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四 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

責任主編：孫窮理

兩岸ECFA架構下的《服貿協議》，近日在台灣引發了許多反對聲音，粗略區分，大致上可將針對經濟因素的反對意見，分為兩種：

第一種，我們稱之為「代表資本利益的反對」，反對者支持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但批評此次服貿談判出來的條件不利於台灣；第二種，是所謂「代表台灣勞工階級的反對」，他們對自由貿易態度曖昧，在論述策略上，較側重保護台灣「弱勢」（產業），或言「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警告勞工失業問題可能隨之而來。

暫且不看內容，上述兩種反對立場，論述軸線其實弔詭地順應了一個最主流的政治邏輯與認識框架──即兩岸談判，主要仍是由兩個國家作為發動單位（即便名義上因特殊關係以海基、海協取代了國對國），並各自打包雙邊區域的整體利益作為談判基準。市場開放的利弊得失，大抵被放置在兩個國家整體談判的圖像上進行評估：「台灣，究竟得了幾分、又失了幾分。」這對第一種反對立場而言，可以理解是具有完全正當性的，但令人不解的是，第二種貌似親近某種左翼話語的「反對立場」也是在這個主流「認識框架」中操作。

對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批判，在地左翼反對論者最不應犯的錯誤，就是把自己與批評的對象──主導談判的國民黨，及可能在其中主要獲利的財團──打包為利益一致的整體，而是應從一個既內在於民族國家又超越於它的階級立場，指出市場開放或者特定政策，在全球資本積累與階級剝奪中的可能作用。第二種反對立場的確在論述策略上樂於指出《服貿協議》將可能有利於資本家（特別是大型資本），而無助於工人階級，然而，一旦論述範圍超出台灣，涉及中國大陸，卻立刻落回雙邊整體打包的框架。這於是造成了一個無法避免的效應，即不但難以徹底分析各自內部存在的矛盾與差異，也難以誠實面對資本（例如「台資」）在他方所造成的傷害與剝奪。

第一種立場無視於階級，第二種立場，我們將指出，是以階級作為國族論述的策略手段。這是《服貿協議》爭議所展現的第一個重要問題，但不是唯一問題。也許更重要而更隱而不顯的，是這些爭議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繼續深化冷戰框架，無法將《服貿協議》的爭議置放於一個今日的冷戰政經體制中討論，其中的關鍵的問題之一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東亞區域中，論述自己身在其中的責任，包括和平與正義？而沒有和平與正義的「繁榮」，又意味著什麼？我們的能力雖淺，但企圖打開這個被遮蔽的論述叢結。

代表資本利益的反對

第一種反對意見者多來自經濟學界，例如台大社科院長林惠玲，或者台大經濟學系系主任鄭秀玲等，他們都強調「不反對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原則上有助於刺激經濟」。而此次服貿的主要問題則在於怎麼開放，他們批評談判結果，對岸市場向台灣開放不夠、應該更加開放，而台灣則是過於開放，因此是不對等。換言之，這種發言位置主要所代表的利益，其實是（扣除掉那些必然獲利的大型資本之外）中小型的資本家或企業主，他們的反對，是為了爭取這些資本家在市場開放的談判中，分得更多利益與談判籌碼。

鄭秀玲多次在公開發言當中，強調簽署過程應與相關行業公會討論，另外像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更號召可能受影響的相關業者，致電立委表達反對。這些發言，都清楚顯示出此類反對意見的發生位置，以及它所想像的連結對象。

我們的好奇在於，被上述反對意見作為代理對象的資本家，在他們「尚未出走」前，在台表現又是如何？或許我們更該看看，那些在美容美髮行業中，以「建教合作」與「實習」等名目無償幫客人洗頭的小弟小妹們；那些工作不穩定，領低薪工作又爆量的出版社編輯或美編…他們都身在什麼處境下？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一文，大概是近日最有直接動員力的文章之一了。這篇文章中，郝明義清楚展示他將獲利目光放眼對岸出版市場的企圖心：

