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事件引發社會對於性侵害要如何定罪的諸多討論，學者、婦女團體與移民團體今天（7/11）召開記者會針對家事移工遭遇的性騷擾與性侵害狀況提出意見，婦團認為家事移工對台灣的文化、語言不熟悉、身負高額仲介費，以賺錢為主要考量...，種種原因使其處於不安全的性別環境中，是遭受性騷與性侵的高危險群，遭到性侵時卻又最可能選擇隱忍。因此，婦團要求法務部與司法院針對移工性侵案件的起訴率、定罪率進行調查與分析，了解起訴率為何偏低，並要求透過培訓提升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全面檢討與移工相關的案件中所提供的通譯，保障移工的脆弱處境。
記者會上，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提出了一項統計，以2014年到2015年間外勞庇護所內的20件性別暴力（包含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為例，當事人提出告訴者有15件，然而經檢察官偵查後起訴者僅2件，起訴率為13.3%，遠低於同年間全國妨害性自主罪的起訴率43.96%。
究其原因，紀惠容以不起訴書的內容為例，一份不起訴書中提到
「倘遭性侵理應立即報案，或向證人求助，以保全相關證據...以避免再次受害。」「倘若遭性侵...衡諸常情，A女應會避免再與被告同處一室，反而繼續居留...，與常情不符。」
紀惠容指出，檢方認為移工應主動報案並提供積極證據，卻未考慮被害人面對的特殊處境，例如「經濟壓力」、「封閉環境」、「對台灣司法的不信任與不理解」等因素可能影響被害人的選擇，使其無法主動報案。不僅如此，針對另一份不起訴書上提到「...沒有其他證人或事物證...」的說法，紀惠容則認為這是司法人員忽略了性侵案件的「密室特質」，在私領域中發生的犯罪很難有證人，同時，司法人員也看不見被害人的「脆弱處境」使他對於事後保留證據的知能不足。綜上所述，紀惠容認為，司法人員隱含一種對於「完美性侵被害人」的想像與迷思，卻忽略移工的脆弱處境和移工與雇主間的「權勢關係」。
這個權勢關係的法源依據是《刑法》第228條的權勢性交罪，條文提到「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透過這個法條，勵馨基金會強調，在這種權勢關係中，權勢低者考量雙方關係，往往無法清楚地拒絕，因此認為「權勢性交便等同於性侵害」。（關於勵馨基金會對於權勢性交的定義，可以參考這篇新聞稿）
而政大法律系教授王曉丹則以「不存在的受害人」來描述司法系統對被害人的定義，常常是漠視熟識者強暴中的「權力與控制」關係、對女人帶有「性／性慾」的錯誤假設、只有「理想的被害人」可以成為被害人，因而導致性侵案件的加害人難以被定罪。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李佳玟提到，被害人面臨性侵時可能出現的反應包含逃跑、打鬥抵抗、僵直、癱軟，甚至是與侵害者為朋友，因此，被害人即便沒有逃跑或者抵抗，他提出的性侵指控也不一定「不合常理」，李佳玟認為，司法人員有義務積極釐清、調查可以佐證被害人提出的指控的補強證據，來減少性侵害的犯罪黑數，並給予移工足夠的司法保障。
綜合學者與婦團的批評，立委尤美女表示，1999年的《刑法》修正，將妨害風化罪章改為妨害性自主，顯示保障法益不再是社會善良風俗，而是「個人性自主權」，並且將強姦罪修正為「強制性交罪」，其中條文構成要件的「致使不能抗拒」刪除，改訂「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式」，來將強制性交罪的成罪重點放在「違反被害人意願」上，便是為了改變傳統社會要求女性應該奮力抵抗、力保貞操的價值觀。然而，尤美女批評，檢視近年來的判決書則發現，法官、檢察官仍然有「性侵迷思」、甚至是「性別盲」，使得偵審淪為再度檢討被害人的過程。
因此，尤美女在記者會上對法務部和司法院提出幾點建議，分別是要求檢視移工的性侵案件，釐清是否起訴率偏低以及原因為何、對司法人員進行教育培訓，增加性別意識使其可以理解移工的處境、通盤檢討通譯問題，不應由立場偏頗的仲介擔任通譯人員，以保障移工權益。
判斷「合意性交」的五種模式
既然權勢使得性行為的合意被問題化，那麼，性行為要如何達成「合意」？身體自主權的邊界又在哪呢？到底什麼叫做「違反意願」？為了清楚定義這一點，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Yes model」，強調女方若無「積極同意」就是一種沒有「合意」的表態、沒有反抗不代表就是「合意」，此時若還發生性行為，就有可能形成「違反意願」。因此，「彼此都充分認知」並且確認「雙方都積極同意」變成為合意性行為的必要條件。（參考這篇文章）
「Yes model」以外，對於「合意性交」以及「性侵」的討論一共有五個模式，當中有三種屬於「No model」，包含「致使不能抗拒模式」、「強制模式」和「違反意願模式」，最後一種則是「修正的強制模式」。
如何分辨這幾種模式？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李佳玟解釋，「致使不能抗拒模式」認為性侵應屬於有侵害行為和強制行為的雙行為犯，而需致使到被害人不能抗拒。「強制模式」則是有壓制被害人意願的行為即可。「違反意願模式」當中對於違反意願的解釋，例如當事人嚇呆無法表示意願時，是不是表示「同意」？學界仍有爭議存在。
因此，便有了取得當事人同意才可以與其發生性行為的「Yes model」，來解決定義何為「違反意願」的爭議。最後一種則是由是美國法學者Catherine McKinnon提出的「修正的強制模式」，這種模式中，構成性侵與否，並非根據當事人的意願表示為「yes」或者「no」，而是根據事情發生時的當下情境，採用這套模式的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便認為，在種族滅絕或者戰爭的情況和環境下，被害人不可能有權利說不。換句話說，在最後一個「修正的強制模式」當中，無論當事人的表達為何，都有可能是因環境所迫的「違反意願」的結果。
此外，李佳玟受訪時提到，若將《刑法》中的「財產犯罪」加以類比，她認為性自主的位階應該比財產法益高，她指出，《刑法》中對於財產的保護非常周到，例如竊盜和侵入住宅等犯罪行為都是沒有得到當事人同意就成立，並沒有要求當事人要抗拒與拒絕，然而《刑法》對於性侵害的定義，卻是「你要進入女生陰道的話，女生要拒絕、要抵抗，你沒有拒絕抵抗，我怎麼知道你不要？」李佳玟批評，《刑法》對於身體和住家的保護程度不同，「即便我們認為身體比住家重要，但是我們對於住家、財產的保護卻比較周到」，這種對於財產的保護，李佳玟進一步以被「撿屍」的人為例，「他的錢包被拿走被判竊盜罪，但是他被性侵，如果我們沒有那種趁機性交的條文的話，其實不會構成性侵」，她認為這個思維便是把問題丟給被害人「如果你沒有抵抗，怎麼知道你不要？」、「要抵抗的用力一點，才知道你不要」。
因此，李佳玟強調，「積極同意」的重要性在於，一個人對身體的重要性跟對住家一樣，是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我要或不要，你要先問我嘛，你怎麼可以假設我要，先摸了先做了，然後我不要才把你推開，那第一個是怎樣？免費奉送嗎？」（相關說法亦參考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