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分組會議於上週陸續召開，然而自參與名單公布以來，大大小小爭議不斷，從名單選取被質疑黑箱、議題設定早有腹案、組別分配讓相關人士不滿，與會議進行因怕爭議，所以不直播等等。司改國是會議目的是要掃除司法黑箱，但是一場如此重要的國政會議，目前眾多爭議也顯現由蔡英文總統親任召集人的司改會議，其實是表面開放、實質黑箱，反映蔡政府本身就是需要被改革的對象。
請鬼拿藥單的司改國是會議
在司改會議的眾多爭議中，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被推薦擔任委員。部分媒體為紀惠容抱不平，認為按其長期從事被害人保護的經歷，應該是被分在「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的第一組，而非於今日上午召開會議的第五組「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然而，若放入婦運的歷史脈絡來看，勵馨紀惠容本身才是應被改革的對象。勵馨基金會是長年以國家法律作為主要戰場的倡導者，搭上解嚴後反國民黨新興社會力量風潮，隨著時勢使用特定社會脈絡中，對於性的社會焦慮與動能來操作議題，並以立法與修法倡導等方式進入國家體制、建置制度。
勵馨以民間團體之姿，與藍綠政治人物建立的夥伴關係，分享了國家部分的治理權力，並享受龐大資源，透過立法與修法建置相關專業體制、承攬大量公部門相關業務，已是現存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原本這種民間與國家的夥伴關係是台灣民主進步的表現，但是勵馨沒有使用這個新獲得的權力來進行根本改革，卻藉由各式立法推動「性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出現了許多的問題與不義。
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勵馨推動的兒少條例立法與後續修法，以及紀惠容鮮明的反性交易合法化立場，實際上是以兒少保護之名包裹這種意識形態，藉以打壓成人性交易、性自主空間。更嚴重的是，這種路線完全忽略了台灣社會階級壓迫的現實，是以「保護」之名，行壓迫底層邊緣性工作者之實。因此，紀惠容並不是分錯組的問題，而是她根本就不應被選任為代表改革意義的司改委員，因為紀惠容本身就是該被改革的對象。
兒少條例的大刀下，弱勢者血跡斑斑
勵馨基金會是以「反雛妓運動」起家，更是日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現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立法的重要推手。法案起草時原名為《雛妓防治法》，是有明確的對象（未成年）及行為（性交易）要防治。然而，立法通過的版本卻擴大為，只要讓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可能在任何管道接觸到色情資訊，或與未成年發生任何性接觸的成人，都以《刑法》入罪。這樣做，就是把打擊面直接由兒少性交易，擴張到對於性的全面管制。對於未成年人的性要如何對待，這是一個值得嚴肅認真討論的議題，但是像勵馨這樣直接就把問題刑事化，是非常不妥當的做法。
1999年兒少條例的修法，更是順著潮流地納入「電腦網路」為管制對象。這樣的修改無疑是為了因應性觀念日漸開放、性的公私界線模糊的社會中，對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所夾帶的各種色情資訊，所進行的全面防堵。主導修法的勵馨與兒少團體，成功地擾動了現下社會中忙於工作的中產階級父母，擔心因為網路資訊太開放，對下一代的性價值觀會有不良影響的集體社會焦慮，並且給了一個非常速食的政治解方，好像有了兒少條例就是萬靈丹。
她們當初藉「雛妓防治」擴大為「兒少性保護」的意圖就算是良善的，但是實際上卻是結合國家體制力量來管制性，並用《刑法》重罰來確保兒少純淨環境的絕對化，已經明顯是過度保護了。更別說這套法連成人間的性自主空間也要干預，一併納入了管制與打壓的範圍。在成人間尋求雙方合意的性／情慾互動網絡中，涉及最底層弱勢的群體，包含性資源匱乏的弱勢性消費者（獨居老人 、重度身心障礙者等），以及以賣淫維生的底層階級性勞動者，這些弱勢者也一併被打壓。
假宗教性潔癖，全面管制性的階級盲點