然而，這份企圖心還需要搭配另一條訊息來看，才堪稱完整。同一位郝明義先生，在他去年（2012）所出版的《工作DNA》一書中，有個章節標題是這麼下的「三十歲以前不要計較的事情」，內文鼓勵職場年輕人不要計較工作負重和待遇，盡量接受折磨、訓練：

想當然耳，這種站在資方立場對年輕求職者的「諄諄教誨」，自然為各人力銀行與就業情報雜誌所津津樂道。但也正因為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當前主要的「反服貿」論述，竟能毫不加以思索地，要求包含這些職場年輕人在內的勞工們，將自身的利益綑綁於──那些本該是鬥爭對象的──終日剝削他們勞動力的資方的身上。

像郝明義這樣的台資典型，並非少數，幾乎是通案。近日同樣積極為台灣印刷業者謀求中國大陸的「准印證」的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何飛鵬，去年就曾在《經理人月刊》上，撰文提倡「5人工、3人做、4人薪」的企業管理節流之道。

在表達對ECFA、《服貿協議》的支持或反對之前，更重要的，必須要先表明自己是站在誰的利益、什麼立場，進而推導出支持與反對意見。所有以代理台灣資本家利益為面貌出聲的反對意見，註定無法處理台灣內部的勞資矛盾，因而在面對市場對外開放談判時，只能矇著眼，假裝有一種不分勞資的所謂「台灣整體利益」存在。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許我們終能映照著想起，這些討論中竟始終缺了一個與此岸的我們共同連帶的角色──中國大陸工人。

台資的擴張與侵略

不妨這麼說，當郝明義在台灣以低薪、低勞動條件折磨台灣工人還不夠，又準備好擴張其資本範圍時（如透過《服貿協議》），他對於中國大陸出版市場之企圖，就應該被理解為是一個「繼而以低薪、折磨對待中國大陸工人」的血腥藍圖。

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起，台灣資本家大舉外移至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在周邊區域展開產業鏈佈局，所圖無非是尋求更為廉價的土地、勞動力成本，附帶的效果，是促成後進發展國的資本主義化，納入全球生產分工的體系，並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層級構造當中，從各方面被滲透並受制於先進國家。

這個趨勢，在過去近30年來至今的發展其實並未有太大改變，在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與克拉克自由港區，曾遭美國海空軍基地佔領，90年代後開始成為台商投資重鎮；被稱為「馬來西亞的矽谷」的檳城，百家台資電子資訊業以廉價的廠場地價進駐；印尼的巴丹島工業區…等等。

從這個背景來看，郭台銘的富士康在「世界工廠」中國大陸引發連環跳樓事件，自然絕不僅是個別企業家的道德操守與軍事性格等問題，它更是台灣資本家挾其優勢，對相對後進國家工人的剝削問題。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轉入市場經濟，雖曾在11年後引發六四「反官倒」與1989年社會運動，卻在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之下，鎮壓了反對力量，並維持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方向。台資從8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的「西進」也對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起著關鍵性作用，除經濟與生產方式外，流行音樂、影視、小說等文化工業產品的登陸，也從生活情感與意識型態的層面，滲入民眾肌髓，並在否定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後文革」語境中，更大規模地擁抱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意識型態。

21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資產面臨強大考驗，從過去開放包含台資在內的外資進駐、逐步提高對外資之依賴，到現在針對外資國民待遇已延伸至准入前，即不得低於本國投資者的待遇；近年來，原為國有或公有，因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金融業，也要再向私有化進一步推動。2013年，上海陸家嘴論壇以「金融改革和開放新佈局」為主題召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明確表達將預備開放民營之銀行與金融機構，在這次的《服貿協議》當中，中國大陸則直接對台開放了海西區的台資銀行設立。

