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當晚，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在美國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發表了演講，把川普當選放在全球性危機之中，給出了這一事件得以發生之可能性的闡釋，並提出了解決方案。
我回想起在拉辛的一部戲劇裡的一首詩，裡面有一個很美的句子。法語是：「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 」（在這深邃之夜的可怖中）。也許拉辛當時在思考川普的當選。今夜我們也在深邃之夜的可怖中，因此，我必須在這裡發聲，討論這個事件。因為在這個時刻，我不可能還在用學院術語來談論某些有趣的學術問題。現在是必須思考、討論的時刻——就在昨天，在那深邃之夜的可怖中，發生了什麼？就像許多人一樣，對我來說，這或多或少令人意想不到。而在意外中，我們往往受情感（affect）的控制：恐懼、沮喪、憤怒、驚慌等等。但我們知道，哲學上，所有這些情感都不是一種好的反應，因為你不能在你的敵人面前暴露太多情感。所以，我們必須超越情感、超越恐懼和沮喪去思考現在的世界形勢。正是在這形勢裡，發生了這樣的事：像川普這樣的人成為了美國總統。今晚我的目的，與其說是解釋，不如說是對事情發生的可能性的一個闡釋，並提出一些可能的反應方針。我們不能在消極情感的羈絆下，而必須在思想、行動、政治決心等層面上進行工作。
對自由主義盲目確信的時代
我以一個總體的視角開始，不是對美國的形勢、而是對如今世界的形勢進行檢視。當今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至於這樣的事實可能發生？我認為最需要強調的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我們必須直面這個事實。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今天，差不多半個世紀裡，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目睹著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首要的原因，是各國的經濟與社會法規裡的集體願景的失敗。而這並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僅給世界客觀形勢，也給主體性帶來了改變。在這以前的兩個多世紀裡，在有關人類命運的輿論上，總是有兩種傾向。我們可以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主觀的、總體的層面上，我們總是擁有兩種人類歷史命運的可能性。第一個是古典意義下的自由主義的道路。雖然自由主義有很多不同的意義，但我把它最原始的意思拿出來，即私有制組織社會的關鍵，雖然要以巨大的社會不公為代價，但代價就是代價。歸根到底，對於自由主義來說，私有制必須是組織社會的關鍵。第二個，至少在抽象的意義下，我們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他們是不同的——即人類政治活動的最根本目標必須是終結所有的不公，即使要以暴力革命為代價。一方面是一種安寧的歷史視角，將歷史看作是作為組織社會關鍵的古老的私有制的不斷延續；另一方面則是一種新的東西，誕生於法國大革命，它主張人類的歷史存在的延續必須承受一個斷裂，在集體存在受制於不公、私有制的律則的漫長的歷史，和另一種對命運的不同願景之間，必須發生一個斷裂。最重要的其實是公義與否的問題。這個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的理念——這個理念有如此不多的名字：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之間的衝突，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都蘊含著巨大的意義。
可以說，在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都有戰略上的選擇，不僅是關於地方政治事件、國家義務、戰爭等等的戰略，而是關於人類的歷史命運自身，人類的歷史命運的構想自身的戰略。我們的時代，從80年代到今天，顯然是這個選擇終結的時代。這個選擇在逐漸地消失。今天的主流意見是不存在全球性的選擇這回事，也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這是撒切爾夫人的話：別無他法。當然，其實是除了自由主義，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新自由主義之外，別無他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撒切爾夫人不是說這個解決方法非常好。對於她來說，不是好或者不好的問題，問題是這是唯一的辦法。所以當今的政治宣傳並不會說全球資本主義非常棒，因為這顯然是錯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是錯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怪物般的不平等不會是人類歷史命運的解決辦法。他們的論點反而是：「好吧，它並沒有那麼好，但它是唯一真實的可能。」在我看來，我們的時代意圖在世界範圍內給人類強加一種信念，即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命運。並且不是通過讚許這種命運，而是通過排除其他命運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可以將我們生活著的這一時刻定義為對自由主義的盲目的確信的時刻，這種自由主義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構成了人類唯一可能的命運」這種形式的信念統治著。而這也是人類主體的定義。在這樣的現象裡，人類主體是什麼？要不是一個乞丐、一個消費者、一個物主，要不什麼也不是。這是當今作為一個人類的嚴格定義。這就是當今世界的總體視角、普遍的問題和普遍的律則。
