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自由的圭亞那：反抗法國殖民體制

今年三月，法屬圭亞那的工會與產業協會成立了名為「Pou La Gwiyann dékolé」的組織，在圭亞那克里奧語中有「為了圭亞那的脫離」之意。自那時起，組織者便發起示威、封路、關閉城市與海上貿易、大型罷工，並號召大批民眾上街遊行，對象範圍擴及高中學生、律師、農民階級 與原住民。

在他們遞交給部長的四十頁請願書中，涵蓋衛生保健、教育、農業、發展與安全等需求，也一一列舉控訴法國政府於圭亞那的作為：公共建設破敗不堪、欠缺安全與發展、日益嚴峻的不平等與歧視，以及對當地的普遍不尊重。示威群眾不斷地高喊「決心！」與「我們受夠了！」口號，舉著圭亞那國旗，也為了唱出他們的國家：圭亞那。

這場集體抗爭的發跡值得令人注意。數千人的封路、靜坐、遊行並關閉首都卡宴（Cayenne）全市行動，皆保持全然的和平。在行動發言人與政府溝通期間，對群眾也維持資訊透明。4月2日，組織拒絕了政府的提議（只願支付比10億歐元多一點），總理便於隔天聲明，群眾組織所要求的25億歐元是不切實際的。

「Pou La Gwiyann dékolé」誓言抗爭將會繼續。4月4日，千人走向歐洲太空基地庫魯（Kourou）、靜坐於入口處，包括過去被組織排除在外的民選官員，共有30人佔領該基地中心。隔天，政府重申10億8600萬歐元的提議。這場佔領最後在政府令人失望的回應中落幕，行動者對此表示挫折並譴責政府無尊重之意，也表明圭亞那群眾的行動將更團結。4月6日，組織繼續封路行動，也持續商討新策略。

雖然法國將於5月誕生新任總統，新的議會也會在6月出爐，但Pou La Gwiyann dékolé拒絕被法國政治押作人質。參與者在每一場封路、遊行與示威中，仍持續高呼他們的座右銘：「決心！」。

這場運動喚起了以下問題：為什麼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格言的共和國家，仍統治著這麼多的前殖民地？何種帝國力量正在展開？雖然許多法國大陸的政客不斷重申「這些地區是被遺忘的領地」這類的陳腔濫調，但這句話也同時意味著健忘。那麼，我們該討論的，難道不是政治作為何以創造出法國的遺忘，與殖民地的附屬性嗎？當法國十三個海外領土之一的新聞傳回巴黎，法國媒體以詫異回應，大眾持以無知，政客再次祭出「應當記得這些地區」的老套承諾。從法蘭西共和國對地域空間的重新配置來看，這些反應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自法蘭西殖民統治歷史所殘存的，也成為了帝國控制下的殘缺地圖。

為贏得圭亞那自決，反抗運動也發展出新策略。圭亞那是否能夠贏得渴求已久的民主仍有待觀察，但他們的戰鬥過程卻能幫助我們了解法國殖民歷史如何持續影響殖民地人民的生活。

戰後的法國聯盟

雖然巴黎持續統治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和南美的領地，但居住在法國大陸上的人們仍堅信，他們的國家已於1962年後脫離殖民主義。海外領土消失於人民的認知之中，無知的面紗也阻止法國人深究：為什麼這麼多理應去殖民化的地區，仍處在帝國統治之下。

關於這些地區的存在與記憶，引發了兩派立場。有些人聲稱他們對這些領土與人民懷有至死不渝的愛與情感，有些人卻將話鋒轉向殖民地對殖民國的依賴性，形容當地人民為懶惰、不滿、無關緊要與不切實際的。兩方的論述皆不見事實核心。運動份子不斷重申地理、社會與政治訊息，不論法國公民耳聞多少次，似乎仍無法正視這些資訊。但法國人的忽視其實不要緊，當海外社會開始關心時，真相便能逐漸明朗。

為了瞭解圭亞那的集體不滿，我們必須快速地回溯法國於二十世紀的國家重塑。二戰以後，種族主義普遍被苛責，去殖民化運動發展蓬勃，資本的性質也在轉型。於是法國對前殖民地投以新的官方詞彙，以合作夥伴的形式代替帝國統治。他們稱此新組合為「法國聯盟」（French Union），以巴黎為領導，連結法國大陸—現今也被稱為六角形（編按：因法國位於歐洲大陸的國土近似於六角形）—與作為平等夥伴的前殖民地。

