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7）是香港回歸20年。6月底，台灣《聯合報》加入紀念香港回歸的行列，推出專輯。報導一開始便以「香港變了」為主題，認為香港變得「大陸化」：
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桌上擺的港點，也大多是從大陸運來的機器量產品。眼睛看到的變了，耳裡聽到的也變了，嘴裡嘗到的滋味更變了。
換言之，報導認為香港的都市面貌因為大陸資本與大陸旅客而劇變，並認為這是壞的轉變。報導依據的其中一個「大陸化」指標是語言：街上說普通話的人多了，說廣東話的少了。《聯合報》的觀察與憂慮並不新鮮；近年「本土主義」在香港抬頭，有關「普通話將取代廣東話」的恐懼甚囂塵上，不少評論言之鑿鑿，認為廣東話將會在普通話的霸權之下，成為瀕危語言。
語言關乎個人與集體身分認同，是既敏感又容易牽動情緒的議題，對成長中的年青人而言尤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時正唸中學的筆者也受到媒體影響，曾經以為1997年之後，香港人都只管學普通話，廣東話會被忽略，「香港人」身分笈笈可危，並依此想像寫了一個荒誕劇本、創造了一個「說廣東話帶普通話口音」的港人角色，在學校演出。事隔30多年，今天回想起當年的幼稚，不禁汗顏。不過，當年筆者的恐懼與幻想正好與回歸20年後的現實形成對比——事實證明，廣東話並沒有被普通話取代，在香港主流社會中仍然很強勢，仍然是日常生活裡最通用的語言。這就說明，當年筆者的恐懼純粹只是恐懼，沒有現實基礎。
可惜的是，回歸20年了，眾多媒體與意見領袖仍然停留在初中生的水平，不斷被反共與恐共的情緒帶導，以情緒化的態度來「分析」與回應回歸後的香港發展，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也掩蓋了轉變的正面意義。
以上述的《聯合報》報導為例，專題為香港「多了普通話、少了廣東話」而納悶，然而吊詭的是，在視頻裡，接受訪問的香港人說的都是標準漢語，或報導為之納悶的普通話，而不是專題認為正受普通話壓迫的廣東話。為什麼呢？很明顯，如果香港的受訪者說廣東話，台灣大部分讀者就會聽不懂，可能連《聯合報》的記者也聽不懂。這就帶出一個現實：台灣傳媒與民眾跟香港人溝通時，需要一種共通語言，而普通話（或「國語」）就是在一國範圍內，大家都認可的共通語言。台灣傳媒與香港人溝通時用普通話，正好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需要一種大家都懂的語言作為溝通媒介。
又以筆者工作的大學為例。與香港其他大學一樣，學校有來自中國各省份的同學。曾有一位來自四川的同學對我說，他是來了香港唸書，普通話才有進步，因為在四川唸中小學時，他在學校和日常生活裡說的主要是四川方言。來到香港，因為需要與本地以及其他省份的同學溝通，才多說了普通話，普通話才有進步。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第一，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話這個共通語言，中國人之間連溝通也有困難（如非不可能的話）；第二，大陸即使推行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也沒有排斥或取代地方語言。
再回到《聯合報》的專輯。那段描述指香港「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然而它只說出了事情的一小部分。首先，即使普通話真的更普遍了，如上所述，這是國民之間增加互相交流、溝通而出現的需要，包括《聯合報》在內的台灣訪客也直接令香港街頭多了「普通話」。第二，普通話說多了，但其使用並無排斥廣東話，而是兩者並存。
香港的變：語言與市貌
不過，《聯合報》專輯倒令我想起香港正面臨的另一個市貌轉變。就在今年的「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兩星期，筆者與親戚在港島區上環一家西餐廳晚膳。親戚退休前，在上環上班多年，但那裏近年變化很大，不少舊樓宇重建成門面光鮮的甲級寫字樓或服務式住宅。又正如《聯合報》所言，小店的確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並非什麼「陸資店」，而是高級西餐廳與酒吧。套用都市研究的術語來說，上環經歷的就是所謂的「士紳化」過程，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如報導所言，物業價格與租金急升。晚飯前，我想把餐廳的準確位置告訴其中一對親戚夫婦，但發覺有難度——這對夫婦，女的略懂英語，男的則完全不懂，但餐廳不僅沒有中文名字，就連所在大廈也只有英文名稱。最後，我只能把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告訴他們。到達後，他們也因為看不懂大廈的英文指示，花了半天才找到餐廳。
這家餐館吃的是比利時菜，餐牌也是沒有中文，而只有英文和法文。餐廳經理是白人，只跟顧客說帶有法語口音的英語；侍應生則是深皮膚的，也是只跟顧客說英語。我們點餐後，親戚不禁問，不懂英語的話，怎麼能夠來這裡用餐？其實，類似的情況今天在中、上環很普遍。在一些餐廳店舖，不懂英語的話，是連購物用膳也沒有可能。很明顯，這些食肆店舖以西方人和本地中產階級為對象。親戚提出的問題反映，上環的市景與語言轉變是排他的，排斥與歧視大部分本地居民。
