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美國韓裔性移工與「性販運」

翻譯：Kris Chi／校訂：何春蕤

婧（Jin）與研究者詩靈從前並不認識。2007年，紐約市某個關注亞洲女性的反人口販運組織運動者聽說詩靈研究韓國女性在美從事親密服務後便引介兩人認識，婧同意成為受訪者，分享她從南韓移民美國後以按摩為生的經驗。婧是名嬌小的40歲女性，在車水馬龍的紐約法拉盛區街角見面時帶著一抹微笑，胸有成竹的向詩靈點頭，兩人並肩走了20分鐘回到婧的公寓，途中經過成排的店家都掛著中文韓文並用的雙語招牌。婧於2004年底從另一名韓國女人手裡轉租了相對新穎屋況良好的七樓公寓，在那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兩人坐在開放式廚房的吧台邊啜飲著綠茶，聊了兩個小時。

詩靈的訪談工作屬於一份在全球5個地點（南韓、日本、澳洲、與美國東西岸）研究韓國女性「人口販運受害者」的私人研究計畫。由於企業人道主義（Corporate humanitarianism）升溫1，南韓移民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n South Korea）與Bom-bit基金會聯合策劃了此一研究計劃。Bom-bit基金會的創辦人是南韓最大保險公司的執行長之妻貞惠元（Jeong Hae-won），她對南韓國內外媒體大量報導韓國女性被人口販運逼入海外強迫賣淫表達高度關切2。韓國身為世界最大經濟強國之一，卻容許國內女性出口被逼做「性奴」，這讓許多韓國人和美國人都覺得匪夷所思。更令人困惑的是，南韓才在2004年以打擊人口販運之名通過「反賣淫法」，大批非政府組織與相關倡議已經在國內和國際興起，積極處理此一議題。Bom-bit基金會的研究計畫同樣也假設在海外賣淫的南韓女性都一定是「性販運的受害者」，在它發給不同地點研究者的研究問卷裡充斥著有關強迫、暴力、性虐待等等假設，例如問卷會問：「看管你的人（僱主、『媽媽桑』、經理、老公......等）會怎樣強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3

場景拉回婧家的廚房吧台。詩靈試圖照著預設的問卷問題向婧提問，但是這些問題卻距離現實越來越遠。婧是透過友人與同事介紹，斷斷續續在美國東岸不同的按摩店裡擔任按摩師，她對自己的工作描述如下：

婧：有些人只是為了按摩浴（table showers）、按摩或聊天而來。

詩靈：這些人是好客人嗎？

婧：不是。

詩靈：那什麼才是好客人？

婧：能速戰速決的，洗個澡、做完愛之後就走的那種，才是最棒的客人。

婧的回答推翻了整個研究裡所認定的前提：「性勞動對女人而言是全然加害而且女人無法在移民性工作中展現能動性」。對婧來說，如果客人可以在性交前把自己清洗乾淨、快速完事而不流連忘返，那麼，要求性行為的客人比起純聊天的客人來得更好。婧認為性只是身體與情感各種勞動形式中的一種，而且性能更有效（快速）讓她付出的勞力得到回報，一個月可以賺一萬一到兩萬二美金。和婧一樣，其他受訪者都不把自己視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只有一人說曾在工作場所遇到暴力事件，另一人則主動提到經歷伴侶暴力（雖然問卷沒問）。作為研究者，我們只能總結：研究計劃預設了女性是性受害者，這與女性本身的說法有明顯落差，我們需要更審慎的理解這些女性故事。4

本文想藉由兩個女人的故事來檢視不馴的新自由主義主體如何成形。這兩個女人（婧與京敏，皆為化名）都拒絕被標籤為「性販運受害者」，儘管她們的流動軌跡與勞動地點會讓人聯想如此。主流文化——包括媒體、反人口販運倡議者、通俗討論——傾向於將這些女性描述為淪落於困境中的女性，執法機構卻傾向於將其視為出賣肉體的罪犯。這種矛盾的態度也因此影響了女性性工作者自我再現的模式與抵抗的策略。我們將這些奮鬥座落在我們所謂新自由主義的三個根本矛盾裡：新自由主義的非／道德、去／政治化、與無／人道主義。

透過仔細閱讀婧與京敏的敘事，並將其與有關新自由主義、性別與性的現有研究知識對照，我們發展出分析的框架。之所以選擇這兩位女性是因為她們清楚批判了號稱「保護」她們的反人口販運倡議，婧與京敏對執法機構與號稱維護她們「權利」的人道干預極度厭惡，這種厭惡也引發我們的好奇。為了理解這種矛盾，我們把兩人的流動軌跡、願景、和不滿放入南韓與美國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廣大趨勢中來理解。這批女人很策略性的規劃移民和勞動條件，讓自己成為性工作者——有些人稱這個規劃為「創建計劃」（construction projects）——她們一方面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獨立、自我管理、和自由市場（Brodie 1996），另方面卻違反了新自由主義的關係異性戀（relational heterosexuality）與中產女性氣質（middle-class femininity，Bernstein 2012），因此反而凸顯了新自由主義的性侷限。雖然反人口販運運動高舉女性人權、性別正義、和國家提供的保護，實際上的操作卻不但將性工作描述為犯罪行為，也持續強化性別、階級、種族、與其他的全球不平等。我們認為，21世紀成形的全球反人口販運倡議其實根本就是新自由主義治理的一部份，它建基於民粹運動、種族預設、文化戰爭、與性恐慌，以合理化對邊緣主體的打壓（Duggan 2003）。

Bom-bit推出的這個計劃預設了所有在海外賣淫的南韓女性都是受害者，也要求研究者招募在性產業工作的韓國女性填答一份反映這些預設的問卷。我們將焦點放在那些移民到美國在按摩院和名為「沙龍房」的女侍俱樂部裡工作的女性；沙龍房是為男性提供女性陪伴的空間，可以進行一些親密的服務，包括按摩、談天、唱歌、脫衣秀、和其他形式的情感勞動與娛樂勞動，也可能但不一定包括買賣的性關係。為了要找到受訪者，我們一開始在網路、韓國社群報紙上刊載廣告，也在韓國餐廳與卡拉OK的洗手間張貼傳單5，找到一些受訪者後也以滾雪球的採樣方式由她們介紹朋友與同事參與訪談。最後一共有13名女性同意參與，其中12名在沙龍房工作，一名在按摩店工作。本文兩位作者過去累積了很多研究南韓邊緣女性的經驗，範圍擴及成人與青少年的性工作者，在和婧與京敏溝通的過程中，這些研究經驗以及我們對韓國性產業操作模式的認知使我們更加敏感於她們的位置，也多少拉近了研究者和被研究主體之間的社會距離。我們當然明白，透過訪談得到的是「座落於特定脈絡裡的知識」，而不是單一的「真理」敘述（Haraway 1988）。

