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東亞樞紐的台灣地區，自解嚴之後在政治制度上採行西方的代議式民主與多黨競爭選舉，行之多年，而且親歷了屬於自身脈絡特有的問題與矛盾，對於何為「民主」、如何實踐「民主」應有更超越的宏觀視野。新世紀以降，台灣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西方國家讚揚台灣的民主成就，而台灣民眾則自豪於民主發展在中國大陸之上，但實際面臨的卻是民主制度之下，政治、經濟與社會各領域的運作困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選舉，顯然已非萬靈解藥。
林書揚先生以其學識、素養與行動，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實踐者，以及社會主義統一派重要的領導者與理論家。早在民進黨執政初期，林書揚於2000年擔任勞動人權協會會長，自2002年糾集包含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前線》雜誌社與勞動黨社運部等相關運動團體，成立「新民主論壇」（New Democratic Movement Forum），歷經6年的時間，至2008年年底共舉辦28次的研討會或討論會。在自由主義式民主的發展走入困局之際，林書揚及其號召成立的「新民主論壇」或許能提供更多思考上的刺激與啟發。
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
林書揚在2002年完成的〈為什麼搞「新民主論壇」〉一文，形式上可視為新民主論壇成立前的宣言或是緣由，但實質上是林書揚有體系產闡述他對當代民主體制的理解與批判的關鍵文獻。
（一）相應於西方社會歷史條件的民主形式：西方當代民主的出現，根源於西方社會的歷史條件。林書揚指出，17、18世紀產業革命後總人口的增加，市民階級的人口大幅超越了少數掌握特權的貴族人口。為了向封建統治者奪取政治權力，以掌有經濟實力的資產階級為主導，聯合其他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形成多數派，發動市民革命進行政治權力鬥爭。這場實質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革命，最終導致原來掌有政治經濟權力的貴族階級瓦解，資產階級形成新的支配者，而原來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農民與工人卻仍然維持了被支配者的地位。
做為反對封建統治革命的產物，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的民主實質上即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因為「集體中的個體必定有先天、後天的不同優劣條件，因而在其參與權、決定權方面不可能完全一律」。運作上必然出現林書揚所指出的困境：「在政治範圍內導致於制度的，或者運作型態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造成了形式民主中的實質的反民主，或程序民主中的實質歧視時，意味著名目權利下的無權狀態的存在，將不僅導致內部體制的不穩或衝突，也使得集體的發展嚴重受阻」，最終導致一般的勤勞大眾，形成「政治上受統御，經濟上受剝削的階級階層的混合體」。西方資產階級式民主，不只鞏固原有結構的落差與歧視，也阻礙了多數人民的實質參與，當然也就會激化社會內部的矛盾。
（二）民主成為壓抑機制：西方民主內部的資產階級鬥爭的本質，再加上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美國在戰後成為「單極超霸」的國家，「民主」成為其表面的裝飾物，真正的目的是以民主做為一種「壓抑機制」，達到干預、介入與操縱其他國家的結果。林書揚指出，民主被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政權貼上「普世價值」等「絕對善」的標籤加以利用，但表現而出的卻是反民主的「強權即公理」的「逆流」，民主遭到誤用、惡用與濫用。林書揚深刻且尖銳地體認到，西方形式民主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之間所存在的緊密關係，尤其是戰後共同在台灣社會與兩岸關係間發生作用，從而急迫地主張「民主的批判運動此刻應該進入時代意識的中心位置」。
（三）台灣民主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台灣的民主體制，基本上移植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因此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不只承襲了西方形式民主的各種流弊與困境，與此同時又基於台灣的政治條件，表現出台灣民主改革運動及其產物的特殊性。林書揚明確地指出，台灣民主改革的背景，就是以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為主體，挑戰國民黨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及其表現而出的威權統治。