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客運下國道開進彰化市區，就能看到冒著白煙的大煙囪、巨蛋般的燃煤儲存槽；矗立長達五十年的台化彰化廠，儼然已成為當地的地標。許多參與918反台化空污大遊行的彰化居民自嘲地說，「聞到濃濃的臭味，就知道彰化到了。」不論這句話究竟來自客觀的事實或主觀的體感，多少都反映了彰化居民的切身感受。對多數彰化人來說，台化廠區代表的就是某種模糊、但又碩大而具體的威脅。
為了根絕台化在彰化地區造成的空氣污染，環團連月來不斷訴求彰化縣政府應拒絕展延「燃煤鍋爐許可證」、並要求台化「儘速關廠或遷廠」。2015年後，反六輕一役雖然並未完全成功，但在中台灣大量湧生的反空污運動，反六輕的影響可謂功不可沒。今（2016）年7月，彰化縣府制訂了嚴苛的自治規則，將燃燒燃料設下極為嚴苛的空氣污染標準，形同禁止燃燒高污染的燃煤；對燃煤使用量佔有全彰化六成的台化彰化廠而言，無疑是極具針對性的「台化條款」。
恰逢今年是台化燃燒燃煤、製造「蒸汽」與「電力」的公用廠鍋爐，使用許可證到期的五年大限，再加上縣府終於將廠區認定為《空污法》規範的「特殊性工業區」，必須要興建隔離綠帶與空氣監測網絡。因為廠區內多數製程需用到電力和熱能，公用廠關廠形同多數生產線必須關閉，種種因素讓彰化廠在今年有機會壽終正寢。
到了9月下旬，彰化縣府駁回台化第32次的補件申請，要求台化燃煤的公用廠鍋爐，得在10月上旬正式停工。10月7日，環保署長李應元邀集彰化縣長魏明谷、台塑集團副總裁王瑞華進行三方協商。環團在場外批判這場會談是「黑箱協商」，隨後更與警方發生衝突，要求作為台化污染的「受害者」，環團與居民也要入內協商。
看來，中台灣反空污運動的這一場硬戰還沒結束。
說到這裡，都還只是「環境運動」的部分。台化彰化廠歷經了五十年的光陰，從極盛期的上萬人，如今萎縮到了一千人的規模；不過，這個人數仍不能小覷。根據估計，台化員工多半為平均五十歲左右的中年男性，必須要一個人支撐起整個家庭的開銷，一旦關廠或遷廠，仍然會對周圍幾個里的工人家庭造成極大的影響。
台化彰化廠工會對於迫在眉睫的失業危機，並非毫無反應。工會在確定關廠之後，曾在10月4日動員兩千名員工向彰化縣府抗議；甚至在縣府出面回應、工會宣告遊行結束後，仍有上百名員工質疑縣府的回覆不夠明確，不願散去。此外，工會更宣示將在10月15日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將動員各縣市其他廠區企業工會，一同對縣府施壓。
不過總歸來看，在環境運動訴求反空污的進程中，勞動工人的身影卻消失了。在9月18日這場近期最多人參與的反空污遊行中，環團也沒有加入任何捍衛工作權的訴求；檯面上的工會更是與環團沒有交集，只是在廠區前舉起布條，聲勢薄弱地抗議。難道，高污染產業的勞工工作權，就非得要被全體居民的環保權益與健康，給無情地淘汰嗎？
環保vs工作權，一場零和遊戲？
一場關廠爭議，牽引了好幾個群體的行動。雖然社會運動應該致力於組織最廣大的人民，推動根本的社會結構的變革，才有機會造成日常的改變；不過，台灣的社會運動長期以來都有「分散」的趨向，各個運動或有對抗相同或相似的權力者，或有對現況相似的提問與質疑方向，但是不同的群體很少有平等結盟的時機。
由於不同的社會運動群體缺乏良性的對話和辯論，難免有忽略、缺席、遺忘，再糟一點則是衝突，更壞一點就是背叛。矛盾並不是只存在於抗爭者與權力者之間，更是普遍存在於抗爭者之間、抗爭集體之間。
這種抗爭者之間的矛盾，正是目前台化彰化廠爭議下，發生的現象之一；說起來，也特別讓人困惑。在環團的口號中，往往動用「彰化鄉親」、「孩子的未來」、「居民的健康」當成動員的論述，這些論述就一般運動而言來說非常普遍；但是，在台化廠的爭議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有環保團體這一支抗爭者，還包含了積極動員的台化工會，與環保團體形成拮抗關係──兩邊的動員要不是毫無交集，否則就是為了對抗另一方。
把上述這些動員論述，放在這種工人與環團的對抗中來看，不禁讓人感到好奇：因為這些論述設定的群眾範疇，除非有意為之，否則都沒有辦法排除台化的基層員工。也就是說，彰化鄉親不可能不包含「台化員工在內的彰化鄉親」、孩子的未來不可能不包含「台化員工子女在內的孩子的未來」、居民的健康也不可能不包含「台化員工在內的居民的健康」。但事實上的效果，環團卻不把工會和工人看成彰化的鄉親，這些論述也被拿來對付工人們的口號。
