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今年（2016）4月29日宣布將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的同時，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則根據「最低生活費」與「就業扶養比」作為公式計算，認為當前薪資至少應提高到26,300元，也推出制定「最低工資法」的提議，與時力黨團草案互相呼應。勞陣接著在前日（5/4）舉辦「經濟轉型正義研討會」，探討台灣低薪血汗經濟的形成、面對中國崛起時台灣經濟的格局調整，以及如何打造公平經濟的基礎與想像。其中，環繞著「最低工資」問題，與會的學者專家意見紛雜。
最低工資制度法制化 面對少子化危機 就業撫養比不應納入指標
最低工資（註：現相關法制稱「基本工資」）制度的內容，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面向：包含了「決策機制」（誰具有最低工資的最終決定權 ）、「調整指標」（用來當作最低工資的參考資料或計算參數的數據）、「調整程序」（調整頻率、誰可以要求調整，以及誰來收集評估如何調整的參考資料）及「執行機制」（法律約束力、對資方罰則與對勞方補償）。
但在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中，上述四大內容都還沒有被明確地法制化。首先，審議委員會不具有最終決定權，需要送至行政院核定，容易遭到否決，這是決策機制的未法制化；其次，委員會採用的調整指標尚未納入《勞動基準法》，並非《勞基法》規範的法定指標，這是調整指標的未法制化；再者，目前法規僅有要求每年第三季召開委員會，並未要求召開時間、完成審議期限，連帶影響到基本工資的公布時程，這是調整程序的未法制化；最後，雖然基本工資是勞基法中對於雇主提供工資的最低要求，但因為台灣勞動法令落實度不高，又未設有具強制力的執行機制，罰則與補償措施，這是執行機制的未法制化。
對此，文化大學勞工系教授李健鴻提議，為了要建構邁向「尊嚴勞動體制」的最低工資制度，首先必須將最低工資的最終決定權，由目前的行政院交還給勞動部。李健鴻認為，在上述四大內容中，尤其是執行機制最為重要，包含對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予以逐次加重的懲罰、保障勞工免受雇主傷害的保護措施，以及回補員工薪資差額損失的回復措施。
對於勞陣與時力黨團採用就業撫養比指標來建構最低工資公式，李健鴻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何計算家戶的「家庭成員需求」，會受到各國經濟情勢差異等因素影響，多數國家已不再採行；再者，台灣面臨少子化社會，加上越來越多的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就業，造成就業扶養比跌落，進而對最低工資為因應實際經濟環境改變的調整不利於勞工，不宜列為調整指標。
非典型勞動是低薪元凶 最低工資審議需考慮工會角色
就算是目前法制化程度不高的最低工資，在某些程度上可能阻擋資方對於勞動者的剝削；但東華大學財法所助理教授張鑫隆指出，低薪社會的真正元凶，應是勞動力的非典化與彈性化。張鑫隆對於「非典型勞動」提出批判，受到《勞基法》與勞動三法保障的典型勞動者，正逐漸被推向非典型勞動的懸崖。
張鑫隆指出，政府對於非典型勞動的態度，是將之作為對失業政策的一環：當失業率上升時，政府便鼓勵派遣與其他非典型聘僱方式，在短期內就能夠收得就業率上升的成果。但這樣付出的代價卻是將失業數字隱藏起來，仍舊是屬於不安定的短期就業，除了造成低薪化的效果外，也造成不同的聘僱身分進一步的階級化、細分化。
對於一方面能夠「促進就業」，另方面又是惡化勞動環境的元凶的非典勞動，到底應該要訂定專法予以保護，抑或是訂定專法禁止呢？張鑫隆感嘆 ，「保護派遣或禁止派遣的確是個兩難的問題。」如果保障派遣，那就是放任勞動彈性化的趨勢繼續惡劣下去；但若禁止派遣，是否又會傷害到就業率的安定？張鑫隆認為，上策應是訂定包含落日條款的禁止派遣法，而下策則是在訂定派遣保護法的同時取締「假派遣」，而選取上策或下策，這則有待「工會的態度來定奪」。
2014年7月，長期未有最低工資相關法案的德國也通過立法，確保國內每一位勞工8.5歐元的最低時薪。對此張鑫隆強調，德國設立該項法案的基礎是長期以來，由個別工會與資方進行團體協約的簽訂，並擴張到非工會員工的適用。對德國工會而言，設立最低工資專法等於是政府取代了工會重要的議價功能，對勞工而言將失去加入工會的誘因，對工會而言則是被剝奪了薪資談判的權力，工會的「面子會不知道該往哪裡擺」。
在工會組織率與工會組織傳統方面，一來是台灣的經濟體質不利於組織工會，其次則是扣除加入以勞保加保為主要業務的「職業工會」後，入會率只有約7%，可說是相當羸弱；而德國雖然近年來工會組織率逐漸下滑至17%，但過去既有的強大工會傳統，才能夠長期不將最低工資制度法制化，而是仰賴工會與資方進行團體協商來為勞工爭取薪資保障。
為所有勞務提供者設立專法 質疑審議委員會代表性與權責問題
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則傾向認為，目前的「基本工資審議」無須另立新法，而應該從執行既有行政程序下手，即可解決。對於另立專法的提議，辛炳隆認為，如果真的有必要另立新法，應該要跳脫《勞基法》框架，朝向納入「所有勞務提供者」的最低工資制度思考。
最低工資存在的目的包含了「維持最低生活水平」以及「平衡勞資議價能力不對等的現實」，辛炳隆認為後者應該是工會的職責，不需要納入由平衡議價能力而來的「勞動生產力成長」作為調整指標，故而最低工資的主要目的應是以維持生活水平為主。
不過，辛炳隆也對目前的審議委員會提出質疑：包含了誰來決議、勞工代表是否具有代表性、若是基本工資發生爭議，依據權責相符原則又應該是誰來擔起責任？如果各項調整指標只是做為參考，而不是寫成算式，那意義又何在？若是寫成算式，那麼審議委員會是否還必須存在？
基本工資分區 恐拉大城鄉差距
對於是否要分區域、分職（產）業設立不同最低薪資標準，李建鴻認為兩者都不可行，一來是因為台灣經濟體規模太小，分區將會造成區域發展不均；二來如果區分產業別，在現在工會組織率偏低的狀況下，各產業別或職業別工會的代表性過低，亦不可行。
張鑫隆則認為，關於最低工資是否要分區的問題，必須要考慮「是否已經存在工會簽訂了關於薪資的團體協約」、「最低生活水平的開支是否有城鄉差距」、「不同城鄉中小企業的支付能力」等問題。而辛炳隆觀察到，目前基本工資制度的不遵行率大約四成，尤其以中小企業居多。他質疑這些企業的支付能力真的能夠付給每個勞工充分的基本工資。
關於最低工資制度的討論，除了委員會決策能力、勞工組織代表性等問題，長期來看，也必須面對法令施行後，工會的組織率與勞方的團體爭議能力反而無法積極提升的可能陷阱。而在這場討論過後，新政府即將上台，準總統蔡英文曾於選前提出的「勞工政策六大保障」中，承諾設立《最低工資法》；但迄今只有在五一勞動節時於臉書粉絲專頁重申該項主張，並無實質提案。新政府上任後在最低工資法制化的議題上將何時提出、如何調整，仍需後續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