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技術人員的史諾頓（Edward Snowden）在香港揭露美國國安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透過Google、Facebook…等網路平台進行監控的「稜鏡行動（PRISM）」，昨天（6/15）香港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港府保護史諾頓、並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參見香港獨立媒體報導、獨媒林藹雲的評論）。
When Google does do evil
選擇中國統治下的香港發聲，史諾頓的「政治考量」大概不是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堅守「人權」的價值，而是利用上了美中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網路控管」這件事，中美間的矛盾那可是由來已久，2010年，Google撤出中國（相關剪報）事件之後，Google動不動提醒Gmail用戶，受到「由國家資助的攻擊」，雖沒有明言是受哪一個國家資助的攻擊，不過很多聯想，自然都往中國的身上去。
不過史諾頓的指控，卻使得向來強調「Don't be evil」的Google面子盡失，原來自Google搜尋引擎以下，整個G字頭那些好用的服務，加起來，不過是網際網路歷史上最大的「釣魚網站」，背後那頭拿著魚竿的，就是美國政府，「Google does do evil!」，「見笑轉生氣」之餘，Google除了對著美國政府吶喊幾句（「2013/06/13 Google聲明」）之外，也提不出別的辯解。
網際網路（internet）的歷史，是一部「國家」、「私人」與「公共」三個概念纏夾不清的歷史。
網際網路始終還是美國國防的延伸
1960年代美國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網路計畫，本就是冷戰時期，屬於美國「國防」計畫的一部分，直至1983年，ARPA網路採取Vent Cerf等人在1970年代提出的TCP/IP通訊協定，作為其核心架構所採取的協定，從此開啟網際網路脫離軍事用途，走向普遍商業使用的大門。
Cerf曾視網際網路這個新興的「流著奶與蜜之地」為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裡，網際網路這個管道是中立的，「沒有人佔有、每個人使用，人人都能在其上增加服務」，而隨著這個公共領域的開展，1999年，Google公司的出現，以毀滅╱創造之姿，成為新的霸主，在「公共」的外殼下，將全球網民累積的訊息，化為獲利的基礎，由分散而集中而壟斷，「公共領域」與「私人資本」於是疊合了起來。
而今天，史諾頓所揭露出的，彷彿是這個故事的終章，網際網路從沒有離開過冷戰，隱藏在「公共領域」的華麗修辭與跨國資本龐大獲利背後的事實是，它始終還是美國國防的延伸。
由國家而公共而私人，再轉回國家，最後發現，這一整個系統其實是個大鍋炒，這不是什麼新鮮的發現，早在1961年，曾任二戰聯軍歐洲戰區最高統帥、美國第34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他著名的告別演說中，早已經提出了「軍工複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現象已經深深控制的這個國家，私人的軍火工業與金融資本、產業資本，還要加上學術、研究機構控制住美國的國家機器，將軍事與經濟結合起來，發動戰爭。
在這個由私人資本主導的國家裡，擴延至全球的美國「國防」是維持它們利益的手段。
程式碼，超越法律的細緻獨裁形式
當然，這其中不是沒有矛盾的，就在不久之前，引起大家注意的美國SOPA（Stop Online Piracy Act），就是一個例子，透過「智慧財產權」掌握壟斷利益的文化工業，意圖透過國家對通路的封鎖掌握它們被通路資本侵蝕的利潤，此時「Don't be evil」的Google，自然以「人權」與「公共性」等理由加以還擊（由Google發起的「社會運動」）。
遺憾的是，在美國（及其「國防」延伸範圍內），被「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糖衣包裹著，無數網民始終只能無助地透過投影在牆上的幻象，觀看著這些巨人的鬥爭，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羅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指出了在網路空間中「程式碼」就如同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法律」一般的特性；當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被嵌入由程式碼組成的數位空間中的時候，決定程式碼如何寫作的人，比起制定法律的人，對於我們的影響還要巨大。
但是程式碼跟法律不同，法律是白紙黑字寫出來、公諸於世的，是民選的代表制定出來的（雖然有時候會不小心寫錯一個字什麼的）、是有一個憲法的系統在制約著的，這些，程式碼都沒有，特別是，當這些程式碼是屬於一個個跨國企業單方決定，你永遠不會清楚它如何運作的時候，它早已經決定了你的一切。
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的時代，獨裁者是這般深入而細緻地滲透進每一個人的生活裡，而這個獨裁者，是跨國資本，以及背後那一個以「（美國）全民利益」為名的「美國國防」的利益。
那麼，中國呢？
狗咬狗一嘴毛的強權比賤
選擇香港作發聲的舞台，史諾頓的動作，讓美國政府丟足了顏面，今後再要對中國在網際網路上進行封鎖這件事情指指點點，都會有四隻手指頭同時指著自己，網際網路既然是美國國防的延伸，那它也是中國國防的延伸，這有什麼不對呢？
跟美國比起來，中國透過「防火牆」、「屏蔽」來阻斷訊息流通的這件事情，那是赤裸裸的暴政，但是，在暴政的背後，仍然是一個資本和市場的邏輯，Google、Facebook進不去中國，除了「國家安全」、「維穩」、「和諧」這些在中國可以拿得出來的藉口之外，後面跟著的，是中國資本的利益。
和美國過去的對手不同的地方是，中國本身有一個夠龐大的市場，有機會支撐起足以與美國的數位通路競爭的產業，也因此，網際網路封鎖，在創造一個沒有（國外）資本的壟斷市場，排除掉Google、Facebook之後，造就百度、新浪的興起，這個其實是中國資本崛起的一貫策略，不同於美國由私人資本主導的市場類型，而創造出國家主導的獨裁式資本主義類型，由國家直接下放到資本，甚至無須繞道很麻煩的「公共領域」這些東西。
現在可好，在美國這一邊，「公共領域」只是個用來釣魚的謊言，在中國這一邊，網際網路上的「公共領域」本來不存在，剩下的就是劃地壟斷的資本，還有狗咬狗一嘴毛的強權對抗，然後呢？五十步別笑百步，百步也不能回過頭來笑五十步，大家都別笑，我們慢慢走進了「新冷戰時代」，兩個資本主義強權的鬥爭，國家有時凌駕於資本之上，有時躲在資本的背後，動不動就玩你一下。
特別是從對抗「智慧財產權」，所拉出的諸多甚至已經政治化的戰略，當然並不缺乏，可以參考2013/01/05 The Economist 的這一篇文章：〈The new politics of the interne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Can internet activism turn into a real political movement?〉，台灣的「創用CC」要走到政治化的戰略還有一段路，不過即便如此，對於如何描述我們面對的局勢，以及對手在哪裡的問題意識，仍然是相當要緊的一件事情。
哎呀！
寫到這邊，哎呀，很糟糕的，我發現沒有辦法寫下什麼光明一點兒的結論，今年1月，是26歲的史瓦茲（Swartz），現在，是29歲的史諾頓（Snowden），是什麼樣的時代，需要一個個的「烈士」不斷壯烈地犧牲呢？呼應香港獨立媒體林藹雲的話，聲援史諾頓，的確是「一場關乎世界自由的運動」，不過，不僅如此，史諾頓不只是一個吹哨人（whistle-blower），他更敲響了警鐘，警告我們，不同形式的國家與資本合謀，正不斷進擊、持續吞蝕我們的「民主」與「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