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不是流行音樂，有點刺耳、不那麼好聽，怕把大家嚇著了......」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恆從北京遠道而來，背著吉他在政大略嫌狹窄的教室講台前這樣笑說。
在一所以「文藝」著稱的大學裡，音樂表演多如繁星，校園中也隨處可見揹著吉他的年輕人，但在新工人藝術團昨日（11/17）的唱談會上，孫恆的吉他與歌聲，從中穿透出奇異的光芒。當代，隨著耳機線流入大學生腦中的歌曲，若非犬儒厭世的呢喃，就是清一色日系濾鏡般的清新確幸，於是我們看著自己的肚臍、妒恨或憐愛世界，卻從未想過改變他。
新工人藝術團的團員們卻不這樣想。「我們的音樂是唱當下的生活，和社會生存處境息息相關，我們唱新工人的故事」孫恆說。那麼，新工人是誰呢？孫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農民湧進大都市成為雇傭勞動者，到沿海城市建工廠、蓋樓房；但這些農民身分、無權長期居住於城市的「新工人」（俗稱農民工），除了時常遭到警方騷擾盤查外，老闆積欠工資、工安意外也頻傳，此外，兒童不論跟隨新工人父母遷移或留守農村都必定缺乏穩定的就學與照顧，再加上退休養老等問題，形成了新工人「回不去的鄉村，待不下的城市」這樣進退兩難的處境。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新工人藝術團說自己的歌曲「刺耳」了，因為新工人的故事本就不是動聽的童話歌謠。童話幻想曲或許可以讓我們短暫逃避生活處境的現實痛苦，卻無法真正給我們力量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繼續生存下去。新工人藝術團來自工人、服務工人，在工寮插根鋼筋、綁上麥克風就唱。孫恆說，一開始只覺得工人們的精神很匱乏，想唱歌給工人們聽，誰知道工人們聽了歌後不走，拉著團員的手直問工資被拖欠、小孩沒法養怎麼辦？能怎麼辦呢，新工人藝術團於是把這些問題也寫成歌曲表達出來，成立至今14年，已有600多場演出，300多萬人聽過現場演唱。
新工人藝術團不只唱歌，也拍電影、搞劇場、開博物館，甚至用賣第一張專輯的版稅創辦了實驗小學，為新工人子弟、所謂流動兒童提供教育。接著在工人社區經營起二手物品商店，將大學生捐贈的二手物資便宜賣給工人；也成立了工人社會大學，除了提供電腦與農事等技術支援外，更討論勞動與法律權益、生態危機等議題。孫恆說，農村裡有家、有社會支持網絡，「但到城裡就是孤獨的個人，沒有連帶和力量」，新工人藝術團就要透過工人文化創造出新的連帶。而情感連帶的基礎是共同的打工經驗，發行第一張唱片的契機，正是因為唱片公司老闆做過建築工人，被新工人藝術團的歌曲深深打動。
孫恆過去在河南開封擔任音樂教師，因為「對自己的未來迷惘」，決定到北京闖蕩。打了工、結識了伙伴開始歌唱巡演後，卻有了新的迷惘，「唱歌有什麼用呢，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嗎」？新工人藝術團的歌鼓勵工人討工錢（團結一心討工錢），坦承對家鄉與親人的思念（小妹妹來看我、想起那一年），也唱出在城市生活的辛苦（電梯姑娘、北京北京），更有勵志的工人團結想像（打工號子、生活就是一場戰鬥、有你在身旁）。「如果音樂能夠給工人力量，那我們就會繼續唱下去」，孫恆說，讓音樂起到教育的作用，鼓勵工人發聲、爭取自己權益，也藉此找到與社會對話交流的方法。
是的，反映社會、改造社會，音樂有這樣的企圖與可能！且正是在歌曲持續蓬勃發揚的生命力與積極性中，新工人藝術團成功地擴展了教育、NGO、公社等各項社會實作，產量與產能之豐富，令唱談會的聽眾們目瞪口呆。當然，厭世或清新的音樂也恰是對於台灣當代年輕人生存處境的反映，缺乏方向帶來的虛無、只在確幸中看見希望。那麼，我們該如何想像在台灣透過音樂改造社會呢？新工人藝術團或許無法給我們答案，但歌曲中的積極力量與同樣改造社會意圖所產生的連帶，將會支持著我們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