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

二二八論述本質與現象的顛倒

由於國民黨的管控與禁錮，「二二八」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黨外」時期，才重新回到台灣社會的關注之中。一直到90年代中後期，台灣官方才有了相關的紀念儀式，二二八也伴隨著島內教科書史觀與論述的調整，成為中學台灣史教材當中必學的歷史事件。

自二二八成為島內公開討論的議題以降，台灣史學界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各種回憶材料與官方檔案，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儘管於此，二二八在島內的主流論述，反而愈形簡單化、僵固化與圖騰化。借用專研台灣光復初期歷史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的形容，二二八論述不斷地被「政治魔咒化」。簡而言之，二二八論述在島內藍綠格局的支配之下，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抽空了歷史脈絡，由歷史問題轉變為十足的政治問題。1

「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由省籍概念衍生出的「唯族群衝突論」。對於民進黨或台獨派而言，「唯族群衝突論」將二二八解讀為「外省人（中國人）迫害本省人（台灣人）」；對於國民黨，以及在政治光譜上接近的其他政治勢力而言，為了反制民進黨與台獨的論述，則是將二二八解讀為「本省人（台灣人／皇民）迫害外省人」，從而發展出實質效果在為當年統治者辯護的「反民逼官論」、「民逼官反論」與「皇民造反論」等。這兩種看似截然衝突的論述，實則都將「外省人」與「本省人」總體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並且在不同的程度上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將二二八擴大解釋為中日戰爭在島內的延續，反而使得區域差異的表象，取代了屬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本質。

由查緝私煙偶發事件引起的二二八，夾雜了台灣光復前後積累下來的複雜結構，只有從中掌握具有合理性的歷史主線，才有接近真相與本質的可能。令人遺憾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在百餘年來兩岸短暫統一的四年（1945至1949年）之間，其後兩岸又因內戰與冷戰的雙重因素再度分裂至今，走上了兩條歧異的現代化之路。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內部的討論，很容易就忽略了事件發生當時台灣人已經「重做中國人」，將二二八從近現代中國歷史與世界格局的脈絡之中抽離，成為一島史觀。相對於此，因為長期的分離與隔閡，大陸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也顯得陌生，往往通過媒體傳播不自覺地戴上了島內藍綠當局的有色眼鏡看待包括二二八在內的台灣問題。

發生在光復初期的二二八，牽涉到的不只是民族歷史的中斷與接續，還包括了更高範疇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近代中國兩岸造成的傷害與遺留的瘡疤，至今都還制約著兩岸的互動與前景。70年後，已經到了讓二二八從歷史與政治迷霧之中走出來的時刻了。

社會性質變革與國民黨掠奪

二二八發生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之後的第二年，台灣人在日據時期保有的漢人文化與民族意識，進一步取得了中國人的正式身分，這是首要理解的變革之一。不能否認的是，日據末期由於窮兵黷武的戰爭動員，確實為台灣的社會與經濟條件造成了破壞，為光復後復原工作增加了難度與阻礙。2

但是更為關鍵的社會性質變革，更必須納入考察的範圍之內。台灣繫獄最久（34年又7個月）的白色恐怖政治犯、著名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家林書揚先生曾分析，二二八前後台灣人民面對的是一個來自大陸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戰時政權」，「在一塊甫經收回的早年失土上，以勝利者意態所採行的、特殊而貪婪的接收政策的直接後果」，3因此在1947年「逼」出了二二八事件。

光復之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掠奪是不爭的事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1946年3月閩台通訊社編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中已指出台灣同胞在光復時的「百度的熱情」，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變為冷淡如冰」，其背後的原因體現在監理政治的錯誤、軍紀官紀的腐敗、教育界的腐敗、交通行政及業務的混亂等方面。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物價飛漲，居於當時全國之冠，台灣也從產米區陷入了無米可吃的糧食恐慌之境。該《報告書》最後建議：「中央應該派調查團去調查，不應該讓官僚來激成民變」。4但未能阻止情況繼續惡化，終致隔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此外，光復之後國民黨接收了日據時期原由總督府專賣的行業，其壟斷性與統制性更甚於前，台灣人的感受如林書揚所說：「在台灣人民看來，接收日本資產，獨佔台灣經濟權益的國府資源委員會，無非是取代日本總督府的最大剝削者」。5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形象地描了當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困境。