巴黎認知到它對殖民地的需求，當地資源對戰後重建至關重要，海外連結也讓法國在國際地位握有力量。於是法國挹注資金在道路、港口或其他建設上，而非努力於降低殖民地附屬性、抑制不平等權力與種族歧視。在法國第一個戰後發展計畫（1947-1954）中，指出舊帝國的部分區域難以振興，包括留尼旺島（Réunion）、瓜德羅普（Guadeloupe）、圭亞那、馬提尼克（Martinique，1946年成為省）、馬約特（Mayotte）、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與法屬玻里尼西亞（Polynésie française）。為了實踐這個分析，法國執行兩項政策：移居與生育控制。

1950年代，法國實施的「發展無望」政策不但摧毀當地產業，也提高了失業率和依賴性。每年有數千位年輕人前往法國，在工廠或低階公部門謀職，也遭遇許多都市人的歧視。而留在家鄉的貧窮黑人女性，則得經歷強制墮胎、絕育和避孕。

法國當時鎮壓了反殖民與勞工運動，法國警察、軍隊與私人民兵毆打、逮補並殺害當時的反對領袖。這個國家不但系統性的拒絕、壓迫甚至責難獨立自治的要求，也抑制非歐洲的語言、宗教與文化，而選舉舞弊更鞏固了保守派的忠誠力量。法國無情地釋出兩個訊息：「未來在別處」、「除了附屬，別無選擇」。

雖然設立了法國聯盟，但由於阿爾及利亞於1950年代末期的戰爭，法蘭西共和國需要第二次重組。現在的法國，將其殖民主義留在過去，成為一個徹底歐洲的、只有「六角形」的法國。

殖民地因反對審查與舞弊而起的動亂、罷工以示威，沒有一年缺席。馬提尼克人於1959年群起抗議，留尼旺島是1962年與2012年，瓜德羅普於1967年，新喀里多尼亞則於1988年，這些事件證明了和解從未成功。政府為了應對這些抗爭，便提出新政綱來削弱不平等與平息不滿，但為了保留法國的控制權並繼續提供剝削地給資方，仍略過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

到了1999年，所有海外領土的貧窮率皆高於法國各地。25歲以下的年輕人之中，近一半沒有文憑（相對於法國的五分之一），圭亞那則有50%的人在小學時輟學。在馬提尼克，生活在貧窮水平下的兒童佔13%，幾乎是法國的兩倍（8%），圭亞那的32%則是法國的4倍。生活於此的青年們，根本無法負擔基本生活所需。

貧窮問題猖獗，生活開銷不斷飆升，也由於商品由法國進口，部分物價上漲幅度甚至比巴黎高出12%至30%（即使是巴西產的咖啡，也必須先運至法國，再送回南美）。同一時間，核測試、歐洲禁用的農藥、非法的鎳礦開採（如開採金礦）以及歐式基礎建設，仍不斷摧殘土地與人民健康。

海外領土中的種族主義也分化了當地居民。當監獄人數超載、黑人與原住民人口沈積在社會底層，而當地國家公務員卻多為法國來的白人，比起法國公務人員，甚至享有更高薪資、較低稅金。當地官僚為了享有殖民地特權，曾於1950年早期發起罷工，提出調薪、降稅與其他財政津貼，例如補助家人回「母國」。這些公務員的需求與利益，被化作對殖民主義的補償，卻創造出當地民眾與中產公務員間長久的不平等。

處處充滿土地所有權爭議，這是數世紀以來的殖民主義導致的後果。奴隸制於1848年廢除後，奴隸主的後代能夠合法保有土地，作為損失奴役財產的補償。獲得自由的人們依然無權使用土地，等同於強制剝奪當地人的土地使用權，再者，政府擁有圭亞那80%的土地，且不必繳納財產稅。種種作為不但鞏固大地主的特權，也偏袒白人定居者。到了2017年，這些海外領土仍被定義為失業、依附、文盲與未開發。

法國本土政客常抱怨海外領土花費太多法國人的錢，然而，國家的錢其實是流向法國跨國企業及法國公司，而非當地產業。即使是法國政府，也持續自土地所有權得到好處。海外領土確保了殖民國的國際地位與力量、保證法國於地區機構的存在感，也為軍事基地、衛星監控與科學研究提供土地，更打通法國產品的新市場。

簡單來說，法國不僅沒有忘記海外領土，反而將它們的空間配置與經濟模式謹記在心。在多起激烈抗爭後，巴黎在維持海外領土依附性的同時，賦予了當地人民一些審議與決定權。如此一來，地方議會獲得了有限的權力來負責發展，卻也讓法國大陸得以免除責任。

