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憤怒中團結：污名連線的政治議程

當大家都說愛滋病「危機已經過去」時，年輕的HIV陽性者對自己的陽性身體更加感到羞愧而隱藏自我。現在的感染者對早期HIV 陽性世代曾經成功有效使用的策略和戰術一無所知，不知道如何真正改變社會，最終逐漸痲痹無力。主體的能動性於是被各種各樣的愛滋服務組織所取代，這些組織根本就把HIV 陽性主體當成客戶而不是運動份子 。

──莎拉‧舒蔓〈愛滋與海報創作：嘲諷HIV入罪化的藝術行動〉

1996年雞尾酒療法問世之後，愛滋感染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現今愛滋危機彷彿已成為過去式。然而，黃道明在〈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裡統整了Cindy Patton的歷史分析，清楚追溯北美愛滋運動的歷史動態過程，從草根群體的愛滋運動逐漸轉向提供照顧、諮商、宣導愛滋防治等龐大社會服務網絡與新興愛滋服務產業1。1990年代，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全球跨國組織逐步採取「治療即預防」政策，認為它可以降低感染率，減輕社會成本，確保國家整體的公眾利益。

也就是說，「治療即預防」的策略將「人口」的痊癒與否，取代「人類」的罹病經驗，個人罹患疾病的選擇權成為能否增進公眾健康的指標，促使是否接受治療成為感染者的個人責任2。今日，性主體的發言權日漸被愛滋服務機構個管師、醫師、藥廠所壟斷，在第三世界的愛滋治理脈絡裡，降低愛滋感染率更被當成民族國家文明競逐的進步指標3。當邊緣主體的動性逐漸在多方勢力拉扯之下顯得稀薄微弱之時，回顧《在憤怒中團結（United in Anger）》紀錄片（預告片）中所呈現1980年代愛滋危機時的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草根運動，可能給我們什麼行動啟示呢？

來自底層的污名連線

猶如片名所示，愛滋危機中對冷漠體制的憤怒構成了不同群體、議題廣泛結盟的抗爭基底，來自不同社會身分、族裔膚色的生命群像因而得以聚集在一起。影片中一名訪談者就從社會運動議題的親近性，提到1980年代晚期女性要求墮胎權利運動和ACT UP愛滋運動的重疊之處──這兩個運動都是關於身體的關注、身體的掌控、身體的健康、以及身體的權利，而且「現身」在片中不只是議題的呈現，更是危機所呼召出來的以肉身體現的政治主體。其中一名女性愛滋感染者Phyllis Sharpe的兩次現身特別引起注意。1990年ACT UP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門外抗議，要求增加愛滋藥物實驗對象，Sharpe就以「前用藥者」及「遊民」的身分，要求愛滋治療的臨床實驗納入更多邊緣群體。她第二次現身則是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門前，Sharpe與其他女性感染者公佈自己的身分，以自身的具體經驗，呈現感染者的女性身體面臨了缺乏醫療資源、誤診、無法工作等生存問題，要求疾病管制局擴大愛滋定義，包含女性及第四類藥毒癮者。

海澀愛（Heather Love）在〈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一文中，為了翻轉傳統對人的道德理想典範，同樣引述了由數個污名構成的身體，並且認為這樣的怪誕卻可能是創造邊緣社群的必需條件4。照海澀愛的污名連線政治來看，Sharpe以多重污名纏繞的肉體現身，不僅挑戰主流媒體對愛滋感染者的特定想像，同時也徹底挑戰封閉的身分認同類別，將感染者放回邊緣生活的真實處境裡，使污名得以連結有色人種、遊民、用藥者、女性等群體。ACT UP的愛滋運動不只是專屬於白人男同性戀者，更是透過不同的群體採取侵略性的廣泛結盟，來促成實質的改變。