誠然，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場所向來都是排斥性的，排斥低下階層，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之處。然而，中、上環近年的市貌轉變更在在令人想起英殖民地時代的種族隔離。英國統治者早年在香港實施華洋分隔政策，如港島山頂區只有歐洲裔人才能居住，華人只能擠居於上環與西環一帶，環境十分惡劣。離島的長洲早年也有類似規定，長洲山頂是洋人與西洋教會的專屬地帶，中國人只能聚居於山腳。今天，長洲環境優美的山頂區到處都是教會與教會物業的踪跡，就是這段種族隔離歷史的見證物。
為使他們的種族隔離措施合理化，英國人以衛生與文明論述包裝其種族主義。中國人被指集骯髒、落後、嘈吵於一身，於是需要與英國殖民者及其他歐洲裔人分隔開來。在種族主義的層層壓迫之下，歐亞混血兒儘管地位比華人高，但同樣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視。不過，出於管治需要，英國人扶植了一小群買辦精英，容許他們發財及擁有一些特權。在殖民地制度中，這些買辦都是二等公民，但又比絕大多數的本土居民高了一等，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著名買辦、歐亞混血兒何東就是顯著的例子。作為英資洋行買辦，何東游走於洋人老闆與華人社會之間，得以致富，亦成為他後來發展家族企業的基礎。他也是首個獲港英政府准許在山頂區居住的非歐裔人。
雖然買辦精英階層在殖民者眼中只是次等公民，但精英們憑中間代理人身分，在殖民地統治之中得到甜頭，加上殖民地教育，本地精英們內在認同了西方殖民觀，亦自視與西方精英看齊，並仿效西方殖民者，歧視本地與內地的貧窮同胞。香港精英這種心態，與大陸沿海大城市租界精英的心態一脈相承。列強侵華的巨大屈辱與壓迫一方面驅使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反抗，另一方面，養尊處優的沿海精英則與貧窮的同胞切割，把屈辱難以承受之重留給後者承擔，自我則認同為「跨越國籍界限」的「大都會」（cosmopolis）一員。近年一些文化研究者主張以超越國界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來理解上海、香港等沿海城市，認為這個範疇比國族更加貼切、更加「普世」。由上述觀之，世界主義並不那麼具備世界性或普世，而是含有階級性與階級歧視，排除了大部分人民。
與此相關的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用「國族」來掩蓋階級性，把資本利益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利益。羅永生在其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裡，以殖民地買辦、貿易商等華人士紳、精英與殖民者共謀為證，提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峙是「虛假」的，並由此引伸反殖民的「中國國族主義」是「受害者敘述」，其副作用是「沙文主義」。羅永生的說法正犯了漠視階級的毛病，以「國族」來混淆、掩蓋了同一國族之內的階級分野，把資本與勞動的利益捆在一起，混為一談。羅永生在書中引用許寶強的說法，指在香港割讓給英國為殖民地後，從東南亞和其他地區湧進香港的華僑勞力和資本是「極具投機性的迅猛浪潮」。這種說法完全漠視了勞動力給資本剝削的事實，而且，許羅二人以「投機性」來形容勞力，更是忽略了勞動人民的艱苦處境。（頁16-17）
如果殖民地果然存在羅永生所形容的「共謀勾結關係」，那麼必須指出的是，與殖民者勾結共謀的是買辦精英階層，兩者一起共同壓迫勞動人民。殖民者的衛生與文明論述亦被這些精英內化，通過累積文化資本（學外語、用舶來貨、消費西方文化與衛生產品）來「提高文明質素」，以示自己與「不文明」的本國貧窮同胞不一樣，高人一等。
殖民地歧視性的衛生與文明論述在「後殖民」香港得到延續與複製。殖民者貼在中國人身上的標籤——骯髒、落後、嘈吵，現在被一群「高等華人」應用到內地同胞身上。針對內地同胞的「蝗蟲論」，還有「大陸人隨地便溺」的說法，過去數年在香港甚囂塵上。與殖民地時期買辦一樣，「高等華人」不僅有能力消費各式各樣的文化衛生產品，而且會說外語，有品味，出入洋人場所。就如當年何東獲恩准在山頂興建中式大宅一樣，本地精英累積了足夠的財務資本與文化資本後，便彷彿能夠與西方白人看齊，能夠出入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場所。
文化資本是本地精英賴以獲得優越感的本錢，與財務資本同樣重要。而那些渴望躋身這個階層的本土公民，非但不會批判這些場所「廣東話少了，英語多了，令本地小店消失了」，而且還會拚命學會一口流利英語，或說話中英夾雜，出入高級場所，以示自己與「說普通話」的內地人不一樣。在這些精英或希望晉身精英階層的本土公民眼中，即使內地同胞有錢消費，他們也是沒有文明教養、只會穿金戴銀的「土豪」。因此，要與「沒有文明」的「內地人」區分開來的話，「香港人」便愈要累積、愈要曬出「說英語」、「文明」等文化本錢。正因如此，「本土派」或「港獨派」其實是誤稱。他們並不真正本土，也不真正獨立，而只是反對香港回歸中國，轉而把希望寄託於英美等西方國家，希望香港永遠是西方的附庸。「本土派」或「港獨派」經常揮動象徵港英殖民統治的「龍獅旗」，就是明證。
回歸後的新買辦階層
如上所述，香港精英與準精英通過攀附殖民者、內化殖民者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來晉身優越階層的做法，並沒有隨著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而結束。這與香港從來沒有經歷真正意義上的解殖有關，也與回歸前後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有關。作為「全球城市」的香港，在結構上催生了一個新階層，性質上與買辦階層極其相似。他們是跨國公司區域總部高級行政人員、律師、投資銀行家、傳媒行政編採人員、教育工作者、高級管理顧問，雖然並不真正擁有生產資料，但他們是一個超國家、抽象的跨國統治集團成員，擁有實質權力，指揮跨國資本的流動與分配，也在意識形態上配合資本的掠奪與游走。
