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不是簡單屬於某一個人，不是「過去」的墓誌銘。回憶也不是祥林嫂式的單一重複，而是反覆穿插的人生故／新事，每次想起來都有不同。我就來講個這樣的故事／新事。
記憶中我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孩子。也許是自卑感比較強烈，每次家裡來陌生人，我都要自覺地躲到爺爺家的火炕一角去面壁。一旦被要求打招呼，便會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號。在多次被教育「真是不懂事」後，也漸漸形成了某種執拗個性，怕人、自閉，妒忌所有惹人愛的孩子。所以每天早上去幼兒園的時候，都例行地抱著爸媽哭一場，惹得老師一臉嫌棄。隨後，我會潛入小孩子堆裡，不敢被老師注意；自覺融入同樣被老師漠視的孩子甲乙丙丁，遠離所有老師關注的小可愛們。
九〇年代初，《聖鬥士星矢》正熱播的一天，四、五歲的我趴在陽台上和一些甲乙丙丁們講著動畫片。也算是小朋友們的性遊戲的一種吧，我們興致勃勃地討論著一些不知是從誰開始傳出來的順口溜：「天馬流星拳，放屁大連環」、「星雲鎖鏈，褲襠開線」、「廬山升龍霸，你媽搞你爸」之類的。正在我一臉興奮地跟某甲小姑娘說著時，一個老師們最寵愛的胖男生從我們身後衝過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拉下了我們的褲子。當時的「受害者」不只是我們兩個，還有班裡大多數女生。一片哭聲中，幼兒園老師忙著安慰，但漸漸開始不耐煩地嚇唬起來，「有什麼大不了的？誰再哭個沒完看我不收拾你！」執拗兼一貫招人煩的愛哭的我，大概是最後一個停止抽泣，且被嚴厲訓斥的孩子。
現在想來我的哭聲，其實內容很複雜。當自己正秘密地興奮地和小夥伴談論「不合適」的話題，這種隱秘的「性奮」被突如其來的暴力行為揭露在大家面前。我的「不良思想」和我的「不良身體」，同時裸露到眾目睽睽之下。我也一直被教育著：身體上，女孩子的下體無論如何不能「不要臉」地露出來；精神上，女孩子更不能說出「不要臉」的話。這些羞愧和內疚，再加上對於老師一貫以來偏向幾個「淘氣聰明」的男孩子的嫉妒和委屈，使得眼淚成了一個方便的、習慣性的表達方式——也許還是更像個女孩子的、更「合時宜」的表達方式吧。
胖子還在一臉得意的對他的小哥們描述這一場景，「星雲鎖鏈，褲襠開線。然後，噗！褲子就掉了！」也許在他們眼裡這可以看作對我們這些講「不要臉」怪話的女孩們的懲罰？胖子此時儼然自詡為一個對我們性越軌行為的道德執法者。懲戒性越軌的性刑罰也可能會給執法者帶來性的快感吧。「變態」的性騷擾者和「正義」的反性聯盟有時也只有一線之隔。
拉下我們褲子的胖子，和經常打架的「石頭」，是老師喜歡的「淘氣聰明」的男孩子。不知是不是我的「過度反應」在脱褲子事件中「脱穎而出」，石頭和胖子開始經常性地「調戲」我。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能在這裡獲得另一種孩童性遊戲的興奮。
石頭開始單獨找我，要求我午睡的時候睡在他旁邊的床上。若我拒絕，他就會揮舞拳頭威脅我。我們的交流是單向的，他有的時候也聽我講故事，但是他並不和我對話，而是命令的口吻。能和他對話的只有胖子他們一群淘氣男生。不曉得為何在幼兒園的小朋友裡就已經有這樣的「王者之氣」，和「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的大男子漢之風。無論是誰，無論多小，似乎都沒法逃離這個社會的性與性別的秩序系統。
