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十七屆學生會開始，甚至是更久之前，師大的學生就已經有一小部分人，把四六事件的歷史撈回來進行解讀與認識，舉辦活動、講座、影展、戲劇等等，試圖讓校內學生對於這一份歷史有更多的認識。我覺得這樣的努力有其意義存在，特別是在當前台灣高等教育快速市場化的趨勢之下，透過進入左翼學生運動的歷史，可能會有進一步啟蒙的作用。
不過，事實雖然已經形成了歷史，但歷史本身又被當下的行動者給選取著使用。我們可能得對歷史的詮釋有更高的警覺性，特別質疑那些聲稱是「真實」的部分。我們往往以為中性的辭彙就能夠切詞達意地傳遞真實，但辭彙的運用、語序的構成、結構的設計卻早已被細密的權力部署給籠罩。換言之，任何的歷史記載都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被質疑。 那麼，要談論四六事件，至少該從初步釐清四六事件的背景脈絡開始講起。
還原四六的歷史情境，顯然是處在台海兩岸尚有互通聲息的時刻。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而言，二二八只能談得上是民變，不但沒有澆熄反抗的火苗，反而讓左翼運動與組織蔓延的更快更猛。在當時的語境裡，國民黨與共產黨、台灣與大陸在概念上仍然是相通連的，當時的人們採取的政治分析姿態，不會直接把國民黨等同於台灣、共產黨掛鉤上大陸：整個大陸都還在爭議中的內戰狀態，那就是當時的政治氛圍。「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則是當時第三世界人民運動的共同盼望。
說回現在的師大。雖然學生會年年都辦四六週，校內異議性社團也時不時提及四六事件，但我以為，這件事情能夠操作的方式、能夠給我們的啟發，應該遠超過統獨爭議的「多元立場」。雖然，我對所謂的立場多元也很有疑義：當有人雙手捧著「多元」來推銷各式各樣的立場時，事實上那是代表著，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也就停留在由「多元」所派生的尊重與包容話語之下。換言之，多元是對更進一步理解的擋箭牌，多元的修辭學在還沒有開始被使用之前，就已經開始自我取消了。 與其把統獨編列為「多元」的一環，也許更該注意到這些論述的爭執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鬥爭的痕跡。
在三一八之後，我觀察到四六的歷史論述漸漸開始被吸納進某種以學校為單位的反對論述裡；而這股反對論述，則是來自於反黨國威權論述的派生。進一步的徵兆，也許可以看成是四六事件之後緊接著將要舉辦鄭南榕紀念活動，而這在過去的師大是從未有過的事情。不論鄭南榕的主張到底被解讀成爭取「言論自由」，或是被打造成爭取「台灣獨立」，四月七日的「殉道日」會被引進師大，我以為都是相當徵候性地在說明：關於四六事件論述的運用，已經不再是過去單純要求地翻案，更是跳躍地接合了時髦的反黨國與獨立論述。
師大的確是非常保守封建的一間學校。透過四六事件的歷史事實，過去的我也常常以為，師大現況如此保守封閉，都必須要歸咎到某種形而上、虛無縹緲但又如此「實在」的「四六遺緒」；那個過去的自己甚至會把這種說詞與沒有考上台大的遺憾結合，產生了一種微妙的自卑感。而我以為，這種自卑感恐怕不只是我所獨有，也是當前師大學生普遍的精神病癥。（也表現在「開明的傅斯年」與「膽怯的謝東閔」、「霸道的劉真」這組對比，以及延伸出來的開明台大與保守師大的對比）但至少有兩個事實（或是理論），能夠拿來反證「四六遺緒」這類說法對於事實的化約，從而整理這些苦悶的情緒。
首先，四六事件發生在距今起碼六十年的過去，光憑藉一個歷史事件，似乎把歷史濃縮成了一個質量無窮大的點，罔顧在每個時刻所發生的改變。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劉真不只應該要被看成是黨國鎮壓的幫兇，更要注意到他對於訓育體制的設計付出的「心力」，我們現在仍然被這套系統規訓著身體與心靈；此外，一個事件的影響力要延續，必須要經過很多手段、論述與配置的共構，例如我們也得慮及訓育體系、軍訓體系、救國團、三民主義研究所（現在的公領系）等在師大裡的角色，更不必多提師大的「師資教育」在一個受冷戰制約與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內的角色為何。 而探究這些配置可能會比單單強調單一事件的影響更有意義。
其次，我們可以借重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者阿圖塞的分析，在一篇區辨兩種不同的國家機器的文章中，阿圖塞說明了「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就在於它是（自稱）沒有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教育將自身設定為空白，同時也在整個資產階級國家中被看成是空白，所有試圖要為之「除魅」的論述都很容易失效。特別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新自由主義階段，而大學教育深陷市場化的此刻， 教育雖然開始擺脫空白無意識型態的樣貌，也被質疑其中立性，但在這百家爭鳴的「揭穿」教育真面目的時刻，卻頂多只能夠讓教育退回公共化、人性化的願景，而不可能進一步的說左傾、與受壓迫者站在一起，因為，這樣的訴求恐怕激烈而真切地牴觸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教育的硬核。