即使受訪者談到她們的美國之路有時曲折且危險、她們的工作情況有時困難多多、她們作為非法外國人的不安與不確定感，但是她們的故事與全球和美國廣泛流傳的移民女性被迫賣淫從娼的通俗說法仍然形成鮮明對比。研究團隊在其他地點的研究者也發現類似的結果，然而這些個別報告只留在記者會發送的光碟中，沒有出現在Bom-bit基金會的紙本結案報告裡。而且儘管未能證實韓國女性因為廣泛的人口販賣而被迫賣淫，在最終的結案報告裡，主導計劃的研究者仍然指出：性奴役無所不在，人口販運更是危險，「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很多女性處於類似性奴役或性剝削的情況裡......因此，韓國女性進入海外賣淫的問題應該以強調人口販運的危險來處理」（Bom-bit 2008, 52）。像這樣違反研究成果而繼續堅持人口販運的威脅，也並非意外，因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的研究早就指出，有關人口販運普及全球的說法其實神話多於事實，我們認為Bom-bit基金會處理研究成果的方式只不過再度示範，有關人口販運的知識生產和流通往往是立足於意識形態信念、眾口同聲的壓力、和虛假的權威上。   

本文全文將「性販運」以括號處理，倒不是說以強迫賣淫為目的的人口販運不存在，而是為了要強調這個廣為流傳的詞彙有著極不穩定而模糊的意義。「性販運」一詞的意義往往隨著使用者與使用場合的不同而改變，可能指賣淫、入行、在性產業中經歷暴力與剝削、或者被強迫賣淫。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聯合國通過的《預防、壓制及懲治販運人口議定書》（Protocol for the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unishment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將人口販運定義為所有勞動場域中（不僅是賣淫）的強制勞動，並沒有設定「性販運」為單獨項目。美國於2000年通過的《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TVPA）則將「性販運」定義為「招募、容留、轉運、提供、或取得個人投入商業的性行為（§103 (9)）」。很顯然，這個定義並沒有提到強制，但卻將「性販運」直接等同於賣淫行為及其仲介。這個名詞在法律上也沒有什麼效用，因為它並不包含罰則或移民優惠（Peters 2009），在TVPA中，只有強迫賣淫或未成年人賣淫被定義屬於「惡劣的人口販運形式」（§103 (8)），而只有「惡劣形式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才有資格接受社會與移民方面的協助。Alicia Peters研究TVPA及其實施時指出：「『性販運』所引發的道德恐慌扭曲了人口販運的意涵，原本是個強制或脅迫勞動的議題，卻被簡化為只是性方面的違反意願」（2001, 20; 斜體為原文所加）。Laura Agustín（2006）同樣主張，相較於其他形式的移民，女性移工若是為了從事性工作而移民，其「移民者」的身份立刻會被否決，然後被蓬勃發展而要求更嚴格管制邊境並將性產業罪行化的「人口販運」論述所涵蓋。我們因此將「性販運」視為一種論述設計，它立基於一種針對合法／非法的性與移民的特別思考和管理方式，而且帶來性別、階級、與種族上的特定效應。

「性販運」：在統管技術與主體性之間

在此，我們探索何種新自由主義狀況推動了南韓女性移入美國的親密服務產業，以及她們如何以「性販運受害者」的身分被籠罩在跨國反人口販運的統治之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與風險承擔因而與新自由主義作為嚴厲的執法體系匯聚在一起，兩者皆是千禧年以來太平洋各國實施新自由主義下的產物（Bernstein 2012; Choi 2013; Chuang 2006; Lee 2005, 2007; Park et al. 2013）。

新自由主義重構了南韓經濟，也因而為女人飄洋過海找尋就業機會搭好了舞台。隨著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歷史性的緊急援助，南韓的勞動管理開始採用彈性為主要模式，結果造成以性別與年齡區分的嚴重失業，也擴散了非典型僱用關係與提早退休的現象。2002年全國總勞動力有51.6%是臨時工、短期契約工、自由業工作者、人力派遣公司雇員、與日薪工人；2005年，這類非常態工作者的總收入只達到常態工作者的50.9%（Kim and Park 2006, 444–6）。就業能力與自給自足變成了南韓新興福利政策的核心指標（見Song 2009），而這個轉變對女性的衝擊最大，因為她們一向就是南韓最主要的勞動後備軍6。2002年，66.9%的女性要不是日薪工人就是臨時工，然而男性只有35%是日薪工人，41%是臨時工（Kim and Park 2006, 447）。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字顯示，2005年南韓女性就業率只有52.5%，低於OECD的平均值56.1%；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薪資差距在2007年超過了40%，是所有OECD國家中最高的（OECD 2011a）。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得性別化的失業再次發生，南韓勞動部發現，從2008年11月到2009年5月，98%的裁員發生在女性身上，在這段期間，共有877,000名三十多歲的女性失業（Yoon 2009）。由於企業減少招募新員工而傾向僱用有經驗的勞動力，年輕人苦無就業機會或工作保障，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海外工作對某些二、三十歲的女性來說變成很有吸引力的選項，因為她們即便擁有大學文憑也很難在國內找到工作。

這些韓國女性有的在歐洲、美國、澳洲等地開始從事親密性服務產業。她們夢想有機會帶一大筆錢回到南韓開始新生活，因此也相信風險與辛苦只是暫時而且是可控制的（如果必要，也可以被隱瞞）。在海外的生活也給她們虛幻的承諾，以為可以同時追求其他夢想，如讀書、發展專業、甚至結婚。然而移民管制迫使她們尋求非法入境的協助7，到最後，簡單的來說，決心移民就是在國內失業或未充分就業、與海外不安穩但可能改變命運的機會之間做一選擇。

然而，韓國女性的離國外流在「性販運」備受關注的趨勢中越來越受到嚴厲的檢視。全球或在地為了打擊女性人口販運而持續引介新法、強化執法、提供受害者庇護與從良的措施都產生越來越多潛在或合格的「受害者」人口。在南韓，《賣淫與相關行為之懲治條例》（又名懲治法，the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Procuring Prostitution and Associated Acts (or the Punishment Act)）與 《賣淫防治條例與受害者保護法》（又名保護法，the Act on the Prevention of Prostitution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Thereof (or the Protection Act)）於2004年3月由韓國國會通過，新法打著「維護賣淫女性人權」的旗幟取代了1961年通過的賣淫防治法。