承認享受的話，哪怕是自己內心都要有一絲厭惡自己了。
石頭在我們一起睡午覺的時候，脱下自己的褲子，命令我舔他屁股。所有命令背後，都似乎隱藏著拳頭的威脅。如果說和小朋友們討論《星矢》的黃段子是我自動參與並享受的小孩子的性遊戲，「脱褲子事件」和石頭逼迫我做的事情，都強烈引發了我一直被教育的對性的恥辱與厭惡——當然也有被強迫的不爽，但鬱結在我心頭的更多還是由性引發的羞愧。
我先是妥協地用指頭沾上口水，然後抹在石頭的屁股上。因為他背對著我，我以小孩子的邏輯，認為他不會猜出是指頭還是舌頭，也覺得用手指會比直接用嘴巴更讓我心裡容易接受些。不知石頭是不是猜出了我的伎倆，他轉過來面對我，要我舔他雞雞。當時我大概拼命地不去看這個畫面，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也拼命地把這個畫面從我腦海裡一次次刪除。所以現在大概只記得一個大拇指粗細的粉粉的圓形的龜頭，中間有一條縫。這次我沒辦法再搞鬼，只能不情願地用舌頭舔了幾下。
這件事情開始變成了我在幼兒園裡新的日常。很多時候，我只好假裝睡著，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肯動彈或睜眼，期待午休時間趕快過去。不知石頭是否知道，又或者是否在乎我是在以裝睡的方式來對抗他的命令。有一次，在我裝睡的時候，他把胖子叫來，以一種炫耀的姿態脱掉了我的褲子給胖子看，「看，睡得這麼死！」而我在當時的情境下就只能裝死，甚至不記得自己是否有知覺，他們有沒有再碰我。後來看到一項關於美國校園男生的性研究，有時他們的異性接觸也是一種同性親密慾望的體現：比如在性愛的時候，心裡想的是怎樣和哥們炫耀。這性愛的對象，與其說是女人，不如說是自己的哥們。
而那時的我，也同很多強姦受害者一樣選擇了麻木，甚至享受，來緩解自己可能受到的傷害。但如果不把自己殘忍地深度解剖的話，我會止步於承認麻木，因為承認享受的話，哪怕是自己內心都要有一絲厭惡自己了。這時候我也不得而知自己的真心了，又或者唯一的真心本不存在。我在麻木的時候有沒有享受？我真的不知道。
假如性不是那麼禁忌、可怕，也許早年天塌下來一般的「性騷擾」也可變為尋常的「騷擾」，我也就不必如此忌諱在第一時間尋求幫助。
我曾一度拒絕去幼兒園，堅持了幾周，但還是不敢和家裡人說。也曾在上小學的時候，對發現我和石頭不是同一個班而欣喜若狂，然後卻又膽戰心悸地發現他居然就在我隔壁班。因為小學不再有午休一樣的私密場合，石頭也就沒有再對我進行過「性騷擾」，但是「騷擾」還是一樣的頻繁。 有時難免會遐想，假如性不是那麼禁忌、可怕，也許早年天塌下來一般的「性騷擾」也可變為尋常的「騷擾」，我也就不必如此忌諱在第一時間尋求幫助。
當然也很難講，後來的「騷擾」是不是「無性」，因為它還是會經常引發我聯想起早期的性，於是看似「無性」的騷擾也隱含了性的暗示，就像「騷」字本身。但是沒有了被教育塑造得「可怕」的下體器官，還是讓我有了一些些喘息空間。即使這空間依然很有限，我也在這空間中找到了暫時解決這件事情的方法。
石頭身邊又重新集結了一批「淘氣聰明」的男生，經常在我和其他小朋友聊天時，向我扔雪球和土塊。當時另一個女生因為和我一起聊天也被殃及，一個成績差但是很能「作」的女生。她是間個體餐館老闆娘的女兒，嗓門大的瘋女子，敢吵敢打敢罵人。外婆是不喜我與她玩的，說她不講衞生、不文明。她在學校裡彷彿也是女生中的另類，我對她一方面有外婆灌輸給我的擔憂，一方面又很豔羨她，像張懸歌裡唱的，「人要愛人要恨的樣子」。
