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告訴我，他的《幌馬車之歌》要出第三版了，他說新版內容增加了不少這些年來他就這一主題繼續追蹤的一些重要口述證言與檔案資料。他說他想邀我寫序。我告訴他，這本書的第一版我在20多年前就讀過了，但我沒告訴他的是，內容是什麼我早已忘卻了；還記得讀過，或許只是因為這個美麗的書名還在那兒兀自地璫璫作響吧！然而，我還是勉強地答應了。「勉強」，是因為我的確對藍博洲竭半生之力所探索的這段歷史感到陌生，自覺是沒有資格寫序的。那麼為何還是答應呢？恰恰只為「勉強」故！——我得勉力克服這個奇怪的、不合理的「勉強」。於是，我就把「序」的差事，當作藍博洲期待於我的一段學習之旅。下面的文字，因此不過是我閱讀這本書的一些學習、反思，以及感觸。
《幌馬車之歌》是一本以報告劇為形式的報導文學作品，記錄了客家籍青年鍾浩東（1915-1950）及其夫人蔣碧玉（1921-1995），以及那個時代無數類似青年的革命事業。青年鍾浩東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九死一生潛回祖國大陸投身抗日，抗戰勝利後又迅即回到台灣，為了改革社會的理想，投身教育事業，赴基隆中學任校長。在這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反動，與內戰中的另一方——中共相比，明暗立判，於是像很多當時的知識青年一樣，思想迅速左傾，而鍾浩東更是加入了地下黨，在1949年被捕之前，為他所熱烈盼望且相信即將到來的「解放」，和國民黨政權進行殊死鬥爭。他最終，求仁得仁，為理想犧牲，成為了1950年白色恐怖的著名犧牲者之一......。
在我重新閱讀這本書稿之前，我必須誠實說，對於鍾浩東、蔣碧玉，以及那個「基隆中學案」，我是幾乎完全遺忘了。為什麼我與這段情志高蹈血跡斑斑的當代史之間，是如此陌生離異呢？為什麼替這樣一本書寫序我會感覺「勉強」呢？我想，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已，應該也是當代台灣知識圈的一種普遍現象吧。我們的知識結構、我們的歷史意識一定是出了某種共同的問題。因此，不妨把我的「勉強」也當作一樁（包括著我的）當代「知識事件」來解讀。
我的「勉強」是大小兩層「怪圈」之下的產物。外層大怪圈是台灣社會在歷史意識上的全面單薄枯槁。我在大學教書，學生對「歷史」的感覺就是和自身無關的那些為考試而背誦的事件與年代，對於當代也知之甚少，而且幾近無感，這或許吊詭地說明瞭他們何以近兩年來會對一些政治象徵作超乎尋常的情感反映，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歷史意識的單薄枯槁至少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大眾消費社會所產生的一種「天然的」「歷史終結」感，其二則是歷史意識被狹隘政治化。第一個原因我們在這裡就不說了，關於第二個原因倒是可以稍微談談。一向以來，國民黨政權但為遮其自身之羞的緣故，把台灣歷史與中國近現當代史不是肆意切斷就是以它的不通童騃講述，別的不說，它就無法說明它何以倉皇辭廟敗退來台；不通的故事必然使人對歷史教育望之卻步。又，一向以來，國民黨因為半遮面地把自己置放於一個親美友日反共的格局之中，以致它無法真正面對日本殖民歷程，從而更談不上任何的「去殖民」。而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挑戰者民進黨，不管它對國民黨如何齜牙咧嘴，它始終忠實不二地繼承國民黨看待歷史的大架構，在反共、親美、友日的神聖三位一體下，頂多添加上一些反國民黨的、台獨的、反中的因素。當然這些因素，也是經由政治需求重新界定，例如對二二八的敘事凸顯放大其「分離主義」、對1945-49數年間「統一」狀態下兩岸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實踐的交流合作的不聞不問、相對於二二八的高分貝的對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奇怪沈默，以及特別是近幾年來對日本殖民的塗粉抹脂......。