某些研究全球化的學者以「跨國資產階級」來指涉這個新興買辦階層。所謂「跨國」，指的就是這個階層的精英跟西方及其他國家的精英基於利益、意識形態上的吻合，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本國低下階層的共同之處更多。
1997年香港結束殖民地統治，但回歸前後正值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全速發展期，香港成為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殖民地的買辦階層「順利過渡」為回歸後的跨國資產階層，指揮與促進跨國資本的累積與流動。而且，由於金融資本主義以美國為首，買辦階層也由昔日以親英人士為主，發展成現在以親美人士為主。殖民地時期，由於英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英國或「英聯邦」大學以外的海外大學學歷不獲港英政府正式承認。因此，家長往往不願意送子女到美國升讀大學，唯恐花了一大筆錢，回港後子女的學歷卻不被認可。這個情況隨著英國結束在港的殖民統治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轉變。受美國或美式教育的精英熟悉金融資本主義的語言與運作規則，組成了跨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些精英在英殖民制度下未必能夠脫頴而出，一些甚至是本地菁英教育制度中的失敗者。但在美國受教育後，適逢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抬頭，香港進入全球資本主義中心，他們的美國學歷與經驗，讓他們順利成為跨國統治集團的一員。這個經歷讓他們真心相信美國制度是自由的、開放的，也更為優越。
可以說，港英殖民時期，英國殖民者姿態高高在上，沒有多少個本地華人幻想自己可以躋身擁有特權的買辦階層。但隨著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年代的經濟發展，本地中產階層逐漸形成、膨脹，生活質素與經濟實力上升，到了九○年代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年代，伴隨著美國文化與制度的「自由開放」形象，更多本地人看到躋身跨國資產階層這個現代買辦階層的希望。此外，由於「民族主義」成為了污名，現代買辦獲得實利之餘，不再背負道德重擔，甚至更以推動「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之名，理直氣壯地反對中國，同時為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各地攫取利益鳴鑼開路。
2014年的雨傘運動正是全球資本主義躁動的表現。運動以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為訴求，促使在「兩制」下作為金融資本主義中心、但憲制上屬於一國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政治制度上全面配合國際金融資本的推進（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占中三子」本身就是跨國資產階層的代表：一個是法律系教授，一個是社會學教授，一個是基督教會牧師。
在當今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這些以「普世價值」之名宣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優越的跨國資產階層，與上世紀初以「衛生現代性」之名宣示西方制度優越的沿海精英互相呼應。兩者俱自視與本國同胞不一樣，自認為已躋身全球跨國精英之列，騎在勞動人民頭上。只是，在西方「政治正確」的薰陶之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跨國資產階層不會口出惡言。「支那」、「蝗蟲」等赤裸裸的歧視性言論便由雨傘運動直接催生的「本土派」代言。然而實際上，無論是跨國資產階級精英，還是渴望有一天晉身這個階層的「本土派」都擔當著代理人的角色，在各地掃除尚未全面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污垢」障礙，積極推動全球資本主義進程。
貧富懸殊是全球化的結構性問題
