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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權勢性交】系列三 性平賞析:權勢如何構成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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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1 12:00:00

【編按】作家林奕含的事件與最新司法進度,再度引發有關「權勢性交」的社會激辯。在批踢踢等網路討論中,就有部分網友戲謔指稱,未來是否該立法禁止所有年紀有相當差距的人、禁止有錢人與窮人之間發生性交,否則一概都視為強姦罪?當然,這種戲謔說法無助我們理性思考未來方向,但卻未嘗不是讓人們開始警覺,所謂「權勢」或者「權力不對等」等種種分析框架,其認定標準、劃分界線究竟為何?

此外,當人們言必稱「主體性」、「身體自主」的同時,卻又經常透過各種「權力不對等」的分析框架,把各種被分派到「弱者」位置的人,簡單視為是無知的、被權力者玩弄的客體,兩相對照之下,這難道不是一種自我悖反的主張嗎?這一系列都在試圖探問「權勢性交」的邊界,透過「以下犯上」的敘事,質疑台灣20年來的性別建置系統,所可能導向的生命治理結果;並探究圍繞著整個事件,動員出來校園性平機制,當中的情感與性政治樣貌。

性別平等的龜兔賽跑:比「誰最可憐」

現下普遍為人所知的性別平等意識,便是對性侵害/性騷擾等言行深惡痛絕的厭惡、乃至亟欲排除的情感,以「性」為名來伸張正義,不分男女,跨越黨派,即便是兩組看似對立的敵我陣營,援用的也只是同一組「性別平等」的性知識邏輯,來互相攻擊對方侵害或騷擾到我方。

即便邏輯相同,然,現下性騷擾/性侵害俯拾皆是,往往簡化複雜面向,使辯論侷限於正反對立,刺激人們選邊站,進而互相攻擊、互相傷害。舉例來說,在2016年年底,挺同婚的性平教育團體與反同婚宗教團體正激烈對立之時,一位暱稱四叉貓的網路名人常混入反同婚的抗爭現場中,擷取敵對陣營的影音畫面,上傳至網路上供同路友人訕笑、批評。某天,四叉貓在麥當勞偶遇敵方陣營中的其一團體,打算以「捕獲野生護家盟」的方式,將正在用餐開會、名為「滿天星」的基督教團體聚會「不小心」攝入自拍背景中。經發現後,該教會團體裡的女性成員歇斯底里地在公共場合怒吼尖叫,宣稱「被變態偷拍,覺得不舒服」、「現場有小女孩要保護」,用的便是盛行的性平反性騷話語。另一頭,四叉貓顯得一臉無辜,自述「只是路過」、「沒有偷拍」,並舉起手機錄下「被包圍」、「搶手機」的畫面,畫面裡呈現的護家家長怒吼、包圍、叫囂的模樣,四叉貓當下的處境使網友聯想起玫瑰少年葉永鋕於廁所遇害、孤立無援的模樣,許多挺同臉友紛紛表示擔憂並前往聲援。

性受害的語言可挪移使用於任何人、任何階級、任何地理時空中,當人們開始說起自己的性經驗時,那些不安、不確定、危險、不舒服、歡愉…等感受,都成了(也只能是)性騷擾/性侵害,在性平機制溫和柔軟的輔導諮商語言中:「別怕,說出來,我來保護你。」每個人──不分男女、不分異同──彷彿都是躲在牆角哭泣的小女孩。換言之,在個人經驗的層次,可以不必具備被性侵的經驗,也可跨時空、跨性別的成為性受害者,「現代人」的情感基礎之一,便是:只要有性之人,人人都是可能的性受害者。「受到性騷/性侵」的經驗是現代人共有的情感結構,成為差異主體間可以互相「溝通」的共同點,遇到與他人有所爭執的時候,已經內化性平意識的身體,採取並發動的便是受害的可憐人位置。

既同為受害的可憐人,理應能夠互相同理,以尋求一個互為共存的世界,但是在反同與挺同的對立中卻看不到這樣互相照見的對話,遲遲不見對話有所交集,究竟是為什麼?性受害的話語權凌駕了實際例子中的受騷擾女性和受侵害同志,「性別平等」四個字成為認同受害的人紛紛爭奪援引的象徵符碼,用來比賽誰最可憐,誰受害更深。

性平的「權勢」結構

有人會說,誰管他挪用了什麼,受害者爭取到資源最重要,然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此:性平法律/政策真的讓最可憐的人「奪權」了嗎? 