那麼，在政治生活的層面上，所有這些的政治後果是什麼呢？在這個只有一條出路的世界上，這佔統治地位的世界視野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呢？所有的政府都必須接受事實就是如此，接受人類命運道路的唯一性。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在提出異議。為什麼呢？為什麼，最後，當我們檢視所謂「社會主義」立場的法國政府，或者美國、日本、印度的政府，他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全球資本主義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形式。在我看來，所有國家層面的政治決定，都依賴於我稱為「怪物」的東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能說一個政府是自由的。它受制於全球的規則，它的行為取決於它在這世界規則的位置。並且這個怪物日益強大。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不平等的真實情況。我們有根深蒂固的資本集中現象，在今天尤其令人觸目驚心。我們必須知道在今天264人和其他30億人有著等量的財產，這比原始君主專制的時候還要嚴重得多。如今不平等的情況比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情況都要糟糕。這個人類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怪物正在製造越來越多的不公，而不是越來越多的自由。
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全球性危機
逐漸地——而這也是川普當選的最大揭示——逐漸地，所有政治寡頭，所有政治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成為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僅僅在理論上被劃分：共和黨和民主黨，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左派和右派等等。所有這些劃分都是抽象而非真實的，因為他們都處於同一個經濟和政治背景之下。西方的政治寡頭，正逐步喪失對資本主義機器的控制——即對現實的控制。面對無處不在的危機卻又只有捨本逐末的方法，所有傳統的政府使人們產生大量的挫折感、誤解、憤怒，甚至引起意義不明的叛亂。所有的這些都抵抗著由所有政治階級的所有成員所提出的唯一的道路，儘管成員之間可能會有小小的差異。在今天，政治的行使就是指在這全球相同道路的範圍內製造一點小差異。這樣做的後果是巨大的——人們身上普遍的迷失感、生命方向的完全缺失、人類未來的戰略願景的匱乏。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在黑暗中投向了虛假的革新、荒謬的幻想，甚至回到已經死去的傳統等等。面對政治寡頭，我們有新的積極分子的出現，新的對煽動暴力和粗鄙的擁護，這些傢伙更像是黑幫和黑手黨成員，而不是受過教育的政治家。所以選項就會是：這些人，或者其他受過教育的政治家。而現在合法的民主選擇的結果是：新形式的政治粗鄙和政治議程上的主觀暴力。
某種意義上，這種新的政治人物——川普，還有其他許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很接近。他們是一種民主法西斯主義——一個矛盾的詞——他們在民主的範圍內，在民主的裝置內，但他們在民主的語境下玩的是卻另一套。川普是這樣，其他人也如此——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暴力傾向。除了這些法西斯特徵以外，他們也不會考慮任何邏輯或理性；因為這種民主法西斯主義說話的方式正是一種對語言的錯置，一種可以說任何東西，也可以說任何相反的東西的方式——這也沒有問題，因為這種語言不是解釋的語言，而是製造情感(affect)的語言；這種情感式語言引起了一種雖然虛假卻可以利用的聯合。於是我們就有了川普，但其實在他之前，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已經是這樣了。貝盧斯科可能是這種政治類型的第一個代言人。他們有同樣的特點：粗俗，和女性的病態的關係，能夠公然地說出或者做出一些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不可接受的事情。在我看來，現任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和法國前任總統薩科齊也是如此。在印度和菲律賓，甚至波蘭和土耳其也逐漸開始出現這樣的領導人。所以，這確實正在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現象。