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22）在馬場町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代表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發言的成大都計系葉光毅教授1致詞令我印象深刻。葉光毅提到，台灣社會在極致的個人主義下，經常會強調「個人的歷史經驗」，不去追訴歷史事實，把一切歷史敘事都相對化。造成的結果則是，許多原來可以仔細區分是非、辨認對錯的事情，最後都只能落入「沒有誰是對的」或者「大家都有錯」這類虛無的陳詞濫調。
葉光毅說的是歷史被多元化、相對化乃至於碎片化。若改用比較流行的說法，則是「記憶的自由」，這類主張如今被普遍用以粉飾對殖民時期的緬懷，例如那些對於日本殖民帶有美好思念的歌頌之詞、紀念高砂義勇隊、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有論者說，這是「記憶的自由」，清理殖民體制的遺留，則是侵害了這些人的「記憶的自由」，而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
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這類「多元」論述總有著顯而易見的偏狹，論及日本殖民，都把「記憶的自由」說得無比高尚偉大，要拆「大中至正」時又說是大是大非與轉型正義，國家轉型應為所當為。
然而，單單指出過去「記憶的自由」論述的虛假性、矇騙性，與側翼性，仍是遠遠不足夠的。撇開它經常被用以掩護親美親日意識形態不說，我們是否真的徹底反對這種虛妄的「記憶的自由」主張呢？——今日在內戰框架中討論台灣，難道不也存在另一種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嗎？一側是殺朱拔毛的、反攻大陸的、歌頌蔣委員長的「記憶」；另一側則是白色恐怖受難的、地下黨的、紅色祖國召喚下左翼理想的「記憶」。
試問，我們是否應該為了今日要追求兩岸和解與歷史正義，而接受後面這一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呢？難道，眼下為了促成今日兩岸之和解，就必須要對於過去內戰緣由採取某種不爭論，甚至和稀泥的態度嗎？
國共內戰的發生，是彼時左右翼兩個世界與世界觀的存亡之戰，恰是打贏了內戰的共產黨，建設了新中國，作為「紅色中國」的代表，才成功召喚無數理想青年的認同，在台灣投入革命工作，後又遭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絞殺，成為後來的白色恐怖。
將兩岸歷史放回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中，國共之內戰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但從內戰衍生為兩岸分斷則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介入的結果。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團體屢屢提出兩岸和平、和解，自然是當前追尋歷史正義的必要步驟，然而，兩岸和解如果不是在左翼與新中國的歷史敘事中，訴求國民黨真正對於歷史錯誤展開道歉與清算，這樣的和解，即便仍有著克服冷戰結束兩岸敵對的歷史貢獻，卻仍然跳過了對內戰經驗的清理。
簡而言之，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同時終結冷戰與內戰。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戮力重建一個歷史敘述，透過它來安置與擺放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各種歷史經驗，並開始嘗試區分是非、辨認對錯，學習在這個複雜的世界當中，對於不同歷史經驗與情感，進行並不簡單的判斷與評價。
- 1.葉光毅的父親是葉盛吉，知名台大醫生，出生於日據時代，中學畢業後赴日求學並學成歸台，隨後投入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隸屬於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1950年5月，葉盛吉被國民黨當局逮補，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遭槍決於馬場町刑場，得年2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