更具體地看，在彰化的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土地運動等，在很廣的面向上來說，都能夠說成是某種「關懷鄉土」的行動，無非是想要直接改善彰化的某些問題，但在台化廠關廠的爭議上，這些同樣關懷鄉土的運動或異議者不但無法合作，甚至在無意之間，將特定類屬的人（台化員工）自彰化人或彰化鄉親的範疇之中排除。
類似這樣「環境權」與其他權利之間的矛盾，苦勞網過去並非沒有處理過。例如，在2013年王顥中關於苑裡反風機的評論中，就注意到環境保護團體的缺席，試圖揭露「環境保護」的天然與非人工預設，呼籲應該要政治化地看待在環境議題與風機爭議，並對電業自由化、私有化提出批判。這也顯示了抗爭者之間的矛盾、運動的各個層面和責任，往往不如表面來得簡單，更不能輕易地斷言。
今年8月初環團與工會在彰縣府廣場前的對峙，象徵性地展現了兩個社運群體的敵對關係。針對台化彰化廠的未來，一邊是要求政府不得展延許可的環保團體，另一邊則是要求政府保障工作尊嚴的台化工會，兩邊的共識仍遠低於對彼此的敵意。
對我而言，8月對峙是個挫折的場景，代表著環團對於工會的不諒解，也是工會對環境議題選擇了冷漠的態度。在反台化爭議中，環團對台化員工抱持著冷漠的緣由、台化工會親近資方的原因，以及在彰化市新一期的都市規劃中，台化廠區所在位置可能帶來的利潤與影響，或是台灣整體能源政策規劃的私有化，恐怕都是相當關鍵的問題。對這些問題追根究柢，並在解答問題的過程中，摸清複雜的議題與層次，遠比一廂情願地設定善惡對立，來得重要許多。
胸懷願望，走向團結
在歷史上我們仍有一些線索，能夠摸索出處理「台化爭議」的相較合理的做法。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曾經提出「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要人們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分清是非，在團結的基礎上走向新的團結，以克服人民之間的差異與矛盾。
或許在當前台灣的社會及政治氣候中，共產中國的理論與實踐顯得過時、陌生且不被信任，但毛澤東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借鏡：當前社會的許多問題，包含台化爭議中基層員工的「工作權」與彰化鄉親的「環境權」，事實上並不都是零和遊戲，而是有著廣泛連結與合作的可能；而要達成這樣的理想，「抱持團結心意」的做法，正是推進社會改革與對話的重大前提。
除了胸懷團結的願望外，社會運動還需要綱領的輔助，面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權、國家或整個世界，唯有同時把握「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實踐與理論之間反覆驗證，改變才成為可能。綱領並不只是認識世界的工具，不同社運共享同樣的綱領，也代表著對於世界的認識上有著共同的基礎，從而也就能避免人民之間的矛盾膨脹到對抗的程度，也能夠較為輕易地克服矛盾。
以「合作」為前提，思考運動、人民和城市的未來，是彰化環保運動與工人運動共通的當務之急。工人和鄉親，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處境，就該把矛頭共同指向敵人──為了資本積累，將人民和勞工作為剝奪對象的資本家。畢竟，財團的根本邏輯是逐利而行，只要對整體營收沒有好處，「離開」對財團也不是多艱澀的選項。最後，蒙受污染和失業所苦的，仍是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所有人民。
就算社運之間存有複雜難解的矛盾，在晦暗的山窮水盡之處，我們應該放棄新與舊、工運或環運、工人或鄉親的對立，沒有誰能主導誰或誰該指責誰，過去結下的樑子，就算不能通通忘記，也該暫時擱置。只有形成新的「我們」，擺正批判的現象與對象，才能一同找到讓家鄉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