從南韓與美國政府以及韓國社會關注相關議題的公民團體的角度來看，婧與京敏這類女性是潛在的「性販運受害者」。從2004年以來，每年發動的大舉掃蕩再度肯定了國家遏止「侵犯婦女人權」、恢復社會道德秩序的決心和投入。鄭詩靈的研究發現，許多如婧一般的女性很清楚知道法律不是來保護她們的，也沒門路或興趣加入那些提供給賣淫受害者的「自立」計劃（Cheng 2011a）。事實上，南韓的新法距離保護從娼婦女人權的目標甚遠，那些不符合受害者條件的女人——例如沒有負債但選擇受雇於娼館或沙龍房的女人，或者那些獨立於娼館自體營業的女人，或著經營其他性工作者但是自己也同時從事性交易的女人——她們都被視為罪犯。新法只為「真正的」受害者提供保護，只強化賣淫的污名，也因此將保護婦女人權轉譯成「維護女性貞操」（Cheng 2011a）。然而，在打擊人口販運的全球競賽中，新法替南韓贏得了一個令人稱羨的位置，在由美國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次人口販運報告（2001）裡南韓因為無法達成「打擊人口販運最低標準」而被評為「第三等」國家，但是2002年起都被評為「第一等」。事實上，2005年南韓還被舉為「最佳國際實踐」，2004年的新法則被認為是全球打擊女性與兒童人口販運的最佳典範。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報導，指稱韓國女性被販運到美國成為性剝削的受害者，或者已經是三溫暖或娼館的經營者但是卻剝削自己的同胞。2005年以來發生過幾次成功而高調的「性販運」抄查行動，鎖定的就是韓籍人士經營的三溫暖或與按摩院，最為人所知的便是「鍍金籠計劃」（Operation Gilded Cage），2005年7月在舊金山指認了100位韓國女性，逮捕了其中的27人，隨後也循線在達拉斯逮捕了42位韓裔女性（Gambacorta 2007）。2006年聯邦探員抄查了美國東岸紐約、巴爾的摩、康乃狄克州的新哈芬、華盛頓、與費城由韓裔人士經營的按摩院，攻堅了18個此類場所，逮捕31人，有67韓裔女性被圍捕以確認她們是否為強迫賣淫（Lengel 2006）。

我們不能苟同普遍的看法（如國家與相關運動者的論述），我們不認為南韓女性是被國際人蛇集團騙去或逼進性產業，也不認為（如媒體所報導）性工作者是因為國內掃黃而出國尋求出路。我們認為這股移民潮和相應而起的「性販運」焦慮都是打造南韓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的過程和效應。如果將這些女性的經驗與韓國國家政策如何指認並把她們當成人口販運受害者來保護放在一起對比，就會看到個體的追求與國家措施在此新自由主義的時刻交織——儘管各自的目的不同。

新自由主義的矛盾

本文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個體與國家之間糾結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重組，但是此一重組是在一整組矛盾中展開的8。大體上來說，新自由主義說的是自由市場概念的興起與同時並行的國家退出社會領域，它鼓勵廢除管制、私有化、與勞動彈性化。新自由主義國家更進一步認定其權力，將可被治理的主體定義為自我管理、自主自足、激勵自我前進的。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表現、與效果在不同地點有極大差異，因此作為一個分析的範疇，它的用處有限（Ong 2006）。例如韓國的狀況與在美國觀察到的去民主化趨勢相反（Brown 2006）：經歷40年軍事與高壓統治後，199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改革在韓國剛好遇上了民主改革和公民社會的興起，1997年，金大中（Kim Dae Jung）在金融風暴到來之前成為民選總統，南韓也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史無前例的550億巨額貸款援助，金大中總統則成立了第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以及性別平等部（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並支持大量公民組織成立。同時，政策也重整了結構，保證增加彈性的雇傭關係，工會因而削弱，以工代賑的政策被強化，逼得許多人因為失業或不完全就業而進入招不保夕的生活模式（Song 2009）。婧與京敏所經歷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實際操作也暴露出南韓脈絡中的特殊矛盾與悖論。

矛盾一：新自由主義的非／道德

京敏在芝加哥市郊與研究者恩容相遇時年近30，她本來受過教師訓練，畢業後卻無法覓得教職，讀大學時曾在暑假以旅行簽證訪美，當時一名友人介紹她去沙龍房工作了1個月，由於「頗享受那次的經驗」，所以再次訪美時京敏又去那兒工作了2周，有天還遇到一名客人給了她1萬元美金作為學費。京敏回到韓國之後還保持聯繫，畢業後，京敏在紐約待了3個月，在亞特蘭大待了1個月，工作的收益高，京敏完全沒有負債。但室下次她想要再回到美國待久一點時沒被允許入境，原因是太頻繁的訪美招疑，於是她請了仲介幫忙進入美國，她聯繫的沙龍房為她預付了14,000美元的仲介費。從那次起，京敏開始在美國境內不同地點的韓式沙龍房工作。

在訪問前，京敏早已付清了上述積欠的債務，但是她仍在沙龍房裡工作，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是因為債務而留在這一行中。然而京敏也澄清，她的情況是特例，她認識很多女人身負巨額債務、沈迷毒品、或因工作而病。「大家都說我創下了快速償還債務的記錄，且不假客人之手，都是我自己工作的收入。」京敏與眾不同，因為她在這個行業裡很聰明也很成功，她本來打算存夠了錢就回韓國，但現在已改變心意，想要在美國合法居留並開始自己的事業。透過她男友所僱用的仲介，京敏拿到了駕照，有了很大的移動力。

在沙龍房工作的女性往往自我創業，自我管理，可以用「공사치다」一詞來描繪，此詞常為韓籍性工作者所用，意指「創建計劃」。在美國，這類計劃確保了顧客回頭，也讓這些女性可以藉由演出親密也演出被放逐的受害者的落魄，以便從常客身上賺取比標準收費還高的金額。京敏的解釋如下：

就像是「我媽生病，我妹生病，我要寄錢回家，我真的不願意在這種地方工作，我不會喝酒，我的肝功能已經受到影響，但我很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寄錢回家」，接著奮力地哭，努力地喝。（當這個顧客變成常客後）你就可以跟他上床，告訴他你需要一筆錢。這就是「創建計劃」的運作方式，目的就是要從顧客手上擠出錢來。

換言之，「創建計劃」是女性與顧客建立親密關係的策略，她們扮演「受困的女性」，博取同情心以獲取大筆現金。京敏告訴我們，她不會輕易同意顧客對性的索求或期待，而且她總是有辦法脫身。在沙龍房裡工作的女性多半不是倚靠性關係賺錢，而是透過性別化表演特定女性特質的情感勞動，以她們的青春、美體、放逐者身分來激起顧客的道德義務感。有些時候，與顧客的關係可能發展成長期的親密關係，京敏的男友就是一位勸她不要在沙龍房繼續工作的客人。把這種情感勞動稱為「創建計劃」，其實就是將傅柯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概念女性化——「以（她）自己來創業的實業家，以（她）自己作為資本，作為（她）自己的製造者，也作為（她）自己的收入來源。」（Foucault 2008, 226）