事實上，現在的海西區已經被打造成一個區域資本主義化、產業鬆綁「十二五計畫」的策略腹地，地方政府的動能往往比北京中央更為積極，2010年在台灣包含台塑等因環境污染問題引發長年在地抗爭的石化業，也曾看準泉港區的石化發展，而與福建地方政府共同積極籌劃注資，後來則被北京方面喊卡。對於台灣一些凡事涉「中國」便認定背後必有國族統一政治陰謀的論者而言，恐怕也就只能機械地解釋成「福建省政府比北京中央更有心於兩岸統一」了吧。

難以代表台灣勞工階級的反對論

第二種反對意見相對於第一種，看似試圖處理台灣本身的內部矛盾，反過來卻將他者對像化，將「中國」打包為一整體，因此無法真實面對在這個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趨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這種論述也共謀地中性化、受害者化「台資」的角色，而輕輕放過「台資」侵略、剝削兩岸工人的事實。

去年底出版《第三種中國想像》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大概是這一類論述的佼佼者，以最近一次他在兩督盟與守護民主平台等團體共同舉辦的「兩岸《服貿協議》社會論壇」上的發言為例，在這場論壇上，他是這麼說的：

不難發覺，雖然吳介民總樂於搬弄各種諸如反新自由主義、反惡質資本主義（或許他並不反對某種「不惡質的資本主義」）等「類左翼」的批判語言，但這些看似極其嚴厲的「反」，卻僅僅鋪陳在一個「中國因素」的敘事背景之下──原來，台灣所面臨的一切資本主義問題，起點竟然都是因為「中國因素」的導入。於是我們弔詭地看到，在所謂「中國因素入侵」的之前與之後，台灣與美、日的自貿談判，例加入WTO、簽訂TIFA、美牛美豬進口、稻米解禁、智財權公訴化，甚至日前剛簽訂的台紐自貿協議，似乎全都被吳介民的「中國因素」一筆勾銷了。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吳介民之所以如此工具性地利用反經濟自由化語言，將一切複雜的政經影響，轉譯為鑲嵌在一個龐大「中國因素」陰影之下的防禦性修辭，追根究柢，並不是因為他錯解了理論或不熟習歷史，而是，他的發言必須要服務於「台灣國族」的整體政治利益，而非一個兩岸工人階級連帶、國際主義的左翼立場時，他自然難將批判焦點集中於（同為台灣人的）台資，也難將（同為受壓迫者卻是「他國人」的）中國大陸工人與台灣工人進行連帶性的理解或分析，畢竟這將傷害他的民族情感與（台灣）國家主權慾望。

反歷史地將台灣（不分勞資）視為一個被害的受體，註定要忽視中國大陸工人受（台資之）害的事實；因為缺乏反省性論述，無論是否借重於「台勞受害」的修辭，都會傾向於陷入自戀、自憐的國族主義防衛機制。再說，近20年金融資本在台灣的發展，也從未扮演什麼「民族資本」角色，80年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下，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惡果之一，就是民營銀行以各種現金卡、浮濫放貸、衍生金融商品，生產了龐大的卡債族等問題。隨著一間間台資攜帶著這整套Know-How登陸對岸，這或許就是城市中產階級化下，大陸民眾將要面對的未來。

認識框架轉移之必要

台灣目前的「反服貿」論述，鮮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視野，以及區域國際政治關係進行討論。看似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的吳介民，將台灣所感受到的經濟問題，解釋成是由「台─日─美」的三邊貿易向「台─中─日─美」轉化，由此推出，是因為「中國的崛起」而造成關係失衡。如果順著他的視野，「台灣」在「中日美」的包圍下自然成了「帝國環伺、夾縫求生、苦無主權」的悲情小島，而中國就是那個打破惡之平衡的新威脅。於是，「兩岸自貿談判」彷彿成了各種「關切台灣弱勢與整體利益、愛台灣」的反對派殺身成仁的關鍵戰役。然而，如果將視野拉到東亞區域，從這個視角觀看台灣在區域經濟網絡之中的位置，就會發現總體圖像並不僅是如此。其實，各派心知肚明卻從未說破的，是服貿與ECFA談判背後，那個關於區域經濟版圖的梟戰：服貿揭開兩岸ECFA談判的首章，醉翁之意，在於是否、能否加入一個更大的區域性經濟的談判戰略，也就是自2012年8月開始第一次談判、計畫於2015年底前完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若將兩岸ECFA談判，視為台灣能否進入RCEP的前哨，那麼去年初台灣燃起爭議的美牛事件，以及美牛事件引爆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就是美國高調「重返東亞」的經濟戰局「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入門券了。

