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心的故事
24歲的甜心（化名），大學學歷，就讀大學期間本來在餐廳跟家教打工，兩者相加最拼最多可以月入16K，後來因為想找酒吧服務員的工作，於是開始把自己的資料登錄在人力銀行網站上面，過後，就有酒店經紀來電詢問陪酒意願，當時還是學生的甜心並不特別排斥與她口中的「經紀哥哥」約談面試，由於經紀人對酒店上班的狀況說明坦白實在，直接表明會喝酒、被吃豆腐，至於性交易就看小姐個人能否接受。
第一次看了店家，甜心對店家的印象還不錯，便答應開始上工，經紀人帶著甜心到美髮院化妝、弄頭髮。訪談時甜心拿出手機翻著照片喜孜孜的給我看前後差異，原本乖巧的學生妹頭，在美髮師的巧手之下，下一張照片變成了髮尾微捲的豔麗女人。
甜心也向我展示她在酒店休息室等待的照片，由鐵製置物櫃堆疊出來的高牆，中間形成狹窄的通道，燈光明亮，照片中的甜心笑容燦爛。甜心說，每個小姐都有專屬的置
物櫃，用來置放私人物品。有時候，甜心來得早，她會對著休息室裡面的鏡子自拍，發給客人說「你看我今天多可愛，要來看我嗎？」
目前甜心在酒店的月收入是10萬到30萬元之間，她在畢業九個月後，就拿了20幾萬元的現金到銀行，把大學學貸一次繳清，這些現金——甜心補充：在學時期就賺到了。
凱特的故事
身高將近170公分的凱特（化名），23歲，有著周迅般的臉蛋，高挑的身材，帶有貓般的神祕氣息，讓她一直都是駐足街頭酒店經紀的心頭好，走在台北車站、西門町的街道上，總是不乏經紀人前來詢問工作意願。
2014年底，凱特除了擔任寵物美容工作的學徒以外，靠著自己的美工方面的技能接案維生，有一天卻意外碰上了一隻被主人拋棄的狗，因為這隻狗而多出單筆一萬多元的醫療花費。為了支付這突如其來的醫藥費，手上沒有足夠流通資金的凱特開始考慮酒店經紀的邀約，「當時是隔天的醫藥費都不知道在哪裡了」，並上通訊軟體line找出那些曾經跟他留了聯絡方式的酒店經紀，詢問上班方式。後續凱特選擇每天下班可以現領的派遣經紀，去了一家鋼琴酒吧，開始擔任陪酒公關的工作。
派遣的酒店經紀因應各店家每日需求來提供人力，基本薪水是時薪1,000元，單日現領，小姐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告知報班，經紀人一般在晚間十點前回覆上班地點，若有待得習慣的店家，也可以轉成店家正職小姐。不過由於凱特的條件好，最高的時候跟店家談到時薪1,500元，通常每週上班三到四天，月薪六萬到十幾萬元之間，按照上班的頻率浮動。做了一年左右，最後因為酒店工作付出的情緒勞動負擔過大，導致了情緒不穩定而暫停陪酒的工作。
葛洛的故事
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大學助理、電視台助理、印刷公司的葛洛（化名）今年26歲，原本的月薪頂多30K，因為經濟因素（想存錢）、對產業的好奇、加上個人心靈上的需求「想進去談戀愛」，進入了酒店業。葛洛陪酒的店家屬於「制服店」，每週上班三到四天，週薪二萬到四萬元不等，葛洛自陳，她在制服店裡，按照接受性交易與否而被歸類為「暗配」，也就是看小姐自身狀況決定是否接受特定客人性交易的邀約，因此交易狀況不固定，有接性交易時的收入是平常的兩倍。
葛洛形容酒店業是一個「只要你想，就可以讓你築夢的地方」，如果要達到她現在的薪資水平（週薪二到四萬），不是工程、會計、醫學相關，「根本就不可能」，對於一個什麼專業技能都沒有的人，她認為「這裡（酒店）是唯一的機會」。而葛洛賺來的錢除了購買一些與電腦技能相關的器材設備，大部分現在都存起來，目前還在考慮要用什麼理財方式來保持這些存款的價值。訪談期間，葛洛也建議身負學貸與房租的苦勞網記者可以考慮進產業一陣子，提高自己的收入。
大環境改變 勞動非典化
在上述的三段故事中，這些年紀較輕的女性，進入陪酒業的原因都跟經濟因素有關，但是跟老一輩小姐進酒店的圖像有所不同。60多歲的卡拉OK經營者美麗阿姨（化名）告訴我，二十多年前她進酒店時就是因為投資失敗欠了一屁股債，她說那時候的酒店小姐有的跟她一樣做生意失敗、有的是被丈夫家暴離家、或者是要扶養小孩的單親媽媽，大家都是為了生存問題，不得不投入酒店賺錢維生。「相較現在的年輕妹妹，都是想賺錢才來的，跟我們以前那種不太一樣」美麗阿姨道出了一個世代之間面對階級問題的差異，但問題的根本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貧窮的問題。
過去30年間，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影響，全球工業先進國家的勞動市場朝彈性化方向發展，非典型的臨時性就業成為就業的選項之一，2008年多數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的青年勞動者已經有35%從事臨時性工作，比1998年增加了4.4%，並且不一定能夠在進入職場後轉換成正職職位。