作為一名打造自我的自營者，京敏可說是新自由主義的模範主體——她的產品就是在沙龍房裡展演的性與親密勞動。她強調自己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將自我認同為「화류계요인」（女藝人，大約等同於「女公關」），表示不會因為自己的職業感到羞愧，她說如果客人表現粗暴，她會寧可放棄小費離開房間。京敏說自己的工作場所是「夢幻團隊」，因為全體工作者會合力吹捧顧客消費酒類，但是同時也會保護自己的身體，悄悄地將酒吐進啤酒瓶或者是倒進冰桶，讓服務生快速的收走，不留痕跡。京敏主張自我積極進取的心態，與其對自己工作環境的掌握度，都顯示她抵抗了圍繞沙龍房工作女性的羞恥與污名；她拒絕被與性工作相關的羞恥治理，因此用她的「創建計劃」以及沙龍房帶來的高收入作為她（作為有競爭力、自我進取的新自由主義主體）成功的明證。

京敏的敘述展現了她所糾纏的新自由主義有其矛盾：新自由主義顯然非道德，但是卻助長了保守的道德議程。新自由主義儘管明顯對個人累積財富的道德問題沒興趣，但是也絕非不做道德判斷，正如同Wendy Brown說的：「一方面它可以被用來達成治理的目的，如鼓勵守法行為或保護傳統家庭形式，另方面它也把主體描繪成自營者，並推廣合乎常規的創業者精神。」然而這種道德觀與道德自我的重新建構採取了「非道德」的樣貌，它「擁抱徹底工具理性，以此與傳統道德論述保持距離，它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肯定市場策略，但是在表面上絕不管這些策略會被用來促成何種目的」（Brown 2006, 711 fn5）。

新自由主義採用市場原則來重組國家主權與公民身份之間的關係，這不僅重新組織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生活，同時也將公民主體轉化為自營家和消費者。南韓政府與社會從1990年代就聲稱自己為「全球化的國家」：消費、生產、旅遊、與移工的存在都可以替這種世界主義的身分背書。新的有關人類發展的論述因此專注於個人能力、責任、風格、與消費作為成功的表徵。Nancy Abelmann、So Jin Park與Hyunhee Kim (2009)認為這種新發現的個人自由概念模糊了南韓逐漸增長的結構性不平等。其他學者也主張，這種新的新自由主義主體性在性別上有不良影響：女性透過消費行為（例如整形手術）追求美麗，因而深化了主體性的分裂，她們不但要做自由、獨立、成功的女性，也要做可敬的、已婚的、但是獨立的妻子（Cho 2009）。同樣的，單身女性在房屋市場中對抗異性戀常規、爭取獨立居住空間，無意間也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勞力市場所需的理想自我（Song 2010）。在這樣的脈絡下，新自由主義生產了一組新的「慾望主體」（Rofel 2007），這些主體是自由的、自足的、甘冒風險的，也認為自己的可能性是沒有止境的。

當市場競爭被理想化，做為推動一切的引擎時，勞動力的競爭開始以特定的方式（例如，只有勞力市場中的某些產業是合法的，不包括性工作也不包括代孕），為特定群體（例如，移民者不能得到某些工作、權利與福利）設定限制。與此同時，國家競爭力與集體福利的論述面對這些變化，開始推進保守的道德議程。新自由主義公民主體主要是慾望的主體，相信自己有自由追求各種不同的自營／消費選擇（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1; Rofel 2007），不適切的選擇與慾望則被監管巡邏，生產出有等次的公民身份。

這樣的轉變也反映在南韓的賣淫政策裡。2004年以前，根據1961年的《敗德行為防治法》（Act to Prevent Immoral Behavior），買賣性的女性被視為「淪落的女人」（율라쿄송）。作為道德淪喪的主體，她們成為巡邏和懲罰的主要目標，同時也被視為「需要保護的女性」（ㅛ보호ㅛ손），因此被送往保護機關1年，有效地以監禁作為「保護」。這些保護機關對其居民是出了名的殘酷與不人道，直至1990年代末期（Moon, 1997; Won 2010）。Won Mihae也發現拘留中心曾安排被拘留者與殘障男士結婚；換言之，拘留中心的功能就是圍堵這些「淪落的女人」，不讓她們進入社會或者把她們限制在家庭場域裡，因此才會把她們與同樣也是社會福利不足、缺乏國家照護的邊緣男性配對。

2004年的新法將「淪落的女人」更名為「性販運受害者／被迫賣淫女性」，表面上從一個道德的論述轉向人權的理性論述。為了保護賣淫女性的「人權」，國家支持女性NGO的網絡，幫助「被迫賣淫女性」接受正規教育（多為年輕女性）或技職訓練，如打掃、烹飪、駕駛、與美髮等。目的就是要讓她們變成「自立」的勞動階級，遠離性工作。新自由主義制度將「被迫賣淫女性」視為受害者而非罪犯，因而提供她們機會變成「腳踏實地的勞動者」，不再依賴國家（的拘留或福利）9。然而，這種「自立」政策的性別與階級假設也使這些訓練計劃對於像京敏與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且懷有晉身中產階級慾望的女性毫無意義，她們只會繼續失業或者不完全就業。

然而，保護「女性人權」也衍生出一個「值得」與「不值」的主體階序。「值得的」是那些純潔但被逼為娼的女性，因為她們還願意重回正確的性別角色與家庭秩序；「不值得的」則是那些自願出賣肉體因此理當承受懲罰的女性。這樣的階序呼應了Jesook Song（2006）的分析，他顯示新自由主義福利政策指認「值得的」遊民就是那些可以就業而且渴望回歸「正常」的人（顯然只關注到養家活口的男性）。Song的文章更進一步指出公民領袖、媒體、與一般人如何參與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與道德治理。同樣的，韓國反人口販運政策的受害論述也強化了一向就把性工作者邊緣化的女性貞潔道德價值，其「自立計劃」旨在將女性勞動導向適切的性別與階級位置。在這些相關遊民和女性人權的理性、普世、與善意舉措下流動的是一股鞏固家庭、市場、與國家之合法性的道德暗流。同樣的傾向也出現在美國，Elizabeth Bernstein的研究（2012）就發現，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在反人口販運行動中其實是共謀推動蘊涵著種族歧視與性歧視的議程，目的在於控制女性移民勞動者、遏制性的放縱、並維持固有社會階序。從這些趨勢看來，也難怪像京敏與婧這樣的女性會發展出打造自我的「創建計劃」作為另類的「自足」方式。

