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暘基康復之家實景。六人一間的寢室，空間不算擁擠。不過，在公視獨立特派員「康家要找家」影片中，這樣大小的空間，一度被社區居民指控為「集中營」。右圖為部份公共空間及廚房、餐廳所在。（攝影：周孟謙）今年（2013）7月，我拜訪位於基隆市孝忠里的暘基康復之家籌備處。這是一個面積約146坪的單層建築物，位處一個已完整開發、生活機能便利的住宅區，緊鄰深美國小，規劃有42個床位。從2010年申請設立迄今，已經過了2年有餘，如今內部依然只有簡單的家具與床組。籌備處的主任郭勢勇帶著我在空曠的屋裡走了一圈，向我介紹：「這裡是浴室，這裡是學員的臥房。後面有個院子做曬衣、活動的空間，這裡會規劃成廚房，擺些餐桌，學員可以自己買菜煮食；出入登記一下名字，……這裡，這裡會擺幾張沙發，電視我都買好了，但是不敢搬進來。」
暘基，同時也是基隆唯2申請中的全日型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在此之前，總人口數接近50萬人的基隆地區，是台灣本島最後一個沒有住宿型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的城市。
什麼是「社區精神復健中心」、為什麼我們需要社區精神復健中心？精神病患不就是應該要在醫療機構內接受治療、與社會隔離嗎？「精障者」是危險的未爆彈嗎？長達2年的時間，暘基康復之家到底遭遇了什麼樣的阻礙遲遲無法設立，這阻礙是單一個案還是具有普遍性的困境？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只攸關我們如何看見、回應危立於邊緣的族群，也在於共同生活於社會中的人們如何看待疾病、障礙，污名與回歸。
200分之1的人們
在進入暘基的故事之前，讓我先補充一些關於背景的資料。精神障礙到底是不是一種病？我寧可將其視為某些生活功能暫時性失能、失調的狀態。這種失調與失能，不同程度地影響生活、造成不便；中性地說，精神障礙也是人們活在高壓、扭曲現代生活中的一種折射與現象，而障礙者與照護者的處境，則是社會課題。以下提到精障者時或沿用所謂「病患」、「患者」、「發病」等語詞，只為權宜，為使讀者容易理解文字指涉的事物。然而關於健康／疾病、正常／異常的辨證，是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限於篇幅在此先暫擱置。
根據衛生署（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在民國100年的統計，當年度共計有223萬人曾赴精神科、身心醫學科求診（包含門診及住院）。而列冊的慢性精神病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共計有11萬3千多人。也就是說，在台灣，每10個人之中就有1人曾自覺或被動地因為精神問題求診，而每200人之中，就有1人經鑑定為罹患輕度到極重度不等的精神「疾病」，是需要長期性、持續性醫療及復健照顧的退化型患者[1]。這還只是相關主管機關能掌握到的、有進入醫療系統的數字，基於各種原因而流離的黑數更是無法估算。
「他們」在哪裡？誰在承擔照顧「他們」的責任？障礙的成因，往往不只是在於個人，那麼，我們如何思考及回應這樣的共同處境？
去機構化之後，復原從何開始？
慢性精神病患至少背負雙重弱勢：其一是退化性、複合的身心障礙，使其癒後仍有可能需要長期復健照護；其二，是伴隨終身的社會烙印污名，使得他們在回到社會的過程中困難重重。1960年代，英美精神病學界結合國家資源，興起去機構化運動（deinstitutionalization），認為在新的精神病藥物發明後，精神病人的急性期往往可以快速得到控制，因此應當回歸社會，由家庭、社區接續之後的照護。
這件事情，並非只存在著光明的人道關懷，更大的考量其實是「醫療照護成本必須減少」的資源分配需求；去機構化，讓中央政府從公立精神病院的龐大開支中解脫，經費得以流向給其他社會福利部門。
人道關懷與醫療資源限縮，兩者合一的結論是反對永久隔離及「社區照護意識形態」，訴諸的其實正是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照護責任的呼喚。也只有在社區、社會，真正做好準備來分擔這個責任的前提下，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才不是被逐層緊縮醫療體系拋下的棄兒。
1995年，台灣將慢性精神病患納入《身心障礙保護法》的保護對象，健保也將「社區精神復健」納入給付範圍；同時，精神科醫院因應保險體制要求，開始縮減慢性病床。許多被研判病況穩定的長期住院病患面臨出院的要求，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家可歸。許多人在發病期間失去婚姻、工作、親緣支持，更根本的問題則是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隔離，對於社會生活的適應性已退化到無法立即回歸的程度。