說回到「教育作為國家機器」怎麼反對「四六遺緒」的說法的這件事情。顯然的是，如果拿阿圖塞的分析來看，（資產階級國家的）教育本身的保守幾乎是必然的，那麼，我們也就沒必要糾結在歷史過程中的各種維穩權力機制如何作用。阿圖塞從國家機器的角度切入，反而使得我們能夠擺脫歷史過程與國際局勢變遷的微觀迷障，從宏觀的框架下看到「教育」本身的功能。
我會提及「四六遺緒」，以及我反駁「四六遺緒」這種說法的看法，暫時是拿來當成對於過去自己在思考四六事件對於我的意義的一個總結。而且「四六遺緒」這樣的說法，事實上也是直接影響到我們該怎麼「平反四六」的方法。我的意思是，政治議程的設定和政治行動是不能脫鉤的。我們想怎麼做跟我們會怎麼做，基本上是連在一起的。
當我們用「四六遺緒」來分析四六事件的殘餘效應，進而想要付諸行動、歷史翻案的時候，可能只會流於形式：譬如，連署要求四六事件進入校史；譬如，要求學校拆除劉真銅像；譬如，在校園內放置紀念碑。但光是這樣，那又如何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所謂對四六事件的翻案，也就停留在有一份歷史紀錄、拆了一座銅像、放了一個紀念碑（而這事實上也是轉型正義的目標），那又如何呢？除了把當前師大的學生反對運動，主動地靠攏並要求整合進台灣國族的打造運動之外，我認為還有其他的空間與機會，必須要被正視，而這樣的可能就存在於對四六事件進一步的回顧之中。
一、四六事件時，學生們其中一個訴求是因應當時內戰情勢，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內戰、反飢餓」遊行。由此而言，也許我們可以關注到目前為止的師資教育，為何從過去的公費待遇走向如今的教學實習還要繳學分費的過程（教師實習）；說到待遇，更可以去思考為什麼學費逐漸調漲（高學費）、為什麼學校要把兼任助理通通改為不用負擔勞保費用的學習型（兼任助理）、為什麼學校想要和國外大學合辦高超學費的雙MBA專班等（自經區）。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思考這幾十年來教育場域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導致學生在教育上（包含為了受教育而沒有薪資的這段期間的生活花費）的開支越來越高、而學校提供的福利措施或是提供的勞動保障卻一再縮水，從此設想反對的對策與鬥爭。而這恰好跟六十年前學長姐們的關切類似。
二、四六事件時的學長姐們，沒辦法預知到當時急遽變化的國際局勢與歷史情勢，特別是關於四零到五零年代的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局勢發展。但我們能看到的也就是這些具體的歷史了。我還是想強調史觀的重要性，有些歷史的詮釋，會讓我們離工農群眾、受壓迫者越來越遠，甚至是為了帝國主義曾有的侵略與壓迫擦脂抹粉。譬如，將國民政府的性質判定為「殖民」，顯然就有這種效果。不論如今的獨立運動有多麽轟轟烈烈，都不能夠混淆在日據時期時，人們對於擺脫日本殖民的渴望；更不能混淆身為日本殖民地時與政府遷台後政治經濟屬性的改變，直接表明了日據時期與國民政府來台時期，社會性質並不能一以概之。四六當時的學長姐們透過歌曲與戲劇關注大陸人民群眾的苦難；而如今我們能做的，也就是拾起左翼運動的與勞動者、工農群眾站在一起的史觀來看待歷史。
最後，我想講一點點超出四六本身的想法。在現在這個「轉型正義」被高舉、「黨國遺緒」被唾棄的社會裡，似乎一切都在急遽地朝向唯心的、個人的解方前進，而階級因素顯然有退位、次要化的趨勢，甚至必須要和國族打造有所銜接，否則就會被隱而不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如今也透過反黨國論述派生的某種「教育正常化」論述滲透進學生的心中。在此中穿梭的熱血學生們往往感到莫名的焦慮，似乎生不逢時、似乎滿腔怒火無處發洩，又恨身邊的人不站出來、毫不思辨，只好與班上同學漸行漸遠，告別「覺醒」之前的人生。但我以為，既然自詡為運動參與者，可以換個角度想想，為何身邊的同學參與感如此低落。運動並沒有讓我們高人一等，在一開始參與時，甚至可能只是代表我們比別人多一點精力無處發洩；甚至必須要檢討，到底自己提出的解決方式裡，有多少是與同學站在一起的部分？如果我們從未碰到過他們苦難的核心、為他們把社會的矛盾說分明，為什麼能夠指責他們不加入，不願成為「我們」？
不過，有嘗試總是好的。直面台灣社會根柢的主要矛盾，與大家（不只是學生，更包含老師、職員，擴及社會上的受壓迫者等）一起反抗這樣的體制，這就是四六事件所能給我們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