矛盾二：風險的去／政治化

婧在2007年與研究者詩靈相遇時41歲，已在美國工作3年。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用的對話清楚顯示，婧採採取了務實的態度在美東不同城市的按摩院中以按摩師的身份進行性勞動。高中畢業的她曾在首爾地區的銷售業裡打過零工，與丈夫離異已10年，丈夫並沒惡待她，是個「不錯的好男人」，後來婧在韓國與美國都是以按摩師為業獨立生活，儘管很難對家人與朋友吐實，按摩師的工作所帶來的高薪讓婧無法放棄這份工作。

婧在2004年11月南韓新反賣淫法通過後2個月到了美國。她說讓她出走的「決定因素」就是警方的掃蕩——說白了，當時她在一山（Ilsan）市的一家按摩院工作，僱主將她通報給警察，導致她在首爾的家中被警察逮捕，後來被判定涉及賣淫，付了580,000韓元（相當於550美金）罰鍰後獲釋。這次經驗讓她直接體會到新法如何嚴厲懲罰女性。她既不是被迫賣淫的受害者，也見不到比性工作更能營生的手段，因此覺悟到唯一的出路就是離開韓國到美國去。

2006年5月，婧在費城東部警方的掃蕩中被捕，隨後被送往「移民監獄」（由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所經營的拘留中心），在付了賣淫觸法的罰鍰後獲釋。她說：

我的雇主請了律師幫我，然後我再把錢還給雇主。律師很不錯，我最後只付了6,500美元罰鍰，我聽說別人有付12,000甚至16,000美元的。當然，我得講個好故事來博取檢察官的同情......我不能說雇主強迫，因為他並沒有......所以我告訴檢察官，來美國做這種工作是讓我存活下來的唯一選項，我也在個人故事裡加了一些料，以博取更多同情，希望不要被罰得太重......警方拘留我5天，隨後在移民監獄又待了17天，後面那段時日很難受，地方不是不好，但是你只能吃吃睡睡。沒法自由行動對我而言是一種屈辱。

婧對自己與美國執法機關交手的描述顯示出她尖銳的理解到受害者與罪犯之間的微妙位置差異。面對賣淫的指控，她強調自己的經濟困境，還會編些「謊言」獲取同情，但是她同時也謹慎的不把自己放在被迫賣淫的受害位置上。她並不認同反人口販運論述說性工作本質上就是墮落，她認為最羞辱的經驗反而是在移民拘留所裡發生的。換言之，她的尊嚴立基於個人的移動自由上，性方面可敬與否無關個人尊嚴。

婧談到南韓的反賣淫法時表達了對國家規範與控制的極端厭惡：

我不能說（反賣淫）法是錯的，但是掃蕩行動做得太絕了。做這種工作的韓國女性......你不能把她們當壞人。我們在韓國不是有句話說：「只有牙痛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痛」，那些出身好家庭，父母提供教育機會的人是不會做我們這行的。這些好家庭子女有安定的家和穩定的心智，但是大多數韓國父親都很暴力，而母親總是為小孩犧牲一切，在這種不好的環境中長大的人早就學了很多壞習慣。如果我在成長過程中享受很多愛，我一定不會做這個工作，但是我的父母對我很不好......我在那種環境下長大，以後也不會相信別人。我根本就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活到現在都是靠著個人意志。

婧對個人成長經驗的回顧其實也是一種請求，她要求別人理解她在性別、階級與家庭中所形成的脆弱，她知道自己做性工作得不到尊重，但是她沒傷害任何人。婧重申她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心安理得，顯然她並不把自己的處境歸咎於政府或社會，她只希望不要被管理或控制。

婧奮力存活的的人生敘事和經驗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第二種矛盾：社會風險的去政治化與國家安全的高度政治化。理想的新自由主義主體是個有見識的個體——有彈性、已壯大、敢實驗、有創造力、而且對自己負責（Rose 1999）。當那些渴望快速致富的人開始聚焦投機式的積累、風險資本、與金融投資時（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1），新自由主義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和「高度不確定」都對個別勞動者形成新的要求，強調他們有自由但是也必須有能力（有需要）承擔風險（Harvey 2005; Sassen 2003）。當承擔風險的倫理被提倡時，貧窮、患病與失業的社會風險就變成個人的負擔。然而，國家從社會場域退縮，並不意味著國家就此弱化，相反的，藉著訴求國家危機與社會危機，國家可以用邊境管制和罪行化來正當化其干預與擴權，就像我們在南韓反賣淫立法裡看到了反人口販運政策的大幅成長（Brunovskis and Surtees 2008; Chapkis 2003; Kempadoo et al. 2005; Sharma 2005; Soderlund 2005; Sudbury 2005; Tambe 2005）。

婧在美國與韓國反覆遭遇執法，這個背景就是新自由主義之下擴張的監獄國家10。Kamala Kempadoo觀察到，反人口販運論述「在這個世界的後工業區域與南半球女性的罪犯化連在一起，並且也促成對這些女性的移動、身體、與性進行監管控制」（2007, 35）。Bernstein（2012）發現，美國的婦女運動在此發展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她創了「監獄女性主義」（carceral feminism）一詞來表述此一現象。韓國的婦女運動也同樣催生了2004年的新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婦女運動對法律的評估幾乎都會包含要求嚴峻執法消滅賣淫，她們堅持要用刑法處理性工作，其結果就是擴大國家的懲罰力。她們不但不挑戰不斷快速加大的經濟不平等以及其對女性的特別衝擊，反而高舉「家庭價值」來填補國家和企業資本所形成的漏洞。個人責任取代了國家義務，被用來解釋諸如貧窮之類的不幸境遇；刑事司法系統則積極介入以掃除社會混亂所形成的各種放縱。

此外，反賣淫法也促成了「強化邊境」的有力實施（Pickering and Weber 2013, 106）。美國政府和公民團體往往訴求自身的奴役經驗，不斷重申「現代奴役」不符合美國的民主價值，因此必須徹底消滅。標定用來打擊人口販運的資源大部份流往邊境管制、掃蕩賣淫、鞏固安全國家、與強化對流動身體的監管（Bernstein 2010; Brennan 2008; Chapkis 2003; Chuang 2010; Sharma 2009）。韓國也同樣：強調警力監管，勝過福利預算。在2004年法案通過後，韓國警政署（National Police Agency）建立了3個新分支11，並增加了20,000名警力參與打擊賣淫和尋找失蹤兒童（Seoul Daily June 4, 2004）。2005年，警力部署的花費超支了110億韓元（原預算的50%）12，而為「被迫賣淫女性」所設立的福利支持系統增加了24億4千1百萬韓元（從2004年的38億9千9百萬到2005年的63億4千萬）。也就是說，2005年警力部署多出來的花費5倍於為「被迫賣淫女性」增加的福利服務（Women's Development Fund 2006, 6）。