斷裂的橋
這意味著介於醫院與住家之間的社區精神復健中心，可以成為他們回到世界的橋。康復之家是社區精神復健重要的一環，也是康復中的精障者，重新摸索與認識世界輪廓、也讓世界重新接受他們的中繼站。美國精神醫學會對康復之家的定義：「精神病患康復之家，是為要增強精神病患或因精神疾病而造成缺陷者的社會適應能力，使他們繼續留在社區中，盡最大的可能參予社區生活的一種居住機構」。更簡單地說，包括康復之家在內的社區復健機構，擔負著健康、復健、居所、社交、工作訓練、情感支持及培力等任務。
然而，根據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簡稱康盟）同樣在100年度的統計資料，各縣市的康復之家床位，平均1萬人只有1.72張；其中，台北市有1,077張、高雄市也有382張床位，同樣在今年因安田康復之家事件（相關文章）而爆發社區居民抗爭的台南市，只有44張床位，每1萬人0.23張，列居本島第2低。而基隆呢？1床都無。
在每200人就有1人是慢性精神病患的台灣，在去機構化、回歸社區復健為中央方針的台灣，地方政府和社區，看來並沒有準備好要接納康復者的回歸。
無家者與有家者
現在你已經暸解背景。讓我們走得更深，看看有血肉的人生。有1名長期住在康復之家的個案，今年53歲，在被轉介到南部這所康家前，她在台南市立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住了6年，是不見天日的6年。她的急症期早已過去，溫和穩定，醫院也覺得她再沒有任何理由隔離於社會，然而逼在眼前的現實是：父母亡故，前夫在她發病時和她離婚，無子無女無財產，離開精神病房，她能去哪裡？能從哪裡踏出第一步？她唯一的親人是住在嘉義的兄嫂，但是在醫院試著聯絡家屬時，嫂嫂很明確地說了：「我們有幫她留1個塔位，將來她的骨灰罈還是可以回家。」言下之意，就是不到黃泉不再相見。另1個年輕的個案，23歲，母親在她年幼時離家出走，她在青春期後發病，父親也在不久後過世。她是在公園遊蕩的時候，被警察送到嘉南療養院，穩定後被轉介到康復之家。她說：「在外面我很緊張，會怕，如果這裡住了幾年以後又要我走，那我要去哪裡？」
也有人是還有家的。
我在拜訪南部這個康家時，認識了王大哥。王是最普通的姓氏，我也希望讀者想像他是一個最普通的、在鄰里間隨處可見的中年男子。我幾次去他都在，忙進忙出，接待、搬水，有時看到他騎著腳踏車去買菜，打個照面就鑽進廚房。我一度以為他是社工或管理員，後來才知道他也是「住民」。和他攀談，他讓我看他的藥，分類盒裡七八種，「怎麼這麼多？」我驚問，「所以我很安全啊，哈哈。」他開我玩笑，看得出我緊張；其實裡面有些是維他命。
我問他吃藥會難受嗎？他說不會，這些藥讓他比較「有力氣生活」。王大哥有妻子和2個小孩，經營電器行，3年前他發病，出現幻聽，持續不斷、只有他聽得到的聲音讓他覺得自己得到某種神啟，朋友帶他去廟裡，乩童說神明要派任務給他，要他去殺「壞鬼」。他開始相信壞鬼躲在電視機裡、電腦裡、汽車引擎室裡，他用球棒一一砸開，在寒流來的時候他把家裡熱水器也打壞了，小孩沒有熱水可以洗澡。妻子安排把他強制送醫，他說他現在想起來一點也不怪她，不這樣做她和孩子也生活不下去，他也淡淡地說，但是那天的混亂他竟記得很清楚。
也許是太清楚了，也許他沒有釋懷。他說他不會回去。現在偶爾父母接濟一點金錢，其餘便靠他在社區幫忙洗車和打掃公園，支付康家每個月大概6,000塊的伙食和住宿費。他說他想慢慢找份正職，「自己站起來，要回去要像個男人一樣回去。」我問：現在還會聽到聲音嗎？「我說沒了別人也不會相信啦，」然後他幾乎要算是曖昧地笑了一下，「我現在會分辨，我不會砸東西了。」像是告訴我一個秘密那樣，他說。
2005年國立陽明大學研究生姚敏貞[2]，曾針對23家位於台北市的康復之家及其中的「住民」做過量化分析，共254份有效問卷。其中關於進入康復之家的原因，超過8成的住民表示是迫於無奈（61.8%為家人要求入住，18.9%的人是無家者，包含路倒精神障礙遊民被社會局送往機構托育養護），另外有11.4%的人為年長者，自願住進康復之家的原因是不想要拖累子女。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個一個掙扎著回歸與康復的人，他們或是沒有家，或是不能歸、不願歸，各有情由。
與王大哥告別時他送我到巷口，牽著前後車輪不同粗細、鐵圈生滿銹斑的腳踏車，說要順便去上工。我說王大哥你腳踏車的車輪胎前後不一樣欸，這樣不會不好騎嗎？他笑了，說這輛腳踏車是他用好幾台廢棄腳踏車的零件自己組裝的，「我是康家裡唯一的有車階級。」
聽到這裡，你應該可以對暘基康復之家的42個床位，有比較具體的想像了。首先，它們可以是42張慢性病房的床位，空出給更急迫需要醫療資源的人。其次，也可以是42個康復中的、病情和緩的精神病友，回歸社會的立足點。它們更可能是42個家庭放下長期負擔、稍稍得以喘息的機會。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在社區精神復健資源如此匱乏的基隆市，2年過去了，暘基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