殖民種族主義依然存在，但國家並非唯一的罪魁禍首。法國左派與進步運動沒有成功去殖民化。1956年，塞澤爾（Aimé Césaire）離開法國共產黨時指出，帶著歐洲優越性的信念，殖民種族主義便不可避免地傷害殖民社會，運動者也無法瞭解被殖民者的需求。至今來看，他的洞察仍然貼切。

此外，若沒有那些表態為歐洲公民、認為自己的特權不同於原住民鄰居的當地支持者，國家政策也難以實施。這些當地人不只是公務員，還有社工、老師、政治領導人與藝術家。

近期，海外領土的仇外主義上漲。在馬約特、留尼旺島、安的列斯群島（Antilles）與圭亞那，當地人認為新移民與增加的犯罪率相關，因為他們「和我們不同」，不必工作又佔盡社會福利的便宜。但馬約特的「外國人」卻多指科摩羅 人（Comorians）1，當地被驅逐出境的人數比法國所遣返的還多，馬約特人甚至發起要破壞他們家園的行動。也就是說，當地所制定的共識不容被忽視。在圭亞那，雖然有些Pou La Gwiyann dékolé的組織成員曾要求更嚴厲的刑罰，甚至驅逐外國囚犯，但卻從未詆毀或攻擊移民。

圭亞那之於全世界

圭亞那這場運動象徵了一個歷史性時刻。Pou La Gwiyann dékolé在動員、組織及面對事件變化的能力令人驚艷，成員也透過排除民選官員介入、不斷與民眾溝通談判結果、開放媒體參與多數會議，並使用圭亞那克里奧語，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審議與協商形式。

組織成員包括許多原住民與Bushinenge社群（譯按：意指樹林中的民族，奴隸後代為抗議奴隸制度所組成的群體），而領導這場集體抗爭的團體為「五百弟兄」（five hundred brothers），其成立的目的是抗議攀升的的謀殺率、要求驅逐非圭亞那籍罪犯，並且設立更多的監獄、法院和警察局。組織領袖闡述圭亞那現況時的條理分明，以及包容與掌握團體差異性的能力，立刻就引起媒體的關注。

但是這場運動仍存在一些問題，沒有解答也無人過問：犯罪的原因是什麼？面對外來移民與他們出生於圭亞那的法籍小孩，這個組織的立場為何？對於犯罪預防相關政法，他們抱持什麼樣的想像？即使有再多警察及更頻繁的驅逐，並無法抹去圭亞那南鄰巴西七百公里長的國界，或與蘇利南（Suriname）五百公里的邊境，也不可能解決隨資本主義孳生的貧窮。雖然問題明顯存在於法國與圭亞那的關係之間，但解放也必須放在地域與全球的脈絡來思考。這些法屬海外領地並非存於真空，亦非只與法國維繫著獨有關係，區域內與全球性的政治與經濟都必須納入考量。

組織成員於4月2日增加一項新的要求提議：圭亞那的行政地位。這時，老問題再度浮現，法蘭西共和國與海外領地的關係是什麼？在1960與1970年代，自治與獨立的訴求曾受到殘暴鎮壓，另一種行政體系的可能被完全排除。但隨之而來的文化霸權洗禮與和解，也無法抹滅這段鬥爭的記憶。

當時反殖民運動利用了具代表性的鬥士，包括黑人、反叛者、革命藝術家，他們的經驗透過歌曲與詩得以重新體現。目前這場運動依靠了具革命性與本土意味的象徵，例如對兩樣基本元素的崇拜：水與土，也同時利用過去的運動來呈現他們的抗爭。在4月4日星期二前往庫魯的遊行中，抗爭者們為紀念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落成了一座紀念碑（金恩於1968年當天遭到暗殺），也同時向卡洛斯（John Carlos）與史密斯（Tommie Smith）致敬 （兩人在1968年的奧運會上舉起他們的拳頭）。

媒體往往只著重於法國大陸中的種族歧視，但在海外領地中，自早期的去殖民化，直至今日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運動，都一再顯現法國的殖民主義。法國的歷史與文化遍佈全世界，尚存的殖民地皆位於南半球，而其與歐洲地位的連結，則是一段漫長的帝國往事以及去殖民化的血腥歷史。

• 1.科摩羅（Comoros）過去同為法屬，非常鄰近馬約特，後來獨立。原文的科摩羅人有使用英文「Comorians」也有法文「Mahorais」。此皆翻譯為「科摩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