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巴黎協議：誰該為全球氣候危機負責？

在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協議後，各國政府無不以嘲笑的態度坐看好戲，未來幾十年內，美國在處理環境危機時可悲的傲慢、無知和愚蠢，將持續惡化。關於失控的全球暖化，科學界對其危險性從未有精確的認知，但相當比例的美國人已放棄了他們的責任：向政府施壓，使其對這個重大議題做出行動。儘管已有充分證據表明氣候變遷將引發重大危機，但我們對這一顯見的威脅毫無反應，而川普的行動，則將進一步加劇未來幾十年內碳排放增長的問題。

隨著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他們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的微小承諾已不復存。美國右翼分子將因此振奮不已，因為他們長期擁抱一種偏執的陰謀論，將環保主義者視為一群深受科學家所騙的、危言聳聽的傢伙，試圖藉此吸引注意力並向大眾募款。而部分左翼人士的態度則較為溫和而樂觀，甚至恭喜川普扯下了「美國承諾致力於解決全球暖化失控問題」這塊虛情假意的遮羞布。

但是，對我們這些已預見了未來數十年內，那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種種危機的人而言，是時候發覺事態的每下愈況了。巴黎協議至少替環境運動人士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框架，可據以施壓政府官員減低碳排放增長，並有效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進一步上升。但如今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在任性的無視氣候變遷、科學文盲，且決心重振沉寂了一段時日的煤礦業的川普治理下，環運人士要達成種種訴求的機會渺茫。

我無意浪漫化巴黎協議。這是個以2030年為期、以「達成特定碳排放量目標」為核心的短程計畫，且即使實現了這一目標，也只能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非減少二氧化碳總量。為了確保本世紀末時，相較前工業化時期，能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幅控制在兩度以內（此為巴黎協議的最終目標），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在2070年至2100年間下降至零，這種激進的減排行動，最遲須於2030年前展開。儘管如此，為了避免氣候變遷造成最嚴重的影響，並在接下來幾十年內，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趨於緩和，巴黎協議仍屬必要的第一步。

誰該為如今這災難性的情況負起最終責任？答案恐怕不只一個。石化工業顯然是主要禍首，諸如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等公司早已知曉──如同他們自己早在1970年代末所做的科學研究表明的那樣──全球暖化是非常真實的威脅。而重要的調查報告揭露了這些公司致力推廣某些頗有瑕疵的、誤導性的「垃圾科學（junk science）」，試圖推卸人類對全球暖化的責任。討論這類事件的作品多不勝數，包括詹姆斯‧霍根（James Hoggan）的《掩蓋氣候真相：暖化否定論者的聖戰》（“Climate Cover-Up: The Crusade to Deny Global Warming”）、羅斯‧格布斯潘（Ross Gelbspan）的《「熱身」：氣候危機、遮掩粉飾與解決之道》（“The Heat is On: Climate Crisis, the Cover-Up, the prescription”）以及娜歐密‧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和艾瑞克‧康威（Erik Conway）合著的《販賣懷疑的人：從吸菸、DDT到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學家如何掩蓋一切真相》（“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如同上述著作清楚呈現的，種種誤導性的研究說服公眾輕忽氣候變遷議題，並擔心政府用以處理氣候變遷的措施對經濟和就業造成負面影響。化石燃料業巨頭、公關公司和科學家不需要說服大眾「全球暖化是騙人的」，他們只需要使人們懷疑這「是否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從而阻止批判性公共意識進一步茁壯，以及任何真正的公民改革運動。至今為止，他們都非常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鴕鳥心態的共和黨，口惠不實的民主黨

在小布希和川普的領導下的共和黨，一直是世界安全之敵。在小布希任內，他首次聲稱全球暖化是「幻想」。稍後其執政團隊雖然低調地承認了全球暖化的真實性，但表示當務之急是讓人們「適應」一個暖化的星球，而不是解決暖化本身。在這種「適應說」的主導下，小布希政府放棄履行1997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該議定書的目標，是在2010年前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這份協議甚至算不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開始，但至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相較於美國國內而言）。