「白薯的悲哀」

對台灣人來說，日本戰敗後與光復之初普遍仍沉浸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興奮之情，對於祖國的認識以及未來政治上的安排與發展，還未有深刻的體察。例如親歷二二八的陳明忠先生，在其回憶錄指出戰爭末期日本敗象已露，「誰都知道日本會輸，但戰敗之後怎樣呢？不知道，沒想過……」。6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的妻子馮守娥也有類似的回憶與感受：「之前曾聽到傳說日本可能會戰敗，但是完全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那麼快，所以全家都非常高興，以後不再受日本人欺負了。」7

光復之際台灣人民類似陳明忠與馮守娥的反應，就如台灣史學家戴國煇所分析的：「當時台灣老百姓的那種狂熱，裡頭並沒有任何階級性、地域族群性或其他的因素；可以說只是一種素樸的民族情感流露的中華民族主義罷！」「但與大陸隔絕有半世紀且光復不久的台籍人士，本來就對中國大陸的一切，缺少正確的認識，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8

另一方面，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則是帶著勝利者的「優越感」，面對台灣這片失而復得的領土。陳明忠回憶，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9分隔了51年之後，在國民黨官員優越感的作祟下，將復歸中國的台灣人視為受皇民教育「奴化」的群體，從而將清除「奴化」思想做為治台的重點政策。例如光復前國民政府為了接收台灣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於1945年3月公佈《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包括了「廓清奴化思想」；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聯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與台灣省黨部，開展了「奴化」批判運動。10

當時治台官僚從上到下絕大部分是外省籍人士，台籍人士所占比例低。日據時期台人在官僚體系中被歧視與排擠的現象，並未因為光復而得到應有的改善。日本學者橫地剛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發動的「奴化」批判，事實上是以「奴化」為藉口，拒絕台籍人士參與中國的政治運作。11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認為受日本皇民教育「奴化」的台灣民眾，是沒有資格與其他的中國人民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

光復後台灣流傳這樣一副對聯：「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12以此諷刺國民黨政府始終以「奴化」的觀點對待台灣同胞。

及至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皇民奴化」一直是國民黨掩飾其貪污腐化、治理失敗的主要藉口。事件後國民黨發表的幾份調查報告，諸如1947年3月國防部新聞局的《二．二八事件始末記》、1947年3月3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1947年4月16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二二八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等，都將二二八的發生歸咎於「奸黨煽動」與「皇民奴化」兩大主因。

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陳逸松，光復後曾當選台灣省國民參政員，二二八發生後不久他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希望中央能為二二八事件妥為善後。據他回憶，他所面見的蔣介石、白崇禧與李宗仁等高官，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人煽動所致。他灰心且氣憤地認為：「我不以為然，如果這麼說，台灣人豈不都變成受人煽動的愚民了嗎？」「我看南京政府上下都以這樣的思維處理二二八事件，不肯也不敢檢討自己的失政，也沒有政治氣度道歉，才會把事情拖到今天。」13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被日本人蔑稱為「清國奴」（チャンコロ）。按戴國煇的回憶，「清國奴」還只是日本人對台灣人「最起碼的罵法」，14但已經對於殖民地台灣人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傷。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此前則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目的在於動員台灣的「人心」，「要求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具有同樣顏範、採取同樣行動」，將台灣人塑造為「帝國之忠良臣民」。15但在「教化」過程中，又設下了種種門檻，使台灣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光復之後，台灣人在島內仍然面對著來自統治階級以「奴化」為名的歧視與拒斥。在祖國大陸活動的台灣人，也同樣面臨同胞的誤解與排擠。台灣著名作家鍾理和回憶了他在北平的親身經驗：「台灣人──奴才，──似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身份的「差別化」與「特殊化」，逐漸在台灣人心理之中累積為鍾理和所形容的「白薯的悲哀」──「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16