在兒少條例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兒少29條」（新法40條）：「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此法條是藉保護兒少之名，以刑罰全面封殺所有足以「暗示」性交易「之虞」的訊息（即使是成人性交易），因此，成年性工作者要尋找消費者，或成年性消費者想尋求性交易，皆會觸犯本法處以刑罰。過往也已有數以萬計的「兒少惡法冤案受害者」遭受法辦，其中三分之一根本罪證不足，以不起訴處理；三分之一案情輕微，被判決緩起訴；三分之一則遭到有罪判決。這樣的數據已足以說明勵馨製造的後果，不僅是浪費司法行政資源，忽略階級壓迫的同時，勵馨自己也成為弱勢階級的壓迫者！
在性交易全面非法下，中高齡的貧窮流鶯從娼維生，因為競爭激烈，站街已站不到客人，在苦無沒通路的情況下轉往網路，2015年台北老貧流鶯MIKO就是因為如此遭兒少29條起訴，明明是歹命卻被當歹人！同樣是成人性工作者使用網路作為通路，卻被移送檢方的還有因家暴分居，從娼賺取小孩生活費的中國移民個體戶性工作者、原先從事補教業，卻因少子化無以為繼而從事性交易的男同志個體戶性工作者，已有太多案例證實這條惡法，害到的都是相對弱勢與貧窮的性工作者。更別提還有一堆約炮或尋求性交易訊息的成人，因為不技巧嫻熟或不知如何規避風險，就被警方釣魚進而移送的「受害者」。
談什麼改革：宣稱保護弱勢，實際卻是踩過弱勢
紀惠容是眾所皆知反性交易合法化的大將，不管是在1997年陳水扁廢公娼時最終「支持廢娼轉業」的立場、201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法時「力推罰嫖」、推動立法的兒少條例也不斷打壓成人性交易的空間，再再顯現紀惠容的意識形態，對性交易隱含的預設為男性的本質就是壓迫女性，表面正義凜然，立法宣稱要保護弱勢者，實際上卻是硬生生把弱勢者踩過去，用保護兒少與婦女的大旗扼殺了他人的自立與生存空間。
兒少條例立法通過後兩年的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為因應台北市新興中產階級的乾淨化與仕紳化，大力掃黃並倉促廢除公娼，引發近兩年的公娼抗爭。當時，公娼們要求陳水扁緩衝兩年，並面對公眾表達她們是自願從娼的，然而陳水扁仍執意廢娼並輔導轉業，紀惠容在當時公娼存廢的爭議中，最終就是支持廢娼轉業立場。自始自終，紀惠容是深信嫖妓的本質就是嫖客欺壓娼妓，認為全部的娼妓都是需要「被保護」的受壓迫者、受害者，卻一再迴避性工作者「要保障工作權」的訴求，不願面對女人自主求生的主體與動能，執意要把這種「保護受害者」的邏輯強加到所有性工作者身上。進一步來說，紀惠容骨子裡就是不認同女人以從娼解決貧窮問題，堅持反對性工作與性產業合法管理，然而卻提不出其他有效解決娼妓貧窮問題的對案。這種思維實際上就是主張以法律嚴打性交易，卻完全無視於不因此被消滅的性勞動者，反而落入風險更高的非法處境中。
無獨有偶，這樣的思維亦反映在2011年《社維法》修法時，由黃淑英立委提出的「罰嫖」修法提案，勵馨與婦援會就是這個提案背後的推動者。那性工作者怎麼看罰嫖的政策呢？應召小姐小麗就曾分享過：「碰到一個客人，進門後一直不動作，我問他怎麼啦？他才怯生生的問我說，小姐，我如果對妳（性交易），是不是侵犯了妳？」小麗說，她一聽到這問題，就覺得這男人一定是被罰嫖言論給洗腦了......。「我跟他說，先生，你既沒有強迫我，也沒有傷害我，付錢找性服務並不是侵犯、也沒有剝削可言。」「相反的，如果你覺得嫖就是剝削，不管是罰嫖還是罰娼，為了生存我都要躲警察，沒法得到保護，沒法正大光明使用保險套（因為會成為證物），那才是讓我沒尊嚴。」其實，很清楚的是，罰嫖就是等於直接罰娼，一來是貧窮處境更艱難，二來是為了不讓客人受罰，小姐為了生存就需要以更隱密的方式接客，或依靠第三方的保護。當制度致使性勞動者必須更仰賴外援掩護才能生存，難道不是更增加被剝削的風險嗎？
綜合以上，可見紀惠容就是假正義化身，以保護兒少之名，實際上是全面嚴密的性管控；以遏止雛妓為名，卻是打壓成人性交易、性工作者的生存與勞動空間。紀惠容一路以來基於反性工作立場而推動的立法修法，所導致的罪罰化，都是讓原本因為貧窮而從娼的性工作者，處境更加艱困。貧窮問題固然是需要解決的結構之惡，然而性交易地下化數十年，罪罰化根本無法解決貧窮。紀惠容開口閉口為弱勢者受害者著想，實際上卻是助紂為虐，讓原本已經夠糟的司法體系更加緊縮，更壓迫弱勢者！所以，像紀惠容這樣的立法修法推動者，當然一點都不配當司法改革的委員，更別提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的第一組，當自己立出來的法都是在打壓弱勢生存，有什麼資格再談為弱勢者改革？
回到司改國是會議本身，從蔡政府籌備過程的黑箱爭議，以及延攬了本身就早已是體制的一部分，而該被改革的勵馨執行長紀惠容作為委員，已反映出蔡政府與紀惠容的本質相同，都是藉由國是會議的改革進步形象，不謀而合地在鞏固既得利益的體制，根本就是臭味相投。別搞錯，蔡政府與勵馨紀惠容才是該被改革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