台灣統治階級的結構變化，僅止於不同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更迭，從而壓縮了實質民主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隨著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的掌權，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還表現在勞資問題與兩岸問題，使得原有的形式民主更顯得岌岌可危。實際承擔社會生產責任以及社會矛盾惡果的勤勞大眾，反而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必然帶來的困境與限制，只能在選舉期間被動員投票，手中握有「不少名目權利，卻只有貧乏的實質權利」。
（四）擺脫民主迷思、促進社會變革：林書揚經由對西方民主正本清源的探究之後，特別向社會多數的勞動群眾提醒，必須警惕資產階級專政下民主制度及其運作的虛偽性，也就是有必要爭取屬於大眾的實質民主。民主政治與社會運作之間存在有機的關係，當前社會所出現的種種矛盾與問題，相當程度是根源於資產階級統治者所壟斷的政治權力對民主的背離。「新民主論壇」的號召、誕生與運作，即是奠基於上述林書揚對於既存民主制度的批判以及未來進步的理想。站在勞動大眾的立場，林書揚與新民主論壇所訴諸的對象是缺乏實質民主、被形式民主所支配的群眾，運作具有相當的現實性，議題緊扣當時的政治社會困境，將論壇的工作定位為思想啟蒙的運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引領勞動大眾對當前施行的民主制度進行自覺與批判，擺脫「民主」迷思。
「新民主」的名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1940年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渡海來台，成為影響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投入革命的重要理論。新民主論壇與新民主主義論在聯合的對象、方法手段、歷史階段、國內外局勢條件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但林書揚本人則強調兩者的目的都含有促進社會變革（改革質變）的意義。嚴格來說，林書揚所推動的新民主論壇，並非單純只是想要引領台灣社會的勤勞大眾擺脫「民主」的迷思，而是要藉此達到社會變革的目標，對抗由本土新興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聯合而成的「新的壓迫者」，林書揚稱之為「初階的再起運動」。
台灣民主實踐被忽略的視角
對林書揚而言，「新民主」並非「尖銳的急進色彩的用詞」，而是「透露出當前台灣社運的一般的上限意識」。他將新民主論壇定位為「自覺與批判的思想啟蒙運動」，但這場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一樣，都受到社會其他價值的限制，從而無法更尖銳、更直接地突破原有社會結構。新民主論壇歷次的活動，幾乎都是與當時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進行回應、對話與批判，不只簡單地反映了林書揚對民主的理解與理想，同時也透露了台灣民主的實踐過程中，必須先突破的種種限制與矛盾。
（一）階級論的視角：無論歷次新民主論壇的主題為何，林書揚在致詞時總會提出該次主題與台灣勤勞大眾的關係，特別關心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對勞動大眾所造成的影響。林書揚指出，勞工階級佔台灣人口的多數，但因階級的弱勢，不只難以獲得民代公職的席次，也難有自救的途徑，最終的政治利益只能由少數的掌權者所把持，在既存民主制度下，勞動大眾的權利率先被讓位、被削減。
站在勞動大眾立場的關懷，反映了林書揚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於階級論與強調工人階級優先的堅持。林書揚指出，各種階級階層在社會中必須有合理的位置，奉獻與酬報、投入與回收也必須平衡公正，因而他反對「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簡言之，無分階級地過分強調「公民社會」，將之視為整體，無法認清各階級及其代理人之間的關係，如此便會加深鞏固原有的社會內部結構，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權利關係更加難以撼動，社會各領域叢生的矛盾與問題隨之失去解決與進步的根本可能。
（二）兩岸關係的視角：兩岸關係有其歷史脈絡，林書揚指出兩岸問題的本質，在於上個世紀中國內戰的延續，又加上東西冷戰的國際結構，使得兩岸問題從軍事對抗再轉化為政治對立，以及島內的統獨認同爭議，成為歷史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並內化於台灣社會對於政局穩定「決定性影響作用的最大因素」。
兩岸關係左右了台灣內部的政經與社會動向，但林書揚特別提醒了兩岸關係的隱蔽性。由於長年以來台灣對大陸的封閉，導致一般民眾出現規避大陸事務的心態，從而對於影響台灣社會甚深的兩岸因素，「不予以應該的注意和關心」，形成「嚴重的認識缺口」。兩岸的問題是歷史造成的結果，必須以歷史的視野加以解決與化解。歷史性的重新認識兩岸關係，不只有助於兩岸衝突對立的和緩，同時也有助於解決台灣內部的矛盾問題。
