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工業總會代表何語表示「勞保保費勞工分攤比例應拉高到五成」，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於今天（8/18）對此發動抗議，表示降低資方分攤比例將造成勞動政策繼續朝資方傾斜。高教工會的年改會代表劉侑學表示，勞工團體同意在不變動勞資分攤比的前提下，以調整費率的方式，確保勞保基金收益與永續發展。
費率與分攤比的概念差別
台灣勞工老年退休金共分為兩層，一是勞保之下「普通事故保險」的老年年金，第二層則是勞工退休金，兩層的加總即為勞工老年所能領得的退休金。該次會議上所討論的，即是第一層的老年年金。
勞保目前將全台所有保險人的納保薪資級距分為二十級，第一級為20,008元，最後一級為45,800元。現行的勞保保費費率則為10%，意思就是說，每個人月領薪資所歸屬級距的10%，就是應該繳納的勞保保費。
除了「費率」的概念之外，勞保保費為了實際反映受雇員工與雇主之間的責任，還另外有「分攤比」的概念，對於一般受雇員工而言，受雇員工、雇主與政府之間的分攤比例為二比七比一。
總而言之，「費率」與「分攤比」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薪資所得與勞保保費之間的比例關係，也就是「一個勞工總共要出的保費多少」；後者則是指勞保保費對於勞／資／政三方之間的保費負擔比例關係，也就是「勞工自付額、企業勞動成本與國家責任之間的份量差異」。
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何語委員所謂的「勞工分攤比拉高到五成」，事實上就是讓勞工分攤比由過去的兩成一口氣成長為2.5倍，並讓雇主分攤比減少了三成。
陳柏謙表示，過去20年來，台灣勞工陷入長期的薪資停滯，加班、變形工時、責任制等等惡質制度讓過勞的現象普遍發生，勞動法令違反情事已經層出不窮，雇主還想進一步逃避應負的法定勞動成本與責任，轉嫁到勞工身上，並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根據主計總處調查，台灣GDP從1990年迄今，受雇者的受雇薪資總額佔的比例下滑了百分之七，但企業獲利盈餘佔其中的比例卻上升了百分之五，也就是說，企業資本的盈利並未真實地反映到提供僱傭勞動的勞工身上，台灣經濟發展的果實從未被公平正當地分配。對此，陳柏謙痛批，在這樣虛偽的「涓滴效應」之下，資方還想提高勞方的分攤比例，根本是資本家在「趁火打劫」。
高教工會代表：分攤比不動，費率可討論
1995年2月，《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將過去勞方與資方以二比八方式共同分攤的勞保保費，加入政府共同分攤。對於資方而言，過去這「八」份的負擔分了「一」份給政府，當然划算；再者，這「一」份政府的負擔實際上也是由稅收而來，但台灣稅收又對資本家高度有利，部分收益破百億的企業，實質稅率甚至低於月收入4到10萬的家庭。繞了一圈回來，政府分攤受雇者的勞保保費，只不過是各從勞資雙方不平等地收稅，再重新分配而已。
根據高教工會統計，因為該年度開始的「一」份轉移給了政府支出，從1995到2015年的二十年中，企業已累計少分攤了2,800億元的勞動成本。從主計總處的GDP統計中，顯示了資本家和勞動者獲取的價值之間的消長關係，正是資本家剝奪勞動者剩餘價值的證據。
劉侑學根據勞保精算報告說明，勞保基金將在2018年收支逆轉，更將在2027年用罄破產，如果想要迴避這個趨勢，除非提高基金收益，否則別無他法。 對於基金收益的問題，根據剛剛提到的「費率」和「分攤比」的概念，如果真的要解決基金收益過低，真正要調整的數字應該是「費率」。
何語主張「調高勞工分攤比」的意思是，在調整費率的同時，因為分攤比例的緣故，勞資雙方費用的成長速度不一致，當費率調高百分之一時，勞工就要額外負擔百分之0.2的勞保費用，但對雇主而言則必須多負擔百分之0.7的勞動成本，對資方而言是「不公平」的調整。
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於瀕臨破產危機的勞保而言，也就多了這百分之一的收益挹注，當一千萬名勞工都多繳交百分之0.2，雇主也多額外繳交百分之0.7的時候，就能夠挹注勞保基金，延後勞保基金的用罄年度。而單純調整分擔比例，特別是將資方負擔轉移給勞方，則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
劉侑學表示，勞方同意在不增加勞工分攤比的前提下，在年改會中對勞保費率合理調整進行討論，也就是在強調「分攤比不動」的大前提。
此外，勞保收益的虧損，也包含了雇主逃避應負的勞保成本所造成的結果。劉侑學強調，目前勞保平均投保薪資約為2.9萬元，但受薪階級平均薪資為3.8萬元，在受雇薪資與投保薪資間有著1萬元的落差，也就代表雇主逃避了1萬元的勞保成本，少報勞動的實際薪資。
高薪低報造成的結果在短期的企業經營觀點來看，的確是降低了企業營業的成本，提升利益；但是在長期的受雇員工立場來說，高薪低報會連動到勞保保險給付的數額，甚至也可能影響未來老年給付的金額。劉侑學認為這些現象都造成了勞保基金的虧損，檢察機關應主動查緝並起訴「應保而未保」、「高薪低報」的企業。
資方的「降低成本」 勞方的「生活壓力」
當何語的思考一如2016年工總白皮書所提到的，集中在「如何降低台灣企業的法定勞動成本」時，基層勞工、青年勞工的「生活壓力」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內。
代表青年勞動者的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學生謝毅弘表示，多數的私立大學學生會在學期間打工，多半投入餐飲業或服務業，他自己也曾在餐飲業打工，但卻遭遇惡劣勞動條件和高強度的勞務內容。
後來為了節省校外打工造成的額外成本，有意找尋校內工作，就在校內負責老師研究計劃案的行政業務，但卻遭遇到沒有勞保的處境。他認為，私校的學生已經要為了生計和高學費打工，畢業後還得背學貸，是來自社會的「多重擠壓」。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召集人、陽明大學醫學系學生蘇子軒則說，目前大學生離開校園後的起薪約2.7萬元，已經倒退到2000年以前的水準；但是台灣大多數城市的平均消費都在2萬元左右，台北市更是到達了2.7萬元，已經打平了起薪，再加上大學畢業後立刻得面對的學貸問題，他認為在這樣的狀況下，「青年勞動者要有儲蓄，根本是奢望」。對於何語在年改會上的發言，蘇子軒表示這是公然違反勞動法令保護勞工的立意，根本是「口出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