近幾年來性侵/性騷事件的社會輿論引爆,往往藉著受害者說出口或是經由正義使者代為轉述的故事做為賣點,受害故事為人所知、被人閱讀、詮釋、認同,有人受到故事感召而有所行動(肉搜、懲兇…),有些則是一邊閱讀故事一邊灌注內心情感(憤恨、同情、心疼…),受害故事便是乘載高度文學性的「作品」,讀者一連串的閱覽行動中形成了權力分布:「弱勢」(底層)──「管理觸手」(中層)──「性平專家」(高層)。權力最底層是廣大需要被關懷的「弱勢」:女人、幼兒、老人、同志、愛滋帶原者…等,他們的人生是否獲得「救贖」取決於最高階層的性平專家學者、保護兒少的法官是否能伸出援手、釋出資源,結構的中間階層往往被稱為「第一線」,主要是一些實際接觸得到「弱勢」的學校老師、機構行政、醫師、社工…等。中間階層被認為需要具備高度的性平意識,方得以揪出有問題的性言行,但是他們的權力又基於「與弱勢族群的權力關係,上下不對等」的理由而不被直接信任,他們必須掌握事件卻又不能問太多(有調查之嫌),也不能基於社交網絡近於被害者而給予心靈支持(有不專業的輔導之嫌),不能過分干涉、重新教育、重整或陪伴被害者的受創經驗,有許多事都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只有:無論被害者是否同意,都必須「認真看待,嚴肅處理」(如學校端的處理:逕行檢舉或通報)。中間階層被剝奪的權責往上傳到高階層人士手中,由高階層人員來調配資源、主導調查、判決、輔導與矯正教育。性平機制的權力金字塔最高層,於是擁有雙重權力,一個是來自他們自己階層本身調配得以的能動性,另一股力量則來自限制中間階層之後獲取的讓渡之力。

網路上正義鄉民的閱讀認同位置,或多或少地誠實暴露出性平情感的真正目的。鄉民從校園外部觀看校園裡發生的性平事件,不自覺地在上述性平權力金字塔的「底層─中層─上層」結構中,經歷一個把「他者」(故事)變成「我身」的閱讀過程,從「於我無關」變成「…讓我想起…的創傷經驗」的感同身受。換言之,閱讀五花八門的校園性平事件,帶給性平讀者某種程度的「精神洗滌」,藉著認同受害的弱勢位置,去感受並從中獲得自我心靈的提升,情感上完成了同情/同理他人的儀式,道德情操更顯得高尚。當情感游移在最底層與最高層之間,有時感同身受地認同受害者(如:描述類似受創經驗),有時則是認同專家、學者、法官的權力位置,急公好義地評論事件對錯、究責懲兇。其實不管認同哪一個,永遠都不會認同中間階層,對於故事裡底層位置的認同(或共鳴)最終導向「只有專家才能做出正確性平判斷」的結論,顯示認同的內核情感其實並非底層,而是權力最高位,鍵盤鄉民化身成為拯救渺小人類的變形金剛,才是此類閱讀舉動所欲產出的「力」,也是此類觀看視角的權力(甚或是暴力)最終通往之處。

原《性平法》挑戰權力不對等的精神,反打造出一個巨大的權力機器,獲取的雙重權力不僅施加在中間階層要求權力讓渡,更施加在「弱勢」階層,時時劃分「底層」為「弱勢」還是「邊緣」。「弱勢」可為政策關照,「邊緣」的偏差性則應矯正或排除,不管你是需要被排除的邊緣,或是需要被關懷的弱勢,被標記出來的「底層」都不會是奪權的主體,反而永遠成為權力治理的客體。

該死而永不死的「性交」

性平教育成為國家主力政策,影響所及,教育部舉辦無數性別平等教師培訓的研習,研習中擔任講師的看起來組成分子多元,實則背景單一,清一色深受國家女性主義與性平主流化影響的學者、(同婚)同運人士、法律專家,另還有列席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數度擔任性平調查人員的主任、輔導老師,最特別的便是中央警察大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走國家女性主義的套路去談性別意識與權力壓迫,而是從網路與新聞媒體製造社會動盪與暴力的著眼點切入,本著培育警察維護社會秩序的精神,來訓練教師成為維護性平秩序的儲備軍。

