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年改的「暴動」被各方咒罵和痛批。尤其一些社運人士，生怕反年改的激烈陳抗污名化了一般陳抗，而落井下石、急於切割。作為也是一個社運過來人，覺得這點特別值得討論。
當然反年改的戰略、戰術、論述都無疑是相當失敗（長期都是如此，不是這幾天），而且明顯在爭取社會認同上是造成反效果的。但社運本來就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不能單一以膚淺的資源動員理論來衡量運動效果。這波軍公教的激烈化，有太多社運本體層次的議題值得深思。
先回顧一些重大衝突事件，以避免歷史健忘症。就陳抗手段的激烈化，或是脫離最偏狹的「和理非非」鳥籠來說，藍營早在2004年319槍擊案後的幾波抗爭中丟了汽油彈、蒙面、拉倒幾層樓高的鷹架阻擋警察，並追打了記者，這也是後來紅衫軍的和理非非能取得霸權式正當性的前提；綠營在2008年抗議陳雲林來台事件，群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前火攻圓山飯店、與警察肉搏激戰，這是孕育出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和318佔領運動的前導事件。
所以批判或切割反年改的激進手段，請一樣批判2004年和2008年的運動手段。不要兩套標準。
軍公教反年改 有其正當性
一定有「批判反年改、支持反陳雲林」的人會說，目的必須有正當性，目的和手段必須相符合比例原則。
反年改當然有正當性。從台灣的環境來說，軍公教本來就是勞動力價格的標杆（連小英政權都說用軍公教調薪3%來帶動企業調薪），這是生產領域的作用；再生產領域裡軍公教退休月俸的所得替代率當然可以就是標杆（甚至也可以說正因為有軍公教的月退，勞保才不得不比照增設月退選項，使兩者差距減小），但一直沒有被成功論述，以至於被藍綠統治者，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壟斷的媒體醜化，標籤化為吃國家老本的特權階級。
軍公教薪資不高嗎？為何軍公教加薪沒有被痛罵？因為它是標杆！所以當這個利益可以社會化時，不會被攻擊。
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過高嗎？教科書說，理想的所得替代率是七成以上，那台灣有一群人能達到世界理想水平，不是台灣之光嗎？而且證明國家公有制才可能達到這個理想水平，貪婪資本家的私有制不可能。
如果年金改革是要降低那些領到七成以上的資深軍公教和高官的替代率，降低貧富差距，那不必全稱式的羞辱軍公教。
尤其執政者在其他議題：稅改、工時、國假、加班等等，完全與縮小貧富差距背道而馳時，統治者在年改的宣稱上有什麼正當性？
受新自由主義洗腦的納稅人說，國家稅收不足、財政困難，軍公教要共體時艱，少領納稅人的錢。那吃掉國家更多稅收的資本家和財團，怎麼不會被同樣羞辱？至少一起罵罵吧？
媒體污名化 反年改走向激進
社運的紅線是不能得罪媒體？怎麼可以打記者！是的，但這都是假設社運都願意在鳥籠遊戲規則內行動，當社運已經跨越到遊戲規則之外時，媒體角色就可能是警方間接的蒐證工具，它不會是中立的！（媒體會替衝撞警察的群眾打馬賽克，保護他們的身份，並且拒絕交出影像給檢方嗎？）
2004年319槍擊案之後的運動裡，藍營群眾是拿國旗旗杆毆打藍營年代電視台記者，因為群眾已經超越法律界限，他們為了自保，不願意被媒體拍攝，也不需要被傳播。根本已經超越藍營群眾打綠營媒體的表象膚淺層次。
還有，當運動被污名化到放棄自我辯解，並走向激進時，它就已經脫離爭取社會認同的階段，任何經歷後911的媒體人，難道不知道當今全球最難面對的議題，是被社會排斥的極端主義者根本是要挑釁社會、震驚社會，怎麼還那麼幼稚的以為凡運動者，人人都得善待媒體？
而且媒體豢養名嘴，天天散佈仇恨語言，獲得收視率和廣告，最後來一句「來賓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請問記者團體會和這樣的電視台撇清關係嗎？平常為了生存，容忍電視台放棄它的中立性，最後承擔在群眾現場的職業風險，也是剛好吧？
曹長青在民視頻道主張用國安級軍警力量，對反年改行動者抄家、逮捕、鎮壓，因為他們是中共同路人。記者團體如果沒有譴責這種戒嚴時期的蔣家式言論在媒體傳播，那又有什麼正當性來主張記者中立，各種陣營的群眾都該保護記者？
媒體無法營造一個inclusive包容的公共領域，是社會分裂和激進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責任，但個別記者無法豁免責任。
反年改運動有太多愚蠢錯誤值得撇清，但不能選擇性和幼稚的撇清，那就是諂媚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