分析的工資所得額上升的時間段裡，底層勞動者的生活成本急劇拉升，相關份額應該合理地歸因於與地租額上升所引起的「生活成本推進」。
國內經濟學家們往往強調所謂的「劉易斯拐點」，說因為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態勢成為過去式，因此，帶來了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因此，工資成本由此上升了。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靠譜，近十餘年來，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數字一直穩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工資總額的提高，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工資成本的提升看作是勞動力供求關係變化引致的，則是南轅北轍。
老田生活在武漢，就經驗感受而言，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變化是地租成本提高，大幅度拉升了勞動力的生存成本，這是最為主要的原發性變化。以吃早點為例，在近十年時間內，油條從0.2元一根上升到1.0元一根，上漲百分之五百；熱乾麵由0.5元一碗上升到3.5-4.0元一碗，上升七到八倍；還有綠色蔬菜價格的瘋漲，都是肇源於地租額的影響。原先，這些早點攤主可以租住城中村，月房租在100-200元之間，由於城中村受到房地產三頭同盟的大力度消滅，這些小攤主也不得不進入居民小區租住和生活，月租金往往要高出3-5倍。
全國人民都看到了城管隊伍的基本業務是反對「佔道經營」，由此，經營性的房租支出不僅從無到有，還由低到高，從這個角度看，城管反對佔道經營的執行力，相當於是以政府的力量和經費，開展了一場地租保衛戰：不僅確保門面房的出租率還確保其出租額。今日武漢，佔道經營還有，但是少了很多，經營的風險也提高了不少：城管得不到就衝過來沒收攤子，小攤主被拉高的經營成本=被沒收的概率*攤子成本+中斷的經營時間*平均利潤。
正是在這個時間段裡，武漢市雇傭餐廳服務員的月工資，從幾百元上升到2000元左右，工資增加幅度中間，吃住成本的絕對上升額佔據工資漲幅的絕大部分。在吃住成本中間，地租額跟隨房地產價格而上升的幅度，據武漢市的生活經驗體會，月人均在1000元左右。
因此，中國之成為全球資本的「勞動套利中心」，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從毛時代的零地租經濟中間走出來，到三頭同盟成功建立起高地租經濟的時間段中間，勞工生存成本中間所包含的地租額，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過程，因此，這個勞動套利空間在過渡期的廣泛存在，使得中國的工資成本在全世界具有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房地產三頭同盟從朱鎔基分稅制改革開始成長，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之後，至今日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過程中間佔據了相當的地位，在各個方面形成了與高地租相關的成本推進現象。勞動者工資收入的提升，是與房地產三頭同盟改造中國經濟過程的成就，緊密相關的。盧荻教授說：「經濟金融化，意味著資本的投機化導向，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性投資、長期投資。」中國在市場化軌道上運行的時間還不夠長，也缺乏美國那樣的全球霸權地位，未能形成西方中心國家那樣形式的金融化，但是，以房地產三頭同盟為核心的投機資本，對於實體經濟的影響力之大，則遠超西方國家。而且，地方政府對於公共工程的熱衷，其支付能力則直接來自於房地產相關產業的地租貨幣化分享，中國政府部門極高的公共工程投入能力，看起來不僅沒有「擠壓」似乎還有助於長期投資似的。如何認識中國特色的投機資本的成長及其運作邏輯和後果，看來是盧荻教授與其他學者的歧見所自。李民騏教授的文章中間，對於中心和外圍國家資本主義的不同，相比盧荻教授有著更高程度的敏銳性。
財政部樓繼偉部長也看到了工資成本推進的問題，他在公開講話中間毫不隱晦地指出：絕對不能夠容許工資收入超過勞動生產率提升幅度。這個態度很好地代表了中國今日精英階層看問題的方式，他不願意指責房地產三頭同盟，同時還希望取悅於資本，最終開出的藥方是：希望由勞動者在自己的低收入中間「消化」高地租帶來的生活成本推進。樓部長的講話內容，看起來就是為了支持盧映西教授的看法。
撇開樓繼偉部長自己的立場和偏好不論，我們可以務實地追問一下：在今日中國的底層勞動力收入中間，到底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份額，能夠幫助「消化」高地租帶來的高生活成本。當然，樓部長也可以反駁說：除非選擇「走老路」，否則地租在國民經濟中間的佔比上升是不可逆的。
- 潘毅〈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
- 盧荻〈中國與新自由主義——簡評潘毅文章〉
- 潘毅〈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與盧荻先生商榷〉
- 盧映西〈中國不是資本中心？——對盧荻老師文章的再評論〉
- 盧荻〈誠懇討論「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回應潘奕和盧映西〉
- 李民騏〈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階級鬥爭——與盧荻、潘毅、盧映西探〉
- 老田〈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上）〉（本文）
- 老田〈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