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539，創45年來新高，反映貧富收入差距十分嚴重。研究全球化的社會學者早已指出，「全球城市」是一個勞動密集的結構模式，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持其運作。這些金融中心城市的貧富懸殊擴大，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現象。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品味的跨國資產階級不會滿足於由機器大量生產出來的消費品，而是渴求「手工」、「有機」的精緻製品，凡此種種都需要工人之手；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食品店需要大量服務員貼身侍候，滿足高級顧客各類刁鑽的要求；港島核心商業區的高檔辦公室與商場需要大量清潔工把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閃閃生輝。在老牌英資財團太古集團擁有的金鐘太古廣場，不時會見到身穿中式「馬姐」衫褲制服的女清潔工，手挽著籐籃到處檢視地方的清潔度，「主僕」形象甚具殖民地色彩。遇到地上哪怕是一點污跡，這些清潔工便伏在白色雲石地板上用力擦。雨傘運動期間，占領者以他們打掃了金鐘的「五星級公厠」為榮。不過，占領文宣沒有提到的是，當時占領者更多使用離占領區不遠的太古廣場六星級商場的六星級廁所。也因此，廁所清潔工在雨傘運動期間工作量大增，往往到午夜時分仍然忙個不停。為雨傘運動善後的，還有替占領者清理牆上無數單張的清潔工。
清潔工、服務員等低薪勞動階層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更多是大陸新移民，也有英語能力較高的南亞裔居民。由此可見，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一端是極高收入的金融、地產、法律界，另一端是低薪的勞動階層。
一些人批評，兩年前的雨傘運動只爭取「真普選」，並無把貧富懸殊提上議程。這個批評原則上沒有錯，但就等於批評資本家只顧賺錢一樣，幾乎是說了等於沒說。如上所述，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必然出現。既然雨傘運動的「真議程」是在跨國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推動金融資本主義的擴大與深化，又怎能期待運動提出消滅這個進程必會造成的貧富懸殊？
地理研究學者也指出，在全球城市出現的士紳化過程是以新形態出現的白人殖民主義。香港中、上環、金鐘等核心商業區的高級住宅與商店不再如上世紀初的殖民統治者那樣，以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排拒中國人，而改以英語與其他歐洲語言來區分非我族類。能夠在這些新殖民地帶出入的華人不僅要具備消費力，還要說英語，並認同西方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正視回歸的意義
傳媒與學術界不少人把回歸20年來香港發生的所有問題都歸咎到回歸與中央頭上，彷彿一切的錯都是回歸的錯。他們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上述的《聯合報》專題就指出，「香港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正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貧富差距加大、人口老化、年輕人低薪與社會階級流動減緩」。然而，在冷戰思維與反共意識形態主導下，這些「意見領袖」還是會放大與誇大「中國因素」的影響，把20年來的問題有意無意表述為「回歸後出現」，把時間上的吻合與因果關係混為一談，甚至不惜扭曲事實，把中國資本說成是即將「買下全世界」的新金融霸權。
要真正面對香港的問題，必須清楚辨析問題的根源。我在這篇文章嘗試指出的是，香港現正面臨的問題源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構矛盾，亦有歷史原因；把問題一股腦兒推到中國或中資頭上並不公平，也與事實不符。尤有甚者，最積極反中反共的跨國資產階級本身就是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手，也就是貧富懸殊等問題的根源。
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英國在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不再是二等或三等公民、在自己的地方受盡歧視。1997年7月1日是光榮的歷史時刻，值得全國上下慶祝與驕傲。當然，香港與內地經過長年分隔，由制度以至文化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差異，時會產生隔閡與矛盾。但小矛盾不應掩蓋回歸的正面意義，也不應擴大或誇大為主要結構矛盾。
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的是社會主義祖國，有著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國資本主義歷史，並艱難地走出了一條屬於中國人民的路。至今，中國在某程度上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可以不如此嗎？），但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中國仍然保持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參考盧荻〈中國面對「新帝國主義」〉）。在流行文化層面，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得以在國內大熱，反映了社會主義理想與實踐在普羅群眾之中，仍然找到極大共鳴。換言之，社會主義祖國為活在資本主義香港下的人民提供了一個大後盾，讓我們繼續思考與實踐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