我當然和絕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多多少少是在這個長期怪圈之下形成了我的歷史意識，或至少，我的歷史意識一定得受到這個怪圈所影響制約。對於它的支配，不可低估，因為它並不是以一種易被感知、易被察覺的方式硬梆梆地杵在那兒，而幾乎是以一種不被人們意識得到的方式存在的——而這正是霸權之所以是霸權的所在。經過國民黨與民進黨兄弟接力的歷史編纂工程下，人們或許在這個或那個的用詞上有「藍綠」齟齬，例如表現在教科書爭議上，但對於一種更根本的、超越語言的、簡單化的、圖像化的，從而是更有支配力的歷史感覺，則是不曾有過任何撼動之效的；這些感覺包括：共產革命是暴力的、西方（美國）是自由民主的、文革是全民發瘋、日本殖民是現代的/合理性的、國民黨是一個專制落後無能的政黨、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灣人的壓迫，以及所有殖民時期與戰後反國民黨的仁人志士都是「勇敢的台灣人」......。當歷史意識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卡通化的黑白善惡美醜皆分明的基礎上時，持這樣歷史觀的人們也同時被去政治化，而成為了權力的對象。
這個屬於廣義歷史編纂所造成的「無意識」是有巨大宰制力量的，甚至宰制了自以為是的反對者、異議者、批判者，乃至逃逸者。要說明這個怪現象並不難，可以透過我所謂的第二層的、也就是內層的「小怪圈」來進行；而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也許還更有說服力。是這樣，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1980年代到美國念書，習得了那時歐美學術圈的比較批判性的「新左派」理論與政治話語，並在1980年代下半陸續回台，之後，基本上憑借著這套話語進行所謂的「介入」。我們標榜不統不獨、關切市民社會的民主生機、反抗國家暴力與宰制、反對族群民族主義的偏狹，並支持草根的、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在操作這套話語的同時，我們的自我認同是「左派」，是根植於台灣這個特定空間與發展階段的左派。但如今反省起來，這樣的「左派」在某種自我標榜的道德正義感與知識優越感的後頭，是有某些不自明的從而是意識型態的前提的。我們的知識或社運的干預的前提是：一、西方知識圈所界定的平等、正義、公共、多元等......是「普世價值」；二、必需是在一個資本主義與民主憲政的現代社會中。於是，儘管我們不喜歡「歷史終結」這個講法，並常作態調侃它，但實際上我們已接受了這個講法，並以它作為前提——我們是在一個後革命年代中，以社運為方式，對這個社會作「改良」。而當「戰鬥」、「反抗」或「異議」的我們，在如此想象歷史時，我們其實已經是默認了第一層大怪圈，或至少是不（或無法）挑戰它的。因此，我們就有了一種對待歷史的實際方式，而這和我們所批評的當代年輕人的去歷史化並無重大不同，也就是我們的歷史敘事經常是從「1987年解嚴」開始，或「1950年代的進口替代」開始，或最多是從「戰後國民黨撤退來台」開始。於是，這樣的「左派」不只是無視於整個近現當代中國的乃至區域的歷史——於是，台灣的歷史，更是無視於左翼自身的歷史；它把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抗日誌士的反抗在歷史敘事中勾消了，把1945-1949年之間大陸與台灣的左翼的或進步知識分子的連結合作給取消了，把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給淡化模糊化了，把1970-1的保釣運動給邊緣化了，也大致把1977-8的鄉土文學運動給遺忘了。是建立在這些勾消或遺忘上，1980年代末出現於台灣的「新左」定義他們自身的「左」。但如今看來，這個「左」其實甚至並非「新左」，因為他們並不曾相對於「老左」定義他們的「新」，這個「新」是一個無「老」無「舊」作為指涉對象的一種無意義修辭，所謂新以為新——於此，甚至並不同於西方的新左。因此，這個左翼事實上僅能是「洋左」。而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又殘酷地展現了它已經成功地收編了這個「洋左」的所有論述能量，從公共化、後殖民到反全球化這些概念或理論，到歷史終結的歷史觀與世界觀，到那在知識方法上划台灣為牢的「方法論台獨」。