在南韓，反人口販運法強化賣淫為「外來之惡」的印象，以此確保了國家的象徵邊境。首先，韓國婦女運動者與學者越來越有共識，認為賣淫並不是韓國本土文化的產物，歷史學還把賣淫描繪成軍事侵略與資本主義父權的產物：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1910–1945），接著是1945年以來的美軍佔領，接下來的日本帝國主義（1960-1970年代的Kisaeng觀光），以及最近西方性態度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入侵（Cho 2004, 2005; ref. Cheng 2010a）。學者說自願從娼不是韓國女性會做的選擇，因為韓國女性不像西方女性，她們是被社會經濟狀況所逼才從事性工作，因此這些「性販運受害者」也是帶來經濟苦果的全球化的受害者（1997年的經濟危機在韓國被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危機」）。娼妓在此不但代表了女性在韓國承受的壓迫，也象徵了國家被侵略。掃蕩娼妓因此對恢復國家自主與恢復端莊女德都非常重要。娼妓也因此變成一個方便的修辭來斡旋國家的象徵邊境。

其次，「被迫賣淫女性」因為女性氣質被踐踏而喪失了公民權（Cheng 2011b）。按Bridget Anderson所說，被迫賣淫女性的概念在國內生產「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界限，形成新的「社群共識價值」（2013, 2）。從事性工作的女性違反了貞潔理想，因此只能以「失敗的公民」來理解（the Failed Citizen）（Anderson 2013, 4），她們只能透過「自立自足」的訓練來獲得技術、正確價值、以及社群歸屬。被迫賣淫的女性及其犯罪的對照組——（自願賣淫的）娼妓——因此有著監管「國內邊境」的功能（Pickering and Weber, 2013, 93）。

矛盾三：自由主義的非／人道主義

就在第二次訪問的尾聲，京敏主動要求說說她對「性販運」的想法，因為她對調查問卷中先入為主的強迫賣淫假設感到很不舒服：

電視上的人口［性］販運報導都太誇張了。「女性被捕，她們被人口販運」聽起來比較有煽動性，但是你知道2005年那些（因鍍金籠計劃）在加州被捕的女人後來怎麼了嗎？她們付了1,700美元13罰款後都自由了，沒有被遣送，繼續工作，不用回韓國......大家都是來美國賺錢的，心中想的是：「我只要努力工作一整年，賺到了錢就回家。」

身為第一線的觀察者，京敏點出不僅人口販賣與賣淫的報導太過聳動，像「鍍金籠行動」那樣的反人口販運執法也只是鬧劇，甚至干犯司法，用消費邊緣女性來作秀。對京敏來說，像她這樣的女性移工根本就是拼命把握機會努力賺錢，這怎麼是「人口販賣」？是她自己選擇犯險進入美國，在仲介的幫助之下先飛到墨西哥市，然後躲在汽車的後車廂裡，從提華納城（Tijuana）進入洛杉磯。

我們認為京敏的評論是在批判各種廢止賣淫的計劃（她參與訪談的Bom-bit計劃就是範本），也就是企業與非政府組織以人道主義之名進行的結盟合作。在Bom-bit計劃的結案報告中，基金會創辦人貞惠元寫道：「自從2004年反賣淫法通過以來，人們越來越關注在本國賣淫的女性受害者，但是卻沒有多少人知道那些在海外賣淫的韓國女性所遭遇的痛苦」（2008, i）。她接著哀嘆富裕如韓國卻讓本國的女性在海外從事賣淫：「我們的國家是全球第11大經濟體，也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員國，但我們卻背負著賣淫（女性）的主要來源國之臭名。」（Bom-bit 2008, ii）。性別平等部人權促進處的處長李基洙（Lee Gi-soon）則更直接的表達她的見解：「海外賣淫已成嚴重問題，有關國家形象的焦慮正在攀升。」貞惠元呼籲所有韓國人加入反賣淫的爭戰以保護韓國的「女兒們」；李基洙重申政府已在打擊賣淫上大力投入以創造「沒有娼妓的光明健康社會」（Bom-bit 2008, iii）；立法委員趙裴淑（Cho Bae-sook）則希望「有一天這個社會再也見不到娼妓」（Bom-bit 2008, v）。與此對比的是像京敏和婧這一類的故事，它們只會被燒錄成光碟成為結案報告附錄的一部份。

婧和京敏拒絕讓自己的經驗被有關受害者和國恥的論述扁平化，她們拒絕無辜受害者的角色，因為這樣會使她們成為非法、無力、只能被保護的對象。她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考量實際上能得到多少好處，不論在物質或道德上，「權利的代價」都太高（Choo 2013）。事實上，在婧與京敏的故事中有個核心的主題，那就是女性移工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質和性，在一個欲望不斷增加、可能性卻不斷減少的世界裡追求更好的未來，卻發現自己必須和新自由主義透過跨國反人口販賣措施網絡來體現的性與監獄計畫不斷鬥法。這個不斷擴大的法律、媒體報導、與非政府組織網絡不斷升高對人口犯運的焦慮，認為那是性犯罪和邊境管制的問題，也因而略過了貧富差距的激化、性別化的不平等、雇傭關係的彈性化、以及移工人權被剝奪以致於造成更多非法的、不安全的移動。我們認為這些矛盾體現了新自由主義治理的內在模糊性，因此，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第三個矛盾就是一方面繼續製造並摧殘脆弱群體，另方面慶贊來自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人道／慈善回應。

京敏把她自己的移民過程座落在她那一代失業的「이태백」脈絡裡（이십대태반이백수意指「20幾歲的年輕人多數失業），這個名詞反映了南韓新自由主義改革自1997年以來對國內年輕人所造成的巨大傷害。2003年整體的失業率為3.4%，其中15至29歲的族群佔12%（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04）。2006年20-29歲族群的失業人數為340,000，佔全國總失業人數823,000的40%（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7）。2011年，南韓沒有就業、就學、受訓的年輕人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的會員國之中比例最高，一般國家15-29歲的族群平均只有19%是沒有就業、就學、受訓的（OECD 2012）。高比例的南韓年輕人手拿高等教育文憑卻失業或不完全就業（OECD 2011b, 14），有著大學學歷的年輕女性失業數字在2010年2月時破了記錄，總人數達到196,000（Lee 2010）。之所以形成如此高的青年失業率，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市場的需求轉向與年輕人的知識技術形成落差。京敏說她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去了美國。

我在韓國畢業時得到了家政教育的學位，全心準備要通過考試成為公立學校教師。然而第七輪教改把家政教育併入了科技教育，教科書也改版，我們的專業沒用了。我真的很想當老師......畢業之後我在私人教育單位工作，一個月賺150到200萬韓元（約等於1,300到1,700美金）。由於我不是從首爾（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延世（Yonsei）或高麗（Korea）等有名大學畢業的，所以找不到太多家教......這真是太讓人灰心了。我想到美國來賺很多錢然後回韓國經營自己的事業，所以就決定來美國了。