至於民主黨和歐巴馬方面，他們在對應氣候變遷上所取得的「進步」多是泡影。雖然歐巴馬承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是「惡劣的」，但在第一個任期內，這並非他優先考慮的事項之一，他既未引領任何環境運動，也沒有提出相關立法，以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假如歐巴馬真的希望做些什麼來對應對氣候變遷，那麼他早該在2009年初任職的第一天就宣布展開行動，或許在川普的決定變成全球熱門話題之前，許多重要措施便得以落實。《平價醫保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又稱「奧巴馬健保」）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某個政策步上軌道，共和黨人就更難以阻撓或終止它，若此前氣候變遷相關法令已行之有年，川普上任後，也不至於那麼輕易將之駁回。

歐巴馬不但拒絕在任期內將二氧化碳減排問題視為首要之務，甚至鼓勵化石燃料消費的擴張，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幾年間，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增長，部分與政府鼓勵石油鑽探有關，截至2016年，歐巴馬通過美國進出口銀行撥給全球六十多個與煤礦、瓦斯和石油生產有關的化石燃料項目約340億美元，這個數字甚至遠超出對達科他輸油管（Dakota Access Pipeline，簡稱DAPL）的投資。而在歐巴馬第二任內，他延長了石油和天然氣鑽探的租賃期限，數千萬英畝的國土被開發來探勘和開採石油，申請化石燃料開採許可證的「作業時間」顯著縮短。

到頭來，真正重要的，仍在於美國是否成功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對此，我們只能說，攤在布希和歐巴馬面前的，是一連串失敗。1990年美國排放了約50億噸二氧化碳，但2000年至2010年代初期，美國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55〜60億噸。隨著2008年後經濟成長趨緩，排放量下滑到相對低點，但在歐巴馬第二任期後期迅速增加，2015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為66億噸，較1990年增長了三分之一。如果美國政府不痛定思痛、力挽狂瀾，那麼相關統計數字將會隨著未來幾十年的人口增長而不斷增加。歐巴馬政府對限制排放量的「承諾」並沒有被貫徹，構成他「環保人士」形象的，不過是一連串展望未來的修辭，以及未實現的減排計劃。

儘管歐巴馬政府的環保紀錄不佳，但比起川普來說，他看起來就像是個「氣候鬥士」。在歐巴馬時期，行政部門還有可能因為環保團體和環境運動者的壓力而有所行動。在川普的統治下，美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碳污染源繼續對氣候問題視而不見。美國環保署現在由史考特‧普魯特（Scott Pruitt）這個暖化懷疑論者領導，而他曾與化石燃料工業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國家關於潔淨飲用水和火力發電廠的監管法規。至於川普本人，則誇下海口要讓煤礦業「重返榮耀」──儘管過去十年來，由於水力壓裂法（fracking，開採頁岩油的方式）的出現以及天然氣消費的增加，全球的煤炭消費量下降了近25％。川普放棄履行巴黎協議，代表至少在未來四年內，除非美國政府親自推出二氧化碳減排政策，否則全世界對抗氣候變遷的議程不得不緩上一緩。

抱怨歐巴馬和川普是公眾發洩對政府的不信任的最快方法。人們很容易可以看出歐巴馬所謂「解決氣候變化」的雷聲大雨點小，而川普對於人類存續的威脅也應受譴責──由於氣候變遷威脅著許多物種的生存，這將使我們進入一個越來越危險的、不可知的未來。這或許會讓美國人感到不悅，但考量到大眾本身就是使氣候變遷問題未能解決的主因之一，我們很難避談美國人在這場全球危機中的角色。藉著默許石化燃料工業對環境造成種種災難性的破壞，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人拒絕將氣候變遷當一回事。這點在川普勝選並拒絕履行巴黎協議之後──此二者都取得了多數人積極或被動地同意──更讓人難以否定。