要想成為「性平專家」,便不是隨便上了誰的課,也不是隨便請哪個民間團體來上課都可以,如此用盡心思的機制,哪怕是稍微偏離了性平邏輯的正軌都不被允許,正洽是性平機制漏接校園師生的開始。某位教育部性平專家在培訓現場請在座受訓教師辨識圖片中的人際互動是否構成性騷擾,其中許多圖片全然省去互動的細節與實際脈絡,令人難以下定論。儘管辨識上有難度,講者仍清楚地宣導:「這就是性騷擾,不要懷疑」。值得讚賞的是,在另一場講授性平案例的課程中,同一位講者向受訓教師分享他擔任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種種案例,他前後不一致地透露每個事件都有各自的事件脈絡和背景,不能根據表面上的意思妄下斷論1。這位講者表面做了政令宣導,實際做的是貼近個案的細緻理解,但是,他身為專家的判斷是否能被性平機制所接納?答案是否定的,貼近個案的細緻調查往往被駁回,於是不應該成為罪犯的人,在《性平法》與性別平等教育大張旗鼓的台灣,成了眾矢之的的性罪犯。性平機制將「性」劃分出高低優劣的階序,性受害的處境堪憐而值得同情(大家競相爭奪),不幸淪為性罪犯的那一方,哪怕誅殺個千萬遍,也死不足惜。

值得欣慰的是,死上幾千遍的,沒那麼容易除盡,死不透的殘餘跌進不斷擴張的巨大黑洞裡,在性平機制眼前,時時召喚著人們前去。筆者在三天的性平培訓課程中,不只一次地從講者身上看見如此近乎著魔的表達,往往表現於他們講述親身調查過的案例,講者/調查委員對案例所投射的強烈情感,表面上是在告誡「這種性不正當」、「這種行為不平等」,充滿厭惡與拒斥,卻又熱烈地閱讀著他人的性事,代替當事人的身體、性、器官去傳達感受,在每一次重述調查報告的時刻,進入每個微小卻鮮活具體的性場景細節中,以如此代入他者的方式,「同情/同理地」體驗著「我」所沒有的異質性經驗、情感與慾望。在成堆的調查報告中,以及無數個性平培訓課程中,當事人沒有自己的聲音也失去自己的性與身體,身兼調查委員及性平課程的講者們將他者的生命、慾望、性、情感與道德全數佔為己用。既便面對每調查一次便義正嚴詞地譴責一次的大量的「不對等的不倫戀」,卻還是掩飾不了調查委員(或執著於校園性平事件的法官)慾望不倫戀的事實,每一次性平事件的爆發、檢舉、通報、調查、判決,對性平權勢階級來說都將是一次新的體驗契機。

林奕含自殺後的好幾個月,全台灣籠罩在一股厚重且令人窒息哀傷霾霧裡。我在咖啡店裡聽見一位打扮整潔的白領大叔一邊指著新聞痛罵狼師,一邊細數著自2000年以來他銘記於心的相關新聞事例,心疼地細數「受害女孩兒」的模樣,如同點算著陳列於玻璃櫥窗裡的精緻陶瓷娃娃,這樣的現象正好顯示了性平機制自體再生產了它最厭惡的非性平物種,以及最令性平信徒感到應該隔離入罪的不平等性言行,一體兩面的是,一再否定的背後透露的是極其慾望,如同坐在咖啡店裡捧著精緻的「林奕含」們細數的那位大叔,人們對非性平不倫戀的情慾渴望,沒有比此刻更強烈過。

  • 1.例如在一個案例中,男老師學習任教學校的學生相處文化,感情好的男同學以互抓生殖器的方式打招呼,為傳達「與學生像朋友般親切」的訊息,這位男老師也伸手抓了男學生的生殖器,學生覺得不舒服而檢舉老師,家長並對老師提告「強制猥褻」(等同「性侵」)。講者對這個案例進行調查的時候,也覺得老師的行為有其脈絡可循,認為這個事件不是什麼罪無可赦的性暴力事件,因此在調查報告中判定該事件屬「性騷擾」,解除老師聘職以示處罰,以調查委員的角度來看,這種寫報告的方式已經算是從輕發落。然而,不幸的是,該案件走入司法程序後,性平調查報告遭法官糾正,改判該教師「強制猥褻」,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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