「作女」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老師。我很感激這個女生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又或許對她來說，說出被丟雪球這件事並沒有如我一樣夾雜著對性羞恥的顧慮在裡面。我們班和隔壁班的兩個班主任讓我們把那幾個男生指認出來，其中有石頭和他的幾個新朋友。隔壁班班主任完全不相信地指著石頭說：「他不可能欺負人的，又聰明，又老實，學習成績又好。」我彷彿完全失了聲，不知該如何指認這個 「好」學生。丟雪球並不是什麼大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他們對我的騷擾持續到有一天我終於決定告訴爸爸。但是我依然無法說出那些讓我感到羞恥的事情。也許是「作女」給了我啟發，可以略去那些說不出的污點，來尋求「騷擾」而不是「性騷擾」的正義。於是我對爸爸說，上學路上有一群男生總是欺負我，用土塊沙子打我。爸爸跟著我在上學路上碰見了石頭，指著他鼻子說：「你再敢欺負我女兒試試，信不信我把你塞下水道裡！」之後，石頭並沒有再在學校騷擾過我，漸漸地，這一串事件告一段落，暫別了我的生活。現在想來，這算不算訴諸父權家長權威以暴制暴呢？甚至，假如我爸爸的威脅給石頭造成創傷，如今著重保護婦幼受害者的反暴力話語又能不能、願不願容納一個曾經是施害方的男性呢？是不是簡單的男性傷害女性，大人傷害孩子的「常識」和「普世」邏輯就能解決錯綜複雜的現實衝突呢？
我所知道的語言只是「羞、髒、臭」而已。我的那些秘密、和秘密背後的複雜情緒，都只能暫時一股腦地嫁接在這些詞裡。
回憶不只是塵封的故事，而是不斷翻新，交雜在生活裡，反覆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我直到高中才第一次把這個故事講給人聽。是我高中喜歡過的兩個女生。後來給大學裡的初戀女友，現在的女友和幾個很信任的朋友也講過。而每次講述完，我都會覺得這個故事幫我建立了一個非常親密的新聯繫。當然，每次講也都會有新的變化。但也許因為這故事涉性吧，即使已經反思自己從小受到的污化性的教育，還是難以抵禦一種彷彿來自內心深處、自然而然理所當然而近乎天然的羞恥和恐慌。但羞恥幫我建立新的友誼，變成一種自我賦權的東西，也是怪有趣的。
「賦權」如今已經成為民權議題政治正確的口號，但誰來給女人賦予權力？如何賦權？賦權是否預設了受害者此前的「無力」？我不願悲情控訴傷害我的人，或者僅僅痛斥「強男欺弱女」的父權社會。我政治不正確地以為，分享羞恥可以讓我建立更多親密體驗和無法分割的非正典的親情友情愛情；不加廉恥，不加區分地享受這種分享羞恥帶來的曖昧關係，居然也敢厚顏無恥地自慰為「賦權」，也算是自己對「賦權」這樣高大上的運動詞語的酷兒式自嘲篡改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拒絕談論，拒絕想起這個故事。我今日反思自己的羞恥來源何處。其實當時作為小孩子的我，性作為遊戲和實踐並不陌生，否則怎會有「星雲鎖鏈，褲襠開線」，或者自己在被子裡夾緊雙腿摩擦自慰，反覆騎滑公寓樓梯扶手的刺激。但這些小小的樂趣也沒有被轉換成具體的概念、文字或知識，更無法抵消我對這段經歷的厭惡。而當時的厭惡，多是源於家人對抓褲襠，當街尿尿，摳屁股一系列的不文明行為的強力禁止。屎尿從可以作為嬰兒的玩具的時候，就被家長們蓋上了一系列的建立羞恥感的巴甫洛夫反射式教育，「羞不羞！髒不髒！臭不臭！」我的下體也就這樣在反覆的「調教」中和羞恥掛鈎了，而微妙的是，關於下體的快感也一樣被掛鈎了。