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教師來到美國變成了女公關，這種情況需要被放在更大的脈絡裡理解，其中的因素包括：教師訓練與教育政策改革之間未能接軌、就業市場太過著重學校的出身血統、以及韓國年輕人的性別化失業狀況。

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強化了資源與財富的分配不均，製造了更多弱勢人口，同時又由國家與非政府組織聯手支持一套人道／慈善的回應。Roy（2012）主張，對於貧窮的關注其實助長了新型市場規則的建立，實際上，很多人道與慈善干預最終支持的仍是主流關注，並且複製了陳舊的性別、種族、階級、國族階序和分野（Adams 2012; Fassin 2011; Ticktin 2011）。因此，這些「解決方案」滋養了原本要解決的問題，反而形成共生關係。正如京敏的批判顯示，反人口販運政策與倡議推動了種族化／性化的政治議程，也複製了西方中產階級女性倡議者和她們代言的第三世界女性之間在社會、道德、全球上的分野（Agustín 2007; Dozema 2001）。這種代言完全不處理結構性不平等的激化，而正是這種激化迫使了某些女性群體和男性群體選擇有風險的跨國移動。

不安分的新自由主義主體

我們已經論證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是怎麼造就了大批從南韓移動到美國投入親密服務產業的女性，又如何同時透過「性販運」產生的焦慮來規範這些女性。國家、媒體與非政府組織要不是將這些女性建構為某些神通廣大的跨國犯罪組織網絡下的被動受害者，就是將她們詮釋成應該被重罰的性偏差份子，藉此也呼籲國家加以保護或控管。不管怎樣，這些描繪都合理化了保守的性議程，強化了國家安全的壁壘，並造成新自由主義國家與企業合營的人道主義。本文所標示出來的新自由主義內在矛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性移工如何矛盾的既體現又挑戰新自由主義論述。婧和京敏其實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核心價值：自立自主、創業動力、與冒險精神，但是她們同時也僭越了新自由主義的性與性別限制，因為她們的移動是為了成為性工作者（而非從事家務工作、工廠勞動、或農場活），也因而承受了國家或非政府組織最嚴厲的規範管理。本文將她們的奮鬥放在反人口販運措施的大趨勢脈絡中檢視，點出新自由主義的三個矛盾：非／道德、去／政治化、以及非／人道主義。這三個矛盾僅僅部份捕捉到婧和京敏試圖跨過國家邊境，在道德、政治、社會與性的版圖上找路前行時所經歷的各種奮鬥，特別是在她們做為獨立而有抱負的主體以及她們對抗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反人口販運干預之間的張力。

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形式的全球化是異質而矛盾的，並且衍生了性別化、種族化、與性化的不同效果。我們對京敏和婧的敘事分析凸顯了謹慎處理女性移民生存經驗的重要性，她們用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和顛覆看似散落卻又相互組合的性別、性、國家、和國族霸權（Gibson-Graham 1996; Grewal and Kaplan 1994; Kim-Puri 2005; Mohanty 2003; Pratt 2004）。Spivak曾警告，不要簡單化移民的主體性，若是「僅將移民視為知識與政治實踐運動中無歷史影響力的客體」（2000, 354），那是很危險的。全球化的過程並不一定是一股無法控制的、蹂躪「第三世界女性」身體的力道，因為這個過程確實也開啟了空間，讓新主體與新生命得以出現。因此，敏感看待另類自造計劃的可能性，才能理解韓國移民女性在美國的親密服務產業中如何與反人口販賣的論述網路鬥爭，抗拒後者用特定的性別、性、與全球化概念來鎖定女性的位置。

這些女性的奮鬥與往日不同的是：她們追求向上的社會流動性（擁有自己的生意、支持自己受教育），也追求在家庭空間之外的財務獨立與社會獨立。她們賺錢是為了自己，而非家人。再者，她們積極抵抗性勞動的污名，批評政府偽善的掃蕩她們的生計和獨立的工具。她們發現自己的「創建計劃」不僅與打造民族國家的計劃唱反調，也因而落入刑事司法單位、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的嚴厲檢視之下。在我們已經詳述的兩個移工故事中，驅動這些女人的慾望、野心、與冒險來自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變革，它召喚公民自我管理、積極創造、努力競爭、並面對全球。

然而，婧與京敏同時違反了性別、階級、性、與國家的邊界，這樣的越界使她們必須屈從於國家、女性主義運動份子、與創造文化的記者的管理衝動之下。國家的政策實踐使女人只能以「性販運受害者」的身分現身，將她們扁平化成為男性欲望的客體，同時複製了女性特質的意識形態，把家內場域視為女性正當歸屬的國度，把貞節當成女人唯一有價值的特色。這些實踐也為這些女人在肯定其性自主權時增加了障礙，阻隔了她們作為公民主體的權利與權益。「性販運」的論述聚焦於性暴力，反而掩沒了傷害移民女性的各種弱勢與惡待，反「性販運」的論述和行動使得像婧和京敏這種女性的生活變得更加危險。南韓與美國政府以狹隘的聚焦賣淫來推動反人口販運的全球計畫，忽略了移工女性在其他方面承受的勞動惡待，這樣只會使已經存在的弱勢情況更加惡劣，特別是那些以非典型手段追求自給自足的新自由主義理想主體。

Constable在檢視親密關係的跨國商品化與消費時指出：「有關親密的論述常常與性別和家馴化的概念連在一起，視其為禮物饋贈而非市場交易」（2009, 49）。把婧與京敏這樣的女人放在「性販運受害者」這種空泛的標籤下，不但根本不符合她們自己的移民和勞動經驗，也複製了女人和家庭之間的意識形態連結，複製了性和市場之間的區隔。婧和京敏並非特例，這些韓國女性自願移民至親密服務業裡，她們的勞動或許不是道德許可的，但卻是合理的自我提升策略。要了解她們的性別、性、和工作邏輯，我們建議重寫這些女性跨邊境移動進入親密服務產業的故事，以便開啟空間讓多元的敘事與情況得以浮現。Marcus便曾分析「強暴腳本」，說它們總是把「女性身體描繪為脆弱的、可侵犯的、可穿刺的、且被傷害的」（1992, 398）；同樣的，「反人口販運的腳本」也把女性身體假定是空洞的，需要保護不被侵犯，最終則納入家戶／國家的場域。在這樣的理解下，女性的性總是被動的，只是男性消費與侵害的焦點（Marcus 1992），女性的性主體與自我打造就此預先被設定了。但是若能僭越傳統性別與道德常軌所分派的角色和空間，那麼每個女性的奮鬥故事都可能在新自由主義中的痙攣中創造新的自我成形的道路。這些新軌跡將在國家的緊縮和全球流動中衍生，並重新銘刻個人的性和自我，改寫反人口販運腳本在描寫這些女人的移動時擴散到媒體、政策、運動領域的性別化暴力邏輯。