介入、干擾及不舒服的政治議程

1988年佔領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行動是ACT UP組織一戰成名的代表之作。大批示威群眾成功攻陷大樓來往的通道和出入口，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關閉了一天。在運動的意義上，這場行動標誌了ACT UP從被動防守轉向主動積極干擾社會體制的運動姿態，他們要求愛滋感染者應該被納入與愛滋相關的治療研究及實驗，如同酷兒藝術家Gregg Bordowitz說的：愛滋病是「我們大家的」疾病（our disease），它既不是專屬科學家升官晉爵的學術研究，也不是資本家與藥廠的牟利工具，更不是社會用來轉移矛盾和衝突的代罪羔羊。這意味著，感染者不願只是一群被研究的對象。ACT UP隨後更積極地組織讀書會、施壓團體，積極介入由衛生官員、政府研究人員、醫藥衛生官僚、醫生和藥廠主管所組成的「愛滋專家」，要求藥物的研究必須要有感染者參與，並且要能夠使感染者容易取得治療藥物，進一步拓展國家應負擔健康照顧的未來願景。

除了挑戰那些壟斷醫療知識及資源的菁英官僚之外，ACT UP更進一步藉由抗爭來佔據全國媒體版面，同時採取文化行動干擾主流媒體，不僅利用廣佈藝術海報介入人們的生活空間，也試圖利用影像記錄各式各樣組織工作，作為與大眾溝通的橋樑，主動掌握愛滋的訊息和形象，書寫自己的運動歷史。在這些策略和行動裡，ACT UP都高調的拒絕主流媒體將愛滋感染者一致再現為不具自主和能動性的受害者圖像。

1989年，紐澤西州的奧康納主教（Cardinal John O'Connor）反對提供學生安全性行為資訊和女性墮胎權論述，ACT UP進行了「阻止教會儀式（Stop the Church）」行動。抗爭者不只集結於街頭，同時也在教堂內干擾彌撒的進行，引發爭議及批評5，成功的把議題帶到大眾眼前。此外，ACT UP的街頭行動往往拒絕採取討好大眾的文明運動策略，高調而粗暴的拆解污名形成的動力，揭示坐享高位的特權分子利用權力殘殺生命。ACT UP成員Zoe Leonard在影片中表示，愛滋議題揭露的不是疾病防治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內在矛盾與問題，而ACT UP不斷以邊緣的肉身介入，干擾維繫日常生活正常運轉的主流權威體制，透過公開行動挑釁大眾「不舒服」的情緒，這些都是試圖透過「衝突」來理解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差異，促進對話與思考，也是進一步解決矛盾及問題的開始。

隨時可能奪走性命的生存危機牽動著1980年代愛滋危機的運動模式，ACT UP的行動核心正是呼應著身體與生命之間的相互連結。它不僅以直接行動針對既得利益階層，爭取生存權利，也在愛滋病危機的恐性時代氛圍下，將集體行動的空間轉化為最佳約炮性愛場域，結合嚴肅的政治實踐與歡愉的生活方式。ACT UP的基進政治坐落於實踐愉悅的身體經驗中，《在憤怒中團結》一片則提供了愛滋危機中的文化、政治及社會地景。透過愛滋行動現身的性／別、階級、族群邊緣群體，其爭取安身／生立命的抗爭軌跡足以重新連接被醫學防治隱沒的污名政治議程，提供人們一套面對身體─生命與疾病關係的集體實踐策略。

• 1.黃道明，〈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黃道明編，《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年11月，頁85-144。
• 2.黃道明，〈序：批判介入「朝零邁進」下的愛滋防治／防制〉，黃道明編，《愛滋防治、法律與愉悅的政治》，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4年12月，頁iii-x。
• 3.黃道明以台灣為對象，提供一套熱帶醫學思維及殖民階序的全球愛滋政策的治理視野。見其〈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黃道明編，《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年11月，頁85-144，以及〈賣淫、變態與愛滋：「玻璃圈」的秘密〉，《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頁73-108。
• 4.海澀愛著，張永靖譯，〈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新北市：蜃樓，2012年12月，頁259-276。
• 5. 除了片中ACT UP成員大喊著：「他們正在殘殺我們（They’re killing us.）。」之外，紐約時報也記載其中一位ACT UP成員在望彌撒後掰碎象徵基督身體的「聖體」而引起爭議。除了政治人物紛紛表示「阻止教會儀式」行動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抗爭示範之外，同性戀權利相關組織的發言人也認為該行動是愚蠢且執迷不悟的行為，同時，在ACT UP組織內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見Jason DeParle, Rude, Rash, Effective, Act-Up Shifts AIDS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rd, 1990, http://www.nytimes.com/1990/01/03/nyregion/rude-rash-effective-act-up-shifts-aids-policy.html，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