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Sealing Cheng）昨天（5/7）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邀請在台北展開演講，從她個人參與在南韓的性工作辯論、與反娼婦運交手的經驗出發，分析反性工作倡議者自身的嚮往和想像。鄭詩靈指出，這些通常帶有「幫助者」、「助人者」或者「給予者」面貌的倡議者，自身深層的需要往往與所處社會的特殊結構有著高度關聯。
反娼者的情感
2004年南韓制定「性工作懲戒法」，嚴懲出賣身體換取金錢的行為，任何人因買春或賣春遭定罪，最高可處一年徒刑及300萬韓元（約新台幣8.3萬元）罰金。起因是2000年在群山市（Gunsan）紅燈區的大火，燒毀許多娼館，死了23人，鄭詩靈表示，這場大火被視為是性工作「本質暴力」的具體表徵，婦女運動者於是要求訂定「性工作受害者保護法」，後來又推動2004年新的性工作懲戒法（下稱「新法」），兩部法案都以婦女人權之名實施，受到婦運、韓國官方，甚至美國當局支持與讚揚，當成打擊人口販運的進步法條。鄭詩靈指出，新法條文確實照顧到部分希望不再做性工作的人，但同時也持續罪犯化那些不能證明自己是「性工作受害者」的人。2004年，千名婦女出動抗議新法，在國會前，有15名婦女絕食罷工示威，要求暫緩實施新法、求見婦女平權部會首長。
2004年新法出爐後，立刻開始發生大規模的掃蕩，導致許多性工作者、嫖客、老鴇遭到拘捕與監禁。當時鄭詩靈和韓國婦女團體聯盟的執行長碰面，聯盟辦公室有著斗大的標語寫著「立即停止性工作！」執行長談起「被性工作者（prostituted women）」1的苦難，很是激動，她說，刑事化、罪犯化性工作，才能防止更多年輕女性進入這個產業，這是唯一達到保障婦女權益的方法，是歷史的責任跟使命。然而，當時性工作者的組織已經成立了，她們抗議新法主張暫緩實施、訴求認可性工作是工作並保障她們的工作權。當鄭詩靈向執行長問及那些冒著被逮補可能、繼續工作且認份於性工作的人，包含那些抗議新法及主流婦運的工作者時，「她眼睛睜大、臉紅看似生氣，向前傾拍桌提高聲量說：『那是他們自己的錯！』
鄭詩靈表示，在那個對話經驗中她發現，拒絕離開性工作的女人，原來會被視為偏離正軌的偏差，因為她們延續了性工作制度，而被視為「害到了其他女人」。
受害者主體 合理化嚴刑峻罰
從2000年以來，隨著聯合國人口販運與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法，傾向將人口販賣與性工作混為一談，好像性工作主要是人口販運，遮蔽其他類型的勞動仲介與剝削，鄭詩靈表示，「反性工作」也成為南韓在2000年後婦運的重點項目，讓南韓社運跟世界反人口販運連上線，南韓法律裡過去有「失足女」這種說法，從此消失，「被性工作女」與「性工作受害者」成為新的法律名詞，都是強調女性的「被動性」和受害者身份。
鄭詩靈分析，「被性工作女」的說法背後有著南韓自身的歷史論述跟情感氛圍，帶出運動者自身與南韓國家被外力侵入的受害想像，「被性工作女」代表了南韓歷史的和當下的一切問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軍隊主義，儒家、父權等等。唯有救助「被性工作女」，以及驅除那些自願的性工作者，才能獲得救贖。「『救助』與『驅除』，都能恢復、還原一個沒有性工作的純正南韓。這種狹隘的只針對女性的性受害的焦點，既支撐了異性戀性別與性的制度，也使更廣泛的人權與不公義難以被訴說，因此助長新自由主義秩序。」
分析顯示，受害者論述相對於爭取公民權，不是去爭取權利，而是強調受害者要補償與救贖，讓受害者置換了權利主體，也使受害者成為法理主體，間接滋長刑罰擴張、監獄擴大。鄭詩靈表示，反人口販運與反性工作論述中的女性受害主體，合理化了更嚴峻的刑罰處罰與國家規訓，「嚴刑峻罰與監獄，反諷地成為性別正義的條件和前提，有女性主義者說，這叫做『監禁女性主義』。」
性工作受害者與國家苦難敘事
鄭詩靈表示，南韓文化邏輯又有其特殊性，韓國女性的苦難，通常不被視為是來自個別男人，而更是外來入侵者；受害者也不是個別女性，是婦女集體作為受壓迫者中的受壓迫者（受壓迫者中的底層）；同時，被「去男性化」、被閹割的南韓國家，也同樣是受壓迫者中的受壓迫者。「新自由主義下的受害罪犯框架，因此得以與南韓國家苦難敘事無縫接軌。」