只有當我們脫離對全球化、西方／亞洲世界、男性／女性的本質化思考，脫離主流對女性端莊和純潔的信念時，我們才可能理解像婧和京敏這樣的女性所成就的「創建計劃」。她們透過這些計劃來和物質不平等鬥爭，也和國族主義性別暴力周旋。她們的移動和勞動提供了獨立的途徑，當然她們推進自我的慾望也可能複製剝削的結構，然而她們讓我們看見了國家與國族主義的不穩定，看見了這些看似穩定同質的建制是因為持續受到挑戰所以需要持續強化自我。婧和京敏移入親密勞動但是拒絕被當成受害者，她們的生命因此揭露了新自由主義的性侷限。這些女性可能體現了獨立、負責、和自足等等新自由主義的最高倫理原則，而且她們的幸福完全不必靠國家支持，然而她們的商業性勞動卻使得她們承受國家的監督懲罰。換言之，如果我們不把全球化視為一個宰制／侵犯的簡單過程，或許可以在觀察新自由主義主體和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的彼此建構過程中——即便在看似毫無疑義的「性販運」現象中——也可以看到新的認知。

誌謝

英文原文發表於Social Politics 21.3 (Fall 2014): 1-27。兩位作者感謝Elizabeth Bernstein在文章編輯上細緻且耐心的指導，同時也感謝兩位匿名讀者鼓勵的評語與修改建議。本文的研究慷慨地由Bom-bit 基金會贊助。

• 1.「企業人道主義」指的是由商業部門以「企業社會責任」之名發起的慈善事業。雖然這種人道主義聲稱要解決人類的受苦，但多半最後提升了私人單位的形象，同時強化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所產生的不公義。因此，企業人道主義呼應了一種批判分析，這種批判分析鑽研人道主義在想要減輕別人受苦之外的政治社會蘊涵，特別是對現狀的複製。例見：Didier Fassin於2010年以「生命政治」（politics of life）角度檢視人道主義；Illan Kapoor於2013年批判「名流人道主義的奇觀」（the spectacle of celebrity humanitarianism）如何將不平等去政治化；Elizabeth Bernstein則於2012年指出，強調以罪行正義方式處理跨境人口販運，其實就是「軍事化的人道主義」（militarized humanitarianism）。
• 2.例如，《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2006年主打了一則名為〈性奴日記〉（Diary of a Sex Slave）的四段式特別報導，記者Meredith May追蹤一名在舊金山娼館賣淫的韓裔女性。第一部：〈舊金山是走私和奴役的國際犯罪網絡中樞〉，2006年10月6日；第二部：〈年少無知〉，2006年10月8日；第三部：〈無法自主的買賣〉，2006年10月9日；第四部：〈性奴被釋放但困住〉，2006年10月10日，《舊金山紀事報》，見http://www.sfgate.com/sextrafficking/。
• 3.此為直接從給受訪者使用的韓國問卷翻譯得來。
• 4.本文的兩位作者於2007年5月至2008年4月間在東岸與芝加哥區合作，其他研究者則負責美國西岸、日本、澳洲與南韓（訪問歸國者）。Bom-bit的問卷由受訪者親填或訪問人透過電話訪問，代為填寫。我們一共深入訪問了7名女性，訪問時間約2至3小時不等，所有的訪問都以韓文進行。婧由鄭詩靈訪問，京敏（Kyungmi）則由金恩容訪問。在Bom-bit計劃的69件訪問中，紐約與芝加哥區的受訪者佔了13件，雖然這些受訪者多較年長，受過教育，此部分的人口構成大致上與整個計劃相呼應：47%（6名）介於20至29歲（整體的比例則為60%）；62%（8名）從未結婚（整體為86%）；70%（9名）受過大學教育（整體為52%）；77%（10名）因雇傭關係來到美國（整體為83%）。總體來說，我們採訪的婦女從23歲到49歲不等，平均年齡為33歲。
• 5.同上。
• 6.【譯註】原文為reserve labor army，為馬克思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資本社會當中的失業與不完全就業人口。
• 7. 2008年11月美國通過了南韓可免簽入境，南韓國民獲准至美國從事商業或旅遊，在無需核發簽證的情況下可停留90天，需要協助的事項也從非法入境轉為無證居留。這樣雖然減少了非法入境的數字，在美國非法居留的韓國人口則從2010年的170,000人急劇增加到2011年的230,000人（Han 2012）。
• 8. Lemke (2002) 以傅柯的治理概念為基礎，主張新自由主義形式的政府發展需要以兩種不同形式重新建構國家與其國民之間的關係：（一）加大權力的特殊的國家機構直接介入，同時設計間接的技術來領導或控制個人；（二）國家使用間接策略使個別主體（以及集合主體，如家庭、協會等）「負起責來」，而疾病、失業、貧窮等社會風險與社會中的整體生活皆被轉型成「自我照護」的問題。
• 9. Thu-huong Nguyen-vo在檢視後社會主義越南的新自由主義治理關係時指出，國家相關機構號稱具有各種形式的專業知識來規訓那些賺錢高過自身價值、花錢也超過其階級位置的娼妓，以便「呈現底層女性的真相，她們在以階級、性別、越南國家文化為本的全球分工結構裡腳踏實地工作」（2008, 115–6）。
• 10.【譯註】expansion of the carceral state（監獄國家的擴張）：指的是傅柯提出的規訓和細緻到介入生命的政治，這樣的制度是利用某種內在監視的力量規範社會中的個人，而非強制的法令。
• 11. 2004年6月成立了「性販運受害者緊急支援中心」（Victims of Sexual Traffic Emergency Support Center，又名117中心）（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5, 123）。女性與青少年支部（The Women and Teenagers Division）早在2002年由首爾都會警察廳（Seoul Metropolitan Police Agency）開辦，到了2005年由韓國警政署經營。2004年通過反賣淫法（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10, 441）之後，其他地方機構也創立相關單位。為協助並支援性暴力、校園暴力、家庭暴力與性販運的受害者，一站式服務中心（The One-Stop Service Support Center）於2005年8月創立（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6,191–193），隔年，全國已有14個類似性質的單位（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7, 102）。
• 12.在預算僅為200億韓元時，監管花費的確切數字已達310億韓元。2004年的帳目（0.74億美元）動用了預備金（11萬韓元）來支付。
• 13.京敏的故事暗示這些女性被捕時沒被當成性販運的受害者，而是以賣淫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