這些政治人物常常在民主體制之內，但也外在於它。因為在19世紀30年代，希特勒畢竟也是通過選舉走上了政治舞台。同時在內部與外部，居其內最終為了出其外。這好像是一個新現象，不過它早已銘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人物身上，作為參與民主遊戲的新玩法，而並非作為一種解決方法。這民主遊戲相比於傳統的寡頭政治來說，沒有任何區別。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川普現象包含了某種新的東西。就細節來說，這實在不是什麼新東西，因為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是非常舊的事物。然而在經典的寡頭政治的語境中，這些非常古老的事物似乎成為了新事物。因此，當川普站在這個位置上說著一些老掉牙的東西的時候，他卻能夠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籤。同樣地，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舊事物的回歸顯得像是新事物。這種由舊向新的轉化也是這種新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所有這些都描述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全球政治局勢。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致命辯證法的四個層面當中。
第一，當今資本主義的極度殘酷和盲目暴力。好吧，在西方世界，我們並沒有完全目睹這種殘酷或者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在中東，在亞洲，你一定能看到。這是第一個項，我們世界的最基本的項。這是回歸到最根本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野蠻地征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為了統治的戰爭。
第二，傳統政治寡頭的解體，新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傳統的政黨——民主黨、共和黨、社會主義黨派等等——的解體，並最終朝著一種新的法西斯主義前進。我們並不清楚這種現象的未來：川普的未來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也許川普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你能在那個夜晚觀察出來：當選之前和當選之後的川普，他看上去並不全然滿足，而是有點害怕，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像以前一樣自由地發言了。而自由發言的時候正是他發揮影響力的時候，但現在有政府，有行政機關，有軍隊、經濟學家、銀行家等等，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想說的是，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樣的人在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以後會發生什麼。不管怎樣，我們有了一個傳統政治寡頭解體的象徵，也是新法西斯主義的新人物，我們看不清他的未來，但可以肯定對普羅大眾來說這個未來不會太有趣。
第三，是輿論中大眾的挫敗感，一種矇昧的動亂感。很多人，主要是窮人、外省人、很多國家的農民、無業的工人等等——所有這些被當代資本主義逐漸殘酷地化約為虛無的人，這些沒有實存的人，漂浮在某個地方，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存在的方向。這是全球形勢的第三個表徵——方向的缺失，穩定性的缺失，世界的毀滅感，卻又無法建立另一個世界。
最後一項，是另外一條戰略道路的完全欠缺。我不是說這條路上一無所有——我們得知新的暴動、新的佔領地點、新的動員、新的環境運動等等新的政治經驗。我們欠缺的不是這所有形式的抵抗和異議。我說的是另一條戰略道路，另一條與「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辦法」這種信念相對抗的道路。我們缺少力量來斷言這條道路的存在。我會說這是理念的缺失，一個偉大的理念的缺失。一個偉大的理念是全球團結一致、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創造戰略一致的可能性。理念是個人主體和擔負著歷史和政治人物的集體的中介，是伴隨和跨越極其不同的主體性的行動的可能性。
這四點——全球資本主義的普遍戰略統治、傳統政治寡頭的解體、大眾的迷失感和挫敗感、另一條戰略道路的缺失——構成了如今的危機。我們可以用全球性的危機來定義當今世界，這種危機不能被化約為前些年的經濟危機，因為人類的命運已經變得越來越含糊不清。
川普和希拉蕊並不是絕對對立的選項