簡單來說，RCEP、TPP作為區域性的諸邊自貿談判，基礎在於各國、各地之間已經先行簽訂一定的自由貿易協定。自從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陷入僵局、點對點的多邊貿易體系面臨困境後，區域性、跨區域性的貿易談判於是成為國際經貿談判的趨勢。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統計，截至2013年1月，亞洲區域的自貿協定，從2002年的36個增加到109個，且正在發展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有148個，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換句話說，不僅是大國眼紅於亞洲經濟正在崛起，亞洲區域的各地、各國，也正積極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體──RCEP與TPP，則多被認為是兩個分別以中國、美國為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框架。兩大談判並存、相互競爭，中美以外的各個小國，於是利用兩者互為槓桿，啟動各自的政經戰略。

然而，在討論RCEP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即便中國積極參與RCEP，但開始啟動、主導區域談判的主體並非中國，而是東盟。這使得我們必須從一個更為歷史、結構的視角，來思索當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實狀況，而不是簡單以「中 vs. 美」的戰略格局予以定調。

超克冷戰經濟體制

吳介民提出的「台─日─美」架構其實並不僅適用於台灣。在冷戰狀況下，美國介入戰後亞洲經濟發展，50年代美國扶植日本形成資本密集型產業，60年代在美援下的台灣、香港、南韓與新加坡發展的勞力密集型產業，被結構入美日經濟圈，美國輸入資本、日本對亞洲四地輸出技術，而美國又提供市場。這個結構到了8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產業升級為資本、技術密集，而東盟四國則填補了基底，發展成為勞力密集、部分資本、低技術密集型產業。換句話說，在美國冷戰佈局的特殊經濟安排下，形成了東亞與東南亞各地從屬於日本、整個東亞地區又都個別地從屬於美國的國際關係；在產業結構上，則形成了「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特殊體質。

然而，美國一手安排的經濟冷戰局勢，到了所謂「後冷戰」時期搭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反而成為東北亞與東亞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的契機，促使當前處於製造網絡底層的東盟各國，有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與需求。在1997到2008年間，東盟開始進行有約束性的雙邊制度，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東盟憲章》生效，TPP、RCEP等有約束的多邊貿易談判開始推行。與RCEP同時進行中的多邊貿易談判，還包括中日韓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談判，在5個「10+1」的協定中，「中國─東盟」自貿區、「韓國─東盟」自貿區將進行整合，這顯示出RCEP的談判的關鍵，還在於整合中日韓自貿區，以作為區域內部主要金融資本與技術輸出地，而亞洲正在興起的龐大消費市場，成為內部形成區域市場的條件──「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出現轉機，亞洲是否能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經濟體？

而這就關係到TPP與RCEP的不同性質了。RCEP與TPP的關鍵差異有兩個，其一，是關係到用哪一種貨幣結算。由美國主導的TPP，為鞏固美元體系霸權，自然會強勢使用美元結算，並壓制亞洲發展區域結算貨幣，這牽涉到愈來愈逼近的美元危機。若區域經濟體能成功排除美元霸權，發展出亞洲區域結算貨幣，這將反過來加速美元崩潰，同時區域結算貨幣也能與美元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區隔。其二，是開放程度與進入門檻。TPP在議題範圍、進入門檻和自由化的要求上，目前都明顯高於RCEP，不僅幾乎涵蓋所有貿易項目，並在國有企業、監管一致性、供應練競爭力等議題上開了自貿區談判的先河──美國主要提案知識產權（包括藥品專利、覆蓋新數字經濟版權、著作限制等等）、投資、監管一致性、技術性貿易壁壘、透明度等5大方面，這些是美國優勢項目，美國只要抓緊這些項目，就能夠主導TPP談判。然而，這些項目對於東協等國家來說門檻過高。而RCEP的開放項目，仍被視為傳統自貿範疇，而當前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韓國──東盟自貿區」的整合談判裡，也尚未涉及知識產權、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競爭和政府採購條款等。