另一方面，在兩岸邁向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林書揚並不反對兩岸經貿統合，但更關心台灣的勞工所遭受到的衝擊。林書揚指出，由於勞動大眾的弱勢地位，導致他們在兩岸議題上表現的冷漠、消極或是迴避，因而他呼籲：「勞工大眾還是要自覺地掌握身為公民、選民的一份權利也是一份義務，積極地面臨、投入一種關係到社會整體的政治的抉擇行為」。從勞動大眾在兩岸關係之中的權利義務出發，兩岸對立與對抗關係的和緩，將會是台灣社會內部穩定與否的關鍵要素；兩岸經貿交流也應該正常化，並從其中建立新機制，共同保障勞動大眾的實質權益。
（三）美國的角色與東亞的視角：同樣由於歷史的因素，戰後台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的運作，實質上受到美國極高程度的制約，至今依然，即如林書揚所觀察的：「實際上以美國的國家意志為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台灣自1950年代被編入美國在東亞的「集體安全體系」之後，再加上兩岸的對抗，台灣與美國之間遂成為「受保護者」與「提供保護者」的關係。台灣在美國巨大的軍事保護下，兩岸關係當然也隨之受到衝擊，台灣以「安全」為名，不斷向美國採購高額的軍事武器，不只造成財政上的負擔，也導致勞動大眾在資源分配中受到擠壓。對美軍購為台灣社會與弱勢人民造成的傷害，正如林書揚所警惕的：「對經濟整體運作系統中，擴大再生產的關鍵性環節的無盡耗損，台灣究竟能承擔多久」？
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軍事扈從關係，同時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安全，也影響了台灣社會多數群眾實際的福利與權利，制約了台灣民主政治與社會的正常運作，更壓縮了人民的自主空間；屬於台灣社會的利益，也必須讓位給美國「國家利益」。但這個問題不只是台灣獨有，同在東亞地區的韓國與日本，由於地緣的因素，同樣被美國編入軍事安全體系之內，與台灣面臨相似的現實處境與政治困境。林書揚即指出：「正因為對美關係的基本重要性如此，有關美國的國家性格、國家行為的特質等的認識，對三地人民的緊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因此，林書揚強調三地人民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支援，共同面對各自內部政權對美國的高度依賴，認識美國這個單極超霸國家對自身的干預，才有助於提升人民的自主性。
以上三個視角說明了，若是忽視屬於台灣自身的歷史與現實脈絡，西方自由主義式╱資產階級形式民主體制在台灣運作過程中，所導致的種種矛盾與困境，非但難以被察覺，更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台灣的民主實踐，應該回歸到自身的主客觀條件。
「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
有效且穩定的民主制度運作，勢必相應於自身社會的歷史與客觀條件。台灣有來自自身社會的政治社會問題。同時，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又受到兩岸關係與美國干預的高度制約。兩岸關係的對立或和緩，牽引著台灣社會內部的動盪或穩定，也影響著多數群眾的權利。而美國對台灣政治的介入，則使得人民自主性被迫壓縮。而上述的種種問題，又必須回顧近代的歷史才能得以理解，特別是兩岸在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結構中的處境，例如新民主論壇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從白色恐怖之下，60、70年代台灣的政治案件談起。若是缺乏了歷史性的視野，單從學術上的民主理論，或是形式程序上的民主制度來看待台灣的民主及其實踐，便很難找到問題的根源。
林書揚先生在1988年的〈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文章曾指出，對於社會公意來說，「權是手段，而人民福祉才是目的」。當前的政治運作，是「將權的把持隱為真正目的，而藉人民之名加以掩護。亦即，把目的變成了工具」。林書揚先生也說，「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林書揚先生及其推動「新民主論壇」所持的階級立場，使得論壇成立的初衷即反對少數人掌控的「特權民主」，從而歷史性的、階級性的批判與反思時下的民主價值理論，希望透過歷次論壇活動的舉辦，喚起台灣民眾對「民主」的重新認識，進而追求屬於人民立場的「普遍民主」，促成推動社會變革的契機。當前台灣社會亟需的，即林書揚所強調的：「把被顛倒了的目的手段，重新翻回應有的位置上」，「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這是林書揚及新民主論壇所帶來最重要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