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台灣光復以來，有了客觀上的社會性質變化，再加上經濟困頓，社會沒有出路，以及政治上的「奴化」指責與差別待遇，台灣人「白薯的悲哀」心態的出現，就說明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在主觀認知上出現了巨大的落差與悖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悲劇。不過，二二八也可理解為一個尖銳的思想問題，不斷地質問著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經過51年的分離與隔閡，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葉芸芸認為：「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17誠然如此，但在動盪時代之下台灣人民積極將自身放進中國現實脈動的努力與嘗試，無論成敗，都應該放在合理的歷史位置上得到評價。

以對於「批判『奴化』」的批判為例，台灣知識份子透過文學討論的形式，與省外知識份子在當時《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起了一場論爭。其中不只探討了台灣新文學在中國新文學中的地位與性質，同時也試圖消弭省內外隔閡而造成的誤解。本省作家楊逵在這場論爭中發表了〈「台灣文學」問答〉訪談文章，特別針對了國民黨政府與部分不諳台灣情況的省外知識份子強調的「奴化教育」問題，做出了高度的概括與回應：「部份的台灣人是奴化了……但大多數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鬥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所以，輕易就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作祟，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台灣人民還沒有力量是因為被嚴密控制下，未能堅定地組織起來的緣故。」18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了《文化交流》雜誌，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1947年1月15日發行的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特別以文字強調了：「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之外，在政治上，台灣青年學生開始關注大陸民眾的處境，並以此投入更為廣泛的實踐。1946年以來，台灣陸續組織了幾場示威遊行，例如抗議「澀谷事件」（1946年12月），以及聲援沈崇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1947年1月），後者約有萬餘人參與的隊伍中群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19台灣民眾逐漸體認到自己的處境，與內戰深淵不斷襲來的大陸民眾是一致的，在訴求上與全中國範圍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形成呼應。

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被統治階級對於矛盾激化已深的官民結構的總體回應：打倒貪官污吏，要求民主自治。「官逼民反」是較為接近事件本質，也具有常識性的判斷，其背後所富含的歷史意義不應該被事件的表層現象所掩蓋。「官逼民反論」並不否認事件初期的混亂現象，也未曾主張事件是由台共或地下黨所領導，而是承認台灣人民在其中的主動性與能動性，最終發展成為捲進無數要求民主和平的省內外人士參與的人民運動。因此，從事件的訴求與發展方向來看，二二八從來不是區域性的外省／本省之間的對立衝突，而是被統治階級對於統治階級的不滿的集中爆發，充分體現了「轉折年代」中人心向背，在客觀的態勢上成為了全國反蔣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確實是至今難以撫平的民族悲劇，但它卻有著刺激覺醒、啟發思想的另一面。為了爭取民主自治，同時避免內戰持續擴大波及台灣，台灣人民從原有素樸的民族情感，上升到政治意識的自覺。省外知識份子也體認到反內戰民主運動的成功，不能沒有台灣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因此，二二八事件在人民的立場上，促成了相互聲援與合作的團結局面。這是台灣人民「重做中國人」的自主性努力，也是全中國人民將台灣人民重新放回視域之中的全新發展。

許多親歷二二八的當事人回憶，事件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保護，視對方為同胞，避免他們受到無端迫害，這個情況在台灣從北到南都可見到。比如時為台灣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及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的曾重郎，強調了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學生與當時大陸籍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之間相互扶持的經歷，他稱之為「終生難忘的情誼」。20省外人士也積極主動投入台灣人民的抗爭運動之中，例如當時正在台灣公演話劇的歐陽予倩，見到群眾發起示威，他隨即加入群眾之中並以日語發表演說：「國民黨貪官污吏欺壓你們，你們就起來同他們鬥爭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貪官污吏，是來演戲的，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21著名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是出生於重慶的黃榮燦創作於1947年，讓當時的大陸民眾充分感受到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民的真實處境；出生於廣東的木刻家荒煙，1948年完成紀念聞一多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其創作動機正是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件的鼓舞。