透過指認出這個雙層怪圈，我得以解解釋我的知識構成圖譜，以及，更具體地，我何以對「鍾浩東們」是如此的隔膜、疏離、無情，以及我何以對日據以來的台灣左翼運動史是如此的無知，雖然相對而言，也許我還蠻熟悉1960年代的美國，我是老早就知道湯姆海頓、勞夫耐德、馬丁路德金恩、艾倫金斯堡，以及麥爾侃X的。這樣偏枯的、深具殖民風的知識風貌，難道還不曾自我指認出問題之所在嗎？
在黯沈的歷史舞台上，藍博洲以報告劇的形式，打著一道獨白的束光，所演出的這本《幌馬車之歌》，在一個最根本的意義上，就是在進行這樣一種歷史意識與知識政治的艱困挑戰。考察作者的撰述歷程，從《人間》時期開始，藍博洲就孤獨地、不懈怠地在這條路上顛躓前行，以他的方式書寫台灣史，一段被遺忘、扭曲、封閉，或被人作賤收編的台灣史。在藍博洲的著作里，我們看到台灣的歷史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的緊密關連，「打斷了骨頭連著筋」——於是他挑戰了「方法論台獨」。我們也看到他把我們對今日的理解上連1950年、戰後統一四年，以及戰前的日本殖民時期——於是他挑戰了我們的去歷史的狹小當下視界。讀這本書，我經常不勝欷噓的是：「鍾浩東們」亡於1950年代，他們是無法繼續生猛地活著、思考著、行動著了，但如果後來的人能在心中記著他們的形象與心地，以他們為一種參照，那麼台灣之後的歷史將會走出一條什麼樣的路徑？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必定和今日不同，而這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為今日的我們，並不是歷史的必然，而部分是由於我們對歷史的忘卻，我們遺忘了無數個與我們有關的事件與人們（僅僅因為他們「失敗了」！）。藍博洲的寫作就是把這些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與灰燼里的前行者給救贖出來，於是我們重又看到他們，以及看到他們身後的的無窮前行者身影，於是這將鼓舞我們意識到今天的我們也並非全然孤獨無助的，也必當是歷史長河中綿延不斷影響著未來之世的一個小小因子——於是，藍博洲也挑戰了歷史終結論。
是在這個歷史、知識與倫理的大架構下，我企圖理解藍博洲書寫的客觀意義。當然，這樣說絕對不足以窮盡這本文學創作的其他意義。做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作者在史料的、時代背景的、人的社會關係的......精確耙梳與考證下，屢屢綻放出那專屬於文學的人道光輝。他書寫了鍾浩東和鍾理和的兄弟之愛、蔣碧玉與她三個兒子之間的令人心疼心酸的母子之愛、鍾浩東母親至死不知其子已亡的痴痴母愛，鍾浩東與蔣碧玉之間的沒有機會卿我的夫妻之愛——但那又是什麼愛呢？也許只能說那個夫妻之愛或男女之愛已是包覆在更大的同志之愛，以及更廣闊的同胞、國族與人類之愛當中了吧！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在那個時代里，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然而，《幌馬車之歌》能夠出第三版，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
這本書的書寫在每一章的起始總是安排一段鍾理和（前輩著名作家，鍾浩東同父異母的弟弟）的文字做為全章的引言，或摘自他的小說創作，或摘自他的日記雜文，而經常，如非總是，能和正文產生一些有趣的互文效果。但讓我感受最強的倒不是這些引言，而是在書的「尾聲」那兒的鍾理和的話。在那兒，我們讀到鍾理和在他1958年2月23日的日記里如是說：
那麼，文生[注：文生‧梵谷]還有什麼可說呢，他是這樣幸福的！
畢竟他還有一個徹底瞭解、同情、和愛他的好兄弟呢！
而我？
啊啊！和鳴，你在那裡呀？
鍾理和誠然失去了一個理解他的兄弟，這或是可悲嘆的吧！但話又說回來，寫過《夾竹桃》等作品的鍾理和，又果真理解過鍾浩東嗎？但我們似乎不必因此為鍾浩東悲嘆，甚至我們要為他高興，因為多年後，他得到了一個真正理解他的異姓兄弟，也就是本書作者藍博洲，雖然這個說法若要較真起來可能不甚恰當，因為論輩份，鍾浩東是同為客家人的藍博洲的祖父輩。但我還是堅持藍博洲是鍾浩東某種理解意義下的「兄弟」——雖然異代跨時。正是：相識何必曾相逢，蕭條異代不同時。是以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