美國民眾的「氣候冷感」

證據顯示，大眾關於氣候變遷的部分輿論令人鼓舞，但另一部分則使人惱怒。比較正面的部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美國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民調指出，認為「全球暖化正產生嚴重影響」的美國人從2009年的43%攀升至2016年的56%，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則發現，2009年認為「存在有力證據表明全球氣溫正在升高」的美國人約57％，至 2014年已增長到72％。但另一方面，2016年由彭博社（Bloomberg）所做的調查中，僅有46%的美國人認為氣候變遷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同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只有27％的美國人覺得「幾乎所有的氣候科學家都認為人類要為氣候變遷負上最大的責任」──儘管大多數氣候學家都已做出這樣的結論。同調查中另一項發現是，只有48％的美國人願意承認氣候變遷導因於人類的活動。

當一半以上的民眾都拒絕承認問題的存在，要解決問題就成了一件棘手的事，而當近一半的選民對全球變暖不以為意，並自豪於自身的科學文盲和愚昧，要求政府解決氣候問題的政治壓力將大為削弱。可悲的是，這面對般光景，我們別無他法：美國人選出了一個「環境瘋子」總統，他如今正唯恐不及的強化著未來數十年內，我們所將面臨的環境問題的危險程度。

比起承認氣候變遷的嚴重性，多數美國人更傾向於全然無視，根據2014年到2017年的蓋洛普（Gallup）民調，只有1至4%的美國人認為「污染」或「環境」是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人們眼中的首要問題，往往是對日常生活影響較直接的問題，例如醫療、工作和經濟，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普遍被認為是美國的首要問題。即便只有少數美國人曾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美國媒體與政界仍持續聚焦於此，給予有關報導相當版面，這表示人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注意力將被分散，美國人面對環境問題短視近利的觀點，認為國家無須優先處理氣候變遷議題。

大眾對環境議題的無知建立在許多因素上。首先，政黨和意識形態的雙重阻力削弱了人們訴求改革的壓力。保守的共和黨支持者對科學的蔑視、對科學家的不信任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盲信，使其對我們如今面臨的氣候危機一無所知。美國在此深受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這類可笑的政治宣傳家所害，其政治話術對人們的弱智化起到關鍵作用。

自私的美國大眾仍待覺醒

其次，氣候變遷的威脅性尚未完全體現，你很難輕而易舉的向那些不特別關注世界新聞、政治或任何要事的大眾說明氣候變遷的影響。或許當美國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等作物連續多年顆粒無收，威脅到糧食供應並產生飢荒的危險之後，美國人就會開始把氣候變遷當一回事了，但直到災難發生前，人們不太可能對此有所警覺。

最後，美國人是相當自私的一群人，習於「自我中心」、「消費中心」的文化，追求即時滿足、便利性和享樂主義，一面享受化石燃料消費帶來的短暫利益，美國正同時將應對氣候變遷的責任推給其他國家。

美國人的自私在引發全球暖化一事上的作用無庸置疑，已有相當證據說明了這點。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底的調查中發現，各國的碳污染程度與大眾對氣候變遷的關注程度直接相關。造成最多污染的國家最不在乎他們的所作所為，諸如布吉納法索、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加納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幾乎為零的國家，比起美國、澳洲和俄羅斯等危害最甚者，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程度高出約25％。平均而言，相較於那些人均碳排放量極少、甚至接近於零的國家，高污染排放國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程度大概低了20%左右。

俗諺說：需求是改變之母。不幸的是，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需求，似乎只能仰賴全球暖化迅速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而產生，也就是說，這份威脅必須持續加劇，直到美國大眾願意解決問題。唐納‧川普的勝選，正說明了大眾壓根不願意正視這個問題。美國人何時會從「氣候冷感」中清醒？恐怕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