1990年代中期之後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差距開始逐漸擴大，90年代初期到千禧年後雙方差距從3.24%擴大到6.35%，意味著青年失業惡化的速率大過於整體的就業市場。對此，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劉侑學則提到台灣青年遭遇的問題，強調高等教育擴張的同時，青年失業率也有高學歷化的現象，高學歷者，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的求職障礙比其他學歷高，落入長期失業的比例也在持續上升。
至於得以在「一般」就業市場暫時落腳的年輕人，也有可能面對低薪與保障不全的非典型工作問題，對此劉侑學提供一個數據說明：2009年大學以上學歷者從事非典工作的人數為102,022人，佔該年所有非典工作青年人數的60.5%，等同於每十個從事非典工作的青年人中便有六個是大學以上學歷。
大量的非典勞動充斥在年輕世代的勞動市場當中，指的例如打工或者兼職，並且是按時薪計酬，甚至有的企業濫用無薪實習生，取消掉許多勞工應有的，現在卻成為正職人員才有的工作福利。正職人員則必須面臨低薪問題，自政府制定「22K」方案後，企業便以22K為薪資基準，再往上加，多數頂多加到25、26K，年輕世代又面臨房租、學貸等壓力，造成收入低、支出高的貧窮處境。
社會結構的改變影響了人們的勞動環境，連帶的也影響我們如何選擇一份可以支撐生活之餘，還能夠讓人過得好的「工作」想像。在〈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美國韓裔性移工與「性販運」〉一文中，作者鄭詩靈與金恩榮便對這個影響作出分析，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和風險承擔與新自由主義作為嚴厲的執法體系匯聚在一起，兩者同時推動了南韓女性移入美國的親密服務產業，又讓這些女性以「性販運受害者」的身份被籠罩在跨國反人口販運的統治之下。
這當中因為自由放任而需要由主體個人承擔的風險就包含了就業風險，作者舉例指出，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歷史性的緊急援助，促成南韓勞動力開始採用彈性為主要模式，卻造成性別與年齡區分的嚴重失業，同時擴散了非典僱傭關係與提早退休的現象。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得性別化的失業再度發生在女性身上，鄭詩靈與金恩榮表示，這段期間有將近90萬三十多歲女性失業，加上企業減員政策下傾向固有具經驗的勞動力，年輕人苦無就業機會與工作保障。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類型的海外工作對於20到30歲之間的女性而言，皆成為很有吸引力的選項，因為這些女性即便擁有大學學歷也很難在國內找到工作。
22K變成100K的可能
訪談過程中，沒有哪個年輕小姐入行的原因跟經濟無關，但是也沒有誰是不進入酒店業就會餓死，這恰恰反映的是台灣社會青年貧窮化的問題，除了失業，可能就只能打工領工讀金，再者，成為兼職人員、派遣人員、約聘人員，最後才是低薪的正職人員，除了相當少數的「技術專業人才」，勞動市場逐漸惡化的台灣，帶給畢業後青年的低劣就業景象，是讓不少小姐無法忍受的。這當中，又以葛洛對於薪資的改變最為有感，她說自己從每個月都把薪水花光的「魯蛇」瞬間晉升成為月入十萬的工程師階級，形容這樣的薪資水平改變如果不是因為進了酒店業，「根本就不可能」。
而最為「成功」的典範，大概非甜心莫屬，她工作了將近兩年，就把一般25K上班族可能要還十幾年的就學貸款給一次繳清。甜心也是接受訪談的小姐當中，薪資水平最高的一位，去年（2015）的聖誕節加上跨年檔期，酒店多會舉辦許多慶祝活動，這時候是最缺人力的時候，因此店家多會要求小姐「禁休」以避免人手不足的狀況，此外為了提高小姐的工作動力，店家也會對小姐的「業績」進行評比，甜心便是去年聖誕檔期該店家評比被客人點檯，「節數第一名」的模範小姐，當月收入將近三十萬。
至於凱特，則是最熟知自己身體作為謀生工具價碼的一位，從時薪1,000元不斷抬高，凱特一直認為「我應該可以值更好的價錢」於是透過更換經紀人來尋求更高的薪資，這與職場中透過跳槽給自己加薪的模式相去不遠，衡量自己的商業價值，創造更高的收益，這些年輕的酒店小姐，成功地擺脫22K，邁向100K的高月收入。
當然，這樣高的收入除了反映出來一般職場中普遍勞動條件的惡劣以外，也反映出這份工作的「高污名」性質，研究性產業的學者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陳美華曾經這樣描述小姐們的高薪：「客人花錢買的是小姐的污名」污名的狀況讓酒店以致於整體性產業的工作者在職場中承擔許多高風險，這些，我們將在後面的文章中進行更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