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委會的無能、無感與無為

責任主編：陳韋綸

據說是為了防制H7N9，農委會把2004年7月就開始推動、但一直執行不力的「禁宰活禽」政策又給搬了出來，結果直接衝擊土雞業者的生存，昨天動員（6/12）數千人上街抗議（相關報導）。「電宰」是一個工業化的標準流程，大型電宰場不適合多樣化的土雞產業，政策搞了快10年，碰上抗爭，小型、地區性的電宰場就拿出來再說一次（農委會新聞稿）。

事實上，屠宰產能「過賸中不足」的現象，農委會早已知之甚詳（參見農委會2011年「土雞產業之輔導成果及展望」）。一件事10年做不到，那是說它很難做囉？如果是這樣，那現在這種搞法是什麼意思？而拿10年做不到的「輔導轉型」，來回應說做就做的「禁宰活禽」政策，這個道理又哪裡會通呢？或者，「禁宰活禽」根本只是一個「畢其功於一役」的「消滅土雞產業」的政策？

為什麼這樣說？台灣加入WTO（2001年）後，雞肉採取「配額進口」，從1萬9千多公噸，增加到2004年的近4萬6千公噸（台灣總消費量用25萬公噸作參照），2005年之後，採取自由進口，近年的進口量大概已經到8萬公噸左右。

進口雞肉的衝擊與日俱增，我們來想一想，假設台灣的養雞業要面對這個衝擊，是「土雞」還是「白肉雞」更有優勢呢？用國產豬肉來對照，台灣豬相較進口豬肉的競爭力在哪裡？絕對不是價格優勢，而是「溫體豬肉」的消費習慣；同樣地，如果拿「白肉雞」和「土雞」來比較的話，顯然是在地而多樣的土雞，符合「差異化」的市場原則，是更有競爭力的。但是，農委會不知道是故意的──或者是無能──竟將土雞產業的「優勢」變成「劣勢」。

作為一個在貿易代表後面擦屁股的弱勢部會，這些年來，農委會練成了一門「修辭學」的功夫，我們用前面引的那份「土雞產業之輔導成果及展望」來舉個例子，裡面有一張表（右圖）。

土雞產業的「產值」，從WTO入會前（2000年）的145億台幣，增加到2009年的213億台幣，這個時候，如果政府想為加入WTO政策辯護，會跟你說土雞產業「未受重大衝擊」，加入WTO後，它的「產值大幅提昇」；當然，這是胡說八道的，產值提昇是因為價格大幅上漲，當然不能說是「未受重大衝擊」（加入WTO，台灣畜牧業「未受重大衝擊」，參考國貿局「台灣加入WTO十年經貿收穫」）。

但是如果它要壓抑一個產業，就會跟你說土雞產業受到加入WTO衝擊很大，從入會前2000年的產量1.7億隻，下降到1.2億隻，所以亟需要「轉型」、要渡過「陣痛期」，然後呢，什麼都不做。

還有一種修辭，也是在農委會官員的嘴裡常聽見的，那就是「沒有辦法啊，是消費習慣改變了…」。

在都市發展的過程裡，傳統市場消失，而在這些傳統市場裡消費行為，也從年輕世代的記憶裡面移除，換上跨國企業經營的、「進步」的連鎖超市，移除從「飼養」到「宰殺」中間的過程，將保鮮封膜下的屍體包裝成無害的商品，這是一整套全球化的金流與物流戰略。

而在同樣防疫╱食品安全議題上，對狂牛症、瘦肉精的「退縮」，與H7N9的「鐵腕」，這個國家的所行所止，竟都如此剛好地在為「全球化」夷平場地，如此，實在很難不聯想起馬政府在美國挾「TIFA」、「TPP」戰略佈署，而企圖將它們的農產品大舉叩關之際，找上當年在口蹄疫時代，執行豬農離牧政策的陳保基擔任農委會主委，所圖為何？也很難不聯想，在農委會所有的這些「無能」、「無感」與「無為」背後，到底藏著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