還依稀記得外婆對我在樓梯台階上尿尿當做瀑布小溪流玩耍的震怒，和母親斥責我在被子裡亂動是在幹什麼。那是一種不能說出口的羞愧和快感，所以在我的痛苦糾纏裡，我一直沒有在事情發生的時候主動告訴過任何人，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語言能力，沒有人教給我，我所知道的語言只是「羞、髒、臭」而已。我的那些秘密、和秘密背後的複雜情緒，都只能暫時一股腦地嫁接在這些詞裡。
而現在，當性騷擾不斷成為大眾的關注點時，我不希望以一個受害者形態出現。我甚至擔心自己的論述會被解讀成，這就是性騷擾受害者厭惡男人最終成為同性戀的故事。這不是！我不否認，我的敏感體質讓我覺得這段經歷至今都有很重大的意義，我也的確有點厭男了一段時間。但是，它不一定是一道疤；或者它可以成為一道疤痕，但疤痕總要想辦法癒合，我也無意反覆揭開回顧痛苦，除非那揭開的痛苦也能轉換成某種愉悅。我也不願意做一位立志斬除一切性騷擾的「復仇者」，因為我不希望在利劍砍向性騷擾這個「壞蛋」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傷及不見得壞的「性」和「騷」。何況，誰來當鑑定壞人和好人的裁判？
當我這次重新續寫這個故事，我還是感到羞恥、害怕、焦慮，但是我要坦誠的是，這裡還有一絲隱藏的性衝動、興奮、甚至享受。我有沒有膽量承認，在回顧這個應該給我帶來痛苦、應該讓我一蹶不振、應該讓我甚至永遠厭惡性的故事的同時，我是有一種精神自慰的肉體快感的。換句話說，一邊寫，一邊羞恥地濕了。其實承認自己享受這個故事的羞恥感，可能比宣稱自己是「性騷擾受害者」的羞恥感要強烈得多，也要困難得多。至少在目前的語境下，後者被認為是正常的、值得同情的反應。而前者則是反性騷擾運動中的破壞分子、為騷擾者開脱；是不知廉恥的「婊子、騷貨、活該」。
而我，一貫是這麼一個不敢言說的、虛偽的，表面上賢良淑德，內心裡放縱不羈的婊子。當然也可惜是一個不敢把自己的性慾望說出，於是一直過著平淡無奇的性生活的偽婊子。當我在大學裡和第一個有性接觸的女孩子分手時，我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言說那是什麼。她也是回歸到「正常社會」裡面找到了一段令人豔羨的男女關係。「我都不敢把你的名字，哪怕用代號，寫到日記裡。」我曾經在那個仲夏，赤裸地只罩一身單衣，遊蕩於巴士和公園，期待著被性騷擾。當然，也許我現在更安心於並沒有發生過那樣的事情。
出櫃第一次的同性性經歷，或者愛情，也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新的「脱褲子事件」——羞愧而不敢言說，同時又期待與信任的人分享。我於是在大學快畢業前和幾個高中同學分享了這件事情，多數是半醉半醒寫著論文的時候。讓我傷心的是，幾乎所有的女生，都有一種特別的小心謹慎，彷彿在說著「你可不要再愛上我了」的暗語。好吧，我承認，其實這也不是她們的自以為是，我會選擇去坦誠的人，多半是我有些好感的人。
這個男生是不是在「性騷擾」我？其實他給我的安慰，比起我高中女生朋友們那些「不要愛上我」的，要多很多。
高中同學中有一個男生，聽到我出櫃後，在我回老家時，請我去了酒吧。小鎮上的酒吧幾乎沒有顧客。我們坐在角落，他女友的短信一直手機上響，但是他一直沒有回覆。他直言自己技術非常好，希望能幫我驗證一下我是不是不可能喜歡男人。「我可以用舌頭把櫻桃梗在嘴裡打個結！」他也坦誠地說，自己和現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是因為一時沒忍住衝動，所以只是需要「負責」。我試了一下他那個能打結櫻桃的舌吻，他用手撫摸我襯衫下面的乳頭。「你還是不喜歡穿胸罩啊」，他的手試探的摸索到我的熱褲，「不會下面也沒穿吧？」我的性羞恥突然蹦入這個環境裡，打開了他的手。因為是在老家的小鎮裡，我們尷尬地聊了兩句就各自打車回家了。