在事件之中，全省各地的人民團體大量成立，一方面維持穩定，另一方面與國民黨政府持續抗爭。當時台灣民主聯盟發表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即已將台灣問題納入中國問題的視野之中。事件之後，在大陸的台灣人團體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天津市台灣同鄉會聯合發表《二二八周年志》，內容收集了大量國內報紙的社評與知識份子的訪談，呼應台灣人民提出的訴求，也做出如下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台灣省是中國的，反對一切出賣台灣的陰謀，台灣與全國同胞毫無仇恨，二二八的犧牲者是建設台灣的基石！二二八是打倒陳儀及貪官污吏的義舉，不是排除外省人的暴動，我們要求實行中央諾言，實施台灣地方自治，省縣市長民選。」22相應於此，包括李濟深、郭沫若與全國學聯等民主派人士或團體，也紛紛發表文章，不僅聲援台灣人民的運動，也鼓勵兩岸人民攜手合作，反對獨裁政府、爭取民主和平。

「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二二八事件發展至此，已經脫離了一島內部的抗爭性質，上升成為全中國人民必然共同面對的問題。台灣人民在鬥爭的過程中，也必須直面戰爭與和平、改良與革命的歧路選擇，23這是二二八事件後做為中國人的台灣人不得不回答的艱難考驗。在此情況下，二二八後期的兩條歷史主線，就是對此歧路的正面回應。第一條是，二二八事件並沒有促使「台獨」成為選項，反而是使得大部分的台灣進步青年，對國民黨代表的「白色祖國」失望、絕望，而將希望與視野轉移到了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祖國」，從而加入地下黨鬥爭。24第二條是，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台籍菁英在國民黨展開大逮捕後，逃亡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台灣人民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

今天「台盟」在大陸一般被視為八大民主黨派的參政黨之一，但其歷史意義卻遠遠不僅於此。台盟是二二八最為直接的產物，同時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此性質在兩岸長期遭到忽略。1947年3月20日（農曆2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台灣自治運動〉，站在聲援的立場上呼應了台灣人民的訴求：「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251947年11月12日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的台盟（前身為「新台灣出版社」），一方面繼承了台灣人民「民主自治」的要求，26另一方面與中共以及國內民主派人士來往合作，1948年直接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並在1949年北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參與籌建民主聯合政府；10月1日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新中國的誕生。27

台盟建立以後，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在台灣進行的「託管」與「獨立」宣傳，將台灣的社會變革與反蔣、反美涵蓋進中國革命的戰線之中。28就此而言，二二八之中台灣人民提出的「民主自治」，通過台盟進一步轉化並且直接內在於中國的革命進程，在新中國政權的性質上得到體現。如同林書揚所言：「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29這一條主張「有了統一才能自決」的路線，是二二八事件對於當前現實政治帶有啟發意義與思想高度的歷史根源。

藍綠格局制約下的台灣認識

回過頭來看二二八事件後地下黨在島內的活動與鬥爭，隨即面臨到1950年朝鮮戰爭的衝擊。美國第七艦隊藉此「進入」台灣海峽，國民黨政府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在島內展開了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政治肅清，首要或唯一的對象就是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致使承接自日據時期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遭到幾近覆滅的頓挫。同時導致兩岸再度分裂，在內戰與冷戰雙重掣肘的態勢下長期隔絕。做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亦即如何再做中國人的問題，就隨之被迫中斷，退出於兩岸人民的思想視域之外。

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以及戰後國民黨在台逐步走向的以美國為依歸的「新殖民體制」，日據時期以來台灣歷史所呈現出的複雜樣態全部被收攏進以「反共」為最高前提的敘事之中。國民黨在台灣雖然提倡中國民族主義，但結果就是建構出了排斥大陸與左翼的虛假中國認同。「中國」之於台灣的意義，就是從「內部的他者」不斷成為「外部的他者」。30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成為台灣統治者之後，由於兩者共有的高度附庸屬性格，進一步將「反共」的認同上綱為「反中」的認同，實為一體之兩面。