鄭詩靈以韓國作家李箱1936年一部短篇小說《翅膀》為例，小說中一名無業無助的知識份子，每天靠太太接客過活，太太每次接客後，就給丈夫錢。無力無助的丈夫，就體現了被殖民國家不僅無力保護女性，還要靠客人生存。妻子作為性工作者，也體現了女人的性與情感，在國家主義想像中，擔負了所有歷史的重量。
性工作者形象的另一種極端，則可能是壯烈犧牲，成為國家救贖。鄭詩靈表示，1922年一名26歲性工作者被美軍虐待、殺害，身體穿刺的恐怖畫面流出。事件激發全國抗議，後續還成立廢除美軍罪行的全國行動。性工作者遭虐待、殺害的悲慘際遇，讓原來被認為是「性不軌」的女性，忽然變成「國家玉體」，鄭詩靈說，某個參與行動的女性成員就說，運動中的許多男人，在性工作者生前會稱她為「婊子」，一旦她被殺了，就改口稱為「尊敬的國家大姐」。
鄭詩靈延用醫療人類學者的說法：「情緒是一組倫理的關切，連帶著感情的急迫性，以及行動的律令，迫使人們行動。」她指出，性工作者在當下的形象，儼然象徵了韓國國家極致的苦難與羞辱，藉由性工作者，足以引發國人的同理跟團結，激發大家行動，這是性工作者做為象徵載體的重要情感威力。然而，鄭詩靈質疑這種國家團結與特定韓國女性化的集體幻象，並提問：在這樣的集體幻象中，誰被排除、誰被噤聲？
性工作者形象的幾度轉化
鄭詩靈指出，這一代南韓婦運的領導人，多受滋養於1970年代女性勞工運動中的反資本主義與反軍國極權主義，還有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這一波稱為「民眾」女性主義，重點恰好是對民主運動中的父權與男性中心的抵抗，在一個被外力征服的國家中，內部菁英統治，而菁英又把國家出賣給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因而運動提出受壓迫者中的受壓迫者，是「最受壓迫者」，他們是女工、農民，和城市窮人。因為資本／性別的構造，他們承受了雙重的壓迫，在這個脈絡下，性工作原來被認為是來自專制發展的政權，助長了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從事性工作本身就是女性最大的墮落，因此，1970年代工運中的口號就是：「不要迫使我們做性工作！」
而到了1980到1990年代，性工作形象又經過轉化，成為一連串父權與外來欺壓之下，無辜、純潔的受害者，性工作者曾經不被看作是「最受壓迫者」，現在則包括其中。鄭詩靈分析，90年代的慰安婦議題，「被外國人欺負的女人」變成南韓國家受害的具體象徵，從此被動、純真成為受害指標，也構造出了受害者間的階序，例如慰安婦的代表領袖，會強調自己被擄走與奴役，如何不同於那些服務美軍的自願性工作者。
洛爾‧凡斯（Carole S. Vance）曾經在〈純真與世故：人口販運之搧情敘事及其對法律政策之影響〉一文中分析純真敘事如何牽引著人們觀看性工作議題的情感，鄭詩靈表示，此刻因為南韓在地的反性工作運動被國際反人口販運驅使，類似的純真受難的競技賽與比較，也再度重演。
2012年，一名41歲的性工作者對性工作懲戒法提起憲法訴訟，主張懲罰自願賣淫違反南韓憲法保障的平等自決權，然而，今年（2016）3月底憲法法庭做出合憲解釋，裁決指出「賣淫本質上就暴力和剝削，不能被視為自由交易。」鄭詩靈表示，法院的說法和反娼婦運的說法如出一徹：不懲罰性工作，賣淫人數就會增加。
然而，性工作者到底是怎麼成為反人口販運倡議者的敵人？凸出性工作者「受害者面向」的價值，竟然可以變得高過於性工作者自決而進行的抗爭活動，鄭詩靈表示，「性受害」的情感邏輯，不僅在反性工作的運動者身上運作，也廣泛運作在婦女運動，甚至於主要的南韓國家史觀裡頭。全球反人口販運工作給了南韓反性工作的運動者希望，讓這些運動者參與並流動於全球的情感經濟迴圈，這種把性工作當成受害者的想像和說法，加強了全球受害論述的霸權，而霸權論述又回過頭來決定人們如何理解女性的性勞動與移動，象徵性地收編女性性受害，一切都已救援之名進行，「但是，到底誰需要救援？」
- 1.「被性工作者」這個被動態的用法，意味著認認為性工作者都是「被成為性工作者」的，是在缺乏個人主觀選擇與能動下的純然被動。在諸如MacKinnon以降的反娼女性主義論述中，可以經常看到這種被動態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