那麼，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是列寧的問題。我認為，在總統選舉這件事上，川普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如今真正的、最重要的矛盾在這同一個世界中並沒有被不同形式表達出來。這個世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對於人類命運沒有任何理念的世界。我知道川普和希拉蕊兩者非常不同——我並不是要將川普和希拉蕊等同起來，他們的差異是新的法西斯主義和舊的政治寡頭的差異，而所有的政治寡頭都沒有新法西斯恐怖——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這個差異內在於同一個世界。這兩者在對世界的戰略性展望方面，並沒有什麼不同。正因為希拉蕊和川普這組對立，沒有象徵和表達出世界真正的矛盾，所以川普的成功才得以可能。他們確實很不同，但卻是同一個世界內的不同。在選舉的整個過程中，在初選裡，真正的對立在川普和桑德斯之間。我們可以就這個矛盾的對立之間作一些思考。我們可以說川普是新法西斯，而桑德斯本質上是個社會主義者，諸如此類。但是在象徵的意義上——這很重要——在桑德斯的主張裡，有某些主張超越了我們這個世界現在的樣子。而在希拉蕊處，我們沒有發現這些東西。這裡，我們來上一上辯證法的課：矛盾論。某種意義上，希拉蕊和川普的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在相同參數、同一世界內的矛盾，而不是絕對矛盾。但桑德斯和川普之間的矛盾是一個真正的矛盾的可能性的開始，即世界現狀和超越現狀的某個世界的矛盾。川普在反動和矇昧的主體性這一邊，內在於現在的這個世界；桑德斯在理性、積極主動、清醒的主體性這一邊，朝著超越現狀的世界進發，儘管道路還有點模糊不清——模糊，但卻在超越現在的這個世界。
所以這次選擇的結果本質上是保守的，純粹的保守，因為這是一個虛假矛盾的結果。這也是我所提到的包含著四個面向的危機的延續。為了對抗川普，我們不能指望希拉蕊，或者類似的人。如果可能，我們必須要回到真正的矛盾，這是這個糟糕的選舉的教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提出一個超越這個世界的政治方向，即使開始的時候它還沒有那麼確定。開始勞作並不代表事情已經完全發展，但我們必須開始。關鍵是，我們必須開始。在川普以後，我們必須開始。並不僅僅是去抵抗，去否定等等。我們必須開始，開始回到真正的矛盾，回到一個真正的選擇，回到關係到人類方向的戰略選擇。我們必須重新組裝我們的理念，對抗現時資本主義的怪物般的不平等，對抗在傳統政治中出現的諸如川普的「黑幫人物」。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擁有不同戰略方向的政治場域。我們要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偉大政治運動的時刻。我們必須超越「太一」，朝著「二」的方向前進——不是一個方向，是兩個。回到政治的本質：作根本的抉擇。事實上，如果只有一條道路，政治會逐漸地消失。而川普正像徵了這種消失。因為川普的政治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想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川普更多地是一個人物，而不是一種政治。因此，回歸政治必然地是回歸到一個真正的選擇。最終，在哲學的普遍性的層面上，這是對超越了「太一」的真正的「二」的辯證的回歸。我們可以給這種回歸做一下命名。
你們一定知道，我想提出的命名是「共產主義」，這個被所有那些血腥的歷史污染了的名字。名字只是名字，我們可以自由地提出其他命名。但在這古老又被污染的詞的原始意義裡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這個意義由四個點構成，四個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創造擁有不同戰略方向的新的政治場域。
第一點是社會組織的關鍵並不必然是私有制（以及其帶來的不平等）。我們必須再次肯定，這不是必然的。我們可以組織有限的經驗來表明這個非必然性，表明人類並不一定受制於私有制和其不公的律則之中。
第二點是勞動並不必然有貴賤。並不一定是諸如智力創造、導演、公務員等高貴的工作在一邊，體力勞動等其他工作在另一邊。對稱號的專業化並不是永恆的律則，尤其是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最後必須消滅。
第三點是人類並不是必然地被國家、種族、宗教或性的界限分隔開。平等必須跨越差異而存在，因而差異是平等的障礙。平等必須成為差異自身的辯證，而且我們也必須拒斥「因為差異，平等是不可能的」這種看法。所以，任何形式的界限、對他者的拒絕，都要消失。這不是自然的律則。
最後的原則是，國家並不必然地以分離和武裝力量的形式存在。
這四個點可以概括為：集體主義對抗私有制、多形態的勞動者對抗專業化、具體普世性對抗封閉的身份、自由聯合對抗國家。這僅僅是原則，而不是計畫。但我們可以利用這四個原則去判斷所有政治規劃、決定、政黨、理念。這個政治決定符合這四個原則嗎？這些原則是所有關於抉擇、理念和主張的草案。只有與這些原則的方向相同，我們才能判斷一個決定或主張是好的，並繼續研究其是否可能等等。如果不符合這些原則，那就是一個壞決定、壞理念、壞規劃。於是我們在政治場域就有了判斷原則，幫助我們建立新的戰略計畫，人類前進方向的真正的戰略計畫。
桑德斯主張用「我們的革命」這個名字來創建一個新的政治團體。川普的成功，讓這樣的理念有了新的機會。目前，我們大可信任桑德斯，我們可以自己判斷這究竟是不是一個超越現在世界的主張，看看他所提出的是否與四個原則相符合。我們可以，我們也必須做些事情，因為如果我們無動於衷，我們只會愚蠢地受川普和他令人抑鬱的成功所蠱惑。我們的革命——為什麼不呢？——用來對抗他們的反動。我們的革命，這是一個好的理念。不管怎樣，我站在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