這個男生是不是在「性騷擾」我？其實他給我的安慰，比起我高中女生朋友們那些「不要愛上我」的，要多很多。至少是一種對我當時失戀的厭世自卑狀態下的性自信的提升。我甚至有時會後悔那天沒有再發生什麼。不過也許真的發生了什麼也一樣會後悔。
重新說回石頭和胖子，脱褲子事件。我曾經的怨恨現在已經變成了另一種情緒。如今我覺得，他們不是唯一讓我無聲的、羞辱我的罪魁禍首。社會對「性」的特殊關照，使得我把這段經歷當成與同學間嘲笑或打罵有著本質區別的重大創傷，才是；人們對無辜純潔「受害者」的刻畫，讓我預料到說出羞恥和快感可能給家人朋友帶來的毀滅性反應，才是。
石頭和胖子貌似厭女的兄弟情誼，和對我物化般的羞辱，也不是簡簡單單地消滅了這幾個男孩子，就會在世界上消失的。我反而很同情他們——是什麼讓我們各自變成了不可饒恕的「施暴者」和無能為力的「受害者」，二者看似敵對，卻又在社會對性的規訓下弔詭地共生著。當下輿論和政策對於性騷擾的嚴厲打擊，以保護女性、兒童為本，但卻很少考慮，是否在「進步」的同時也無意間和「保守」性道德結了盟。這種「嚴打」似乎才是比「施害者」更強大的力量。它將我好不容易理清、日後或許還會推翻的複雜情緒，將我在這一故事中尋找的新力量和快感，通通推回到「受害者」這個大筐裡面去了。
如今這種「嚴打」正在進化得更加精緻綿密，反性騷擾論述不再止於完全把女性受害者當成無助的可憐蟲，而是在鼓勵她們控訴傷痛的同時，還要相信傷疤是可以通過賦權來修復的。只是修復的路徑依然單一，似乎最能被接受的結局只能是如下的皆大歡喜：受害者們建立姐妹情誼、普及性騷擾定義、呼籲更多人講述受害故事；加害者們沉痛懺悔，改過自新，學習性別平等知識，靈魂深處鬧革命；輿論對性騷擾強烈譴責，殺雞儆猴，威懾住潛在的「鹹豬手」；而社會大眾和立法者將會因為這些倡導而變得更有性別意識。我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不憧憬這樣的結局。只是，在這樣的喜劇收場中，我又該如何安放我的「婊性」，以及我對充滿善意的政治正確戰戰兢兢的質疑？
寫下這個故事，沒有想代表任何人，更不是說所有的被騷擾者都是浪女、所有的侵犯都正中下懷。我同情，並且希望幫助受到傷害的女性，就好像我非常希望當年我糾結著「性騷擾」和「出櫃」的巨大心理壓力時有人幫助我。我要謝謝那位高中男同學給我的幫助，雖然那看起來很像另一場「性騷擾」。但幫助並非只有「保護受害者」、「譴責施暴者」這麼簡單——他至少在性方面給了我一些自信。在我不想代表別人的同時，我也不希望在反性騷擾運動中被「受害者」的形象代表，哪怕作為「賤貨」比受害者更難說話，說出自己的故事和質疑也更膽戰心驚。
孩子被欺負了，終於在大人的噓寒問暖下大哭起來。會哭的孩子有奶喝，可是哭不出來的孩子難道不是更「受傷」嗎？我不是要攀比誰更受傷從而更值得「保護」，因為感受，回憶是跟隨我一生，就連「我」也是在不斷重寫的故事中變化著的。如今的我倒願意做一個破涕為（淫）笑的孩子，這笑聲或許有些刺耳，但我期待，我的故事與其他受傷小夥伴們的體驗交織重塑，讓所有異想天開的、「不合時宜」的感受都不必再被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