在「反共」與「反中」的交相作用下，台灣關於歷史與現實的種種討論，幾乎只能被收納進藍綠的格局之中，凡事都被簡化為「藍vs.綠」的二元對立論述。因此「國民黨（藍）＝外省人＝統」、「民進黨（綠）＝本省人＝獨」的簡單公式雖然具有明顯且誤導的錯誤，卻以刻板印象的形式普遍存在於兩岸社會對於台灣問題的解讀之中。以二二八為例，民進黨或台獨派主張是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國民黨與立場接近者就反過來主張是本省人迫害外省人。這種對立式的「追殺史觀」，全盤解消了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之中「重做中國人」的奮鬥，以及二二八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意義與定位。

當藍綠框架逐漸影響當今大陸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時，簡單地把台灣分為「親日／反日」、「台獨／反台獨」等兩種群體，那麼「白薯的悲哀」就有復發的高度危機。重新思考二二八以來的歷史轉折，事實上有助於求索當前包括大陸與台灣在內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出路，也能從兩岸的歷史資源之中，壯大、豐碩「中國」的內涵。3170年後重探二二八，無論對於大陸或是台灣，都能從中找到更具超越性、包容性的思想線索。

• 1.曾健民：〈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載於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二．二八：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頁。
• 2.可參考時為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的回憶錄：塩見俊二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版。
• 3.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 4.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頁。
• 5.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 6.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 7.許雪姬、楊麗祝訪談、吳奇浩記錄：〈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載於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17頁。
• 8.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153頁。
• 9.陳福裕訪問、史學敏整理：〈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ChenMingZhong/2017_02_28_396327_s.shtml。
• 10.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68-269頁。
• 11.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71頁。
• 12.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 13.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1-107頁。
• 14.戴國煇：《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2頁。
• 15.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41-145頁。
• 16.鍾理和：〈白薯的悲哀〉，載於《原鄉人》，遠行出版社1976年版，第165-174頁。
• 17.葉芸芸：〈殖民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課題〉，《觀察》，第43期，2017年3月，第58頁。
• 18.楊逵：〈「台灣文學」問答〉（1948年6月25日），載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人間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頁。
• 19.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人間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403頁。
• 20.曾重郎：〈終生難忘的情誼〉，載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87年版，第95-101頁。
• 21.吳克泰：〈歐陽予倩在台北演話劇──回憶二．二八前夕的一幕〉，轉引自卓言若：〈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際〉，《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ZhuoYanRuo/2017_02_28_396315_s.shtml。
• 22.《二二八周年志》，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編印，1948年3月28日，第23頁。
• 23.卓言若：〈「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激流網》，2017年2月28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9668。
• 24.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
• 25.吳藝煤主編：《大陸台胞與「二．二八」事件史料集》，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6頁。
• 26.二二八之中的武裝鬥爭，分別是台灣中部由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以及嘉南一帶由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兩人都是地下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最後的定名，周明（古瑞雲）有此回憶：「在四大家族的專政下，若不實行自治便無民主可言，『自治』與『民主』不可分割，而且在『二．二八』鬥爭中，為處委會『三十二條』所集中表明出來的台灣人民普通的政治訴求正是『民主自治』，遂決定命名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參見古瑞雲：《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人間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211頁。
• 27.吳國華、吳藝煤主編：《台盟創建初期的地方組織》，台海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 28.汪毅夫：〈天然反獨的二二八之子〉，《海峽評論》，第315期，2017年3月，第55-57頁。
• 29.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 30.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9期，2015年6月，第262-265頁。
• 31.相關討論可參考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第95-139頁；呂新雨：〈「台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台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台灣問題」〉，《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汪暉：〈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載於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強世功：〈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載於《立法者的法理學》，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63-3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