舉出RCEP與TPP的性質差異，並非為了要證明何者「比較友善」或具有「援助性質」，甚至，在當前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主導的談判邏輯下，「友善、援助性質」往往更可能成為資本家獲得最大利益的遮羞布。它所指出的是，東亞已經有條件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這是冷戰經濟體制埋下的根，卻發展成為當前破除美國經濟霸權、美元體系的可能因子，而美國力推TPP並企圖取得談判主導權，正顯示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排除美國），以至於貨幣一體化（排除美元），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產生實質威脅。

美國「重返東亞」的高調舉動，洩露出美元體系的結構危機正在逼近，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需求與實際動作，又在在顯示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近年來，東亞的軍事、政治危機，正是美國挾其自戰後以來於東亞的軍事霸權，深化冷戰防線、再鞏固美日安保結構，並更大規模地啟動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將目標對準中國這個「邪惡他者」。於外，美國聯合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勢力，將南韓結構入美日安保，強化密佈於第一島鏈上的海空軍事基地的調度；於內，美國又聯合港台的自由派本土勢力，啟動針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政經戰略。這關係到近2年的東亞局勢：朝鮮半島的延坪島事件、中菲的黃岩島事件、日本侵佔釣魚台與獨島事件、北朝鮮威脅論，以至今年的台菲衝突，都是區域政治與軍事衝突的火種，也因此，它成為各國經貿談判的政治操作因子──以去年釣魚台事件為例，釣魚台主權爭議一起，中日韓自貿談判就終止了；今年北朝鮮核武威脅則加速了美日韓安保結構的再整編與南韓的國家軍事化；日本近期右翼軍國主義動作頻繁，其所針對者，還包括南韓新總統朴槿惠上台後積極展開的中韓的經貿協談；更遑論日本、琉球、南韓等地區民眾所感受到的美軍與各國軍事基地的擴建、日益密集的聯合軍演，都在為一觸即發的區域政經大戰作準備。

東亞從未真正「後冷戰」，日本的殖民與侵略戰爭、二戰責任、美軍的殖民與介入、反共親美防線底下的亞洲集權國家恐怖主義歷史等等，這些歷史傷痕皆在民眾內部烙下深刻的印記。即便80年代以來，美國扶植的親美反共集權政權紛紛倒台，並在單一政治體內部進行所謂「民主化」與「轉型正義」，但真正區域整體性的「轉型正義」卻不斷被延宕：日本從未針對殖民與戰爭責任道歉，就慰安婦問題、戰爭屠殺和各種人權侵害進行賠償；美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干預更從未撤離亞洲，反而在所謂「後冷戰」時期更加深度地整合與強化，鞏固「新冷戰」結構。這些歷史與現實問題交互重疊，又被「冷戰」不斷置後、拖延，眼見美日帝國主義捲土重來，而新的經濟國族主義，又以歷史傷口作為燃料進行內部動員，將民族情感捲入資本主義國家利益爭奪的新戰場之中。在這樣的緊繃情勢下，一個抹除階級差異、將國族利益打包為整體的經濟主義論述，正是台灣當前「反服貿」話語的一體兩面。

反服貿，反什麼？

細究最開始所述的兩種「反服貿」的話語，第一種基本上不反對自由貿易，僅僅針對「程序民主」問題，反對「國共壟斷」的談判平台，要求包含在野政黨與台灣資本家、企業主在內的「民間」監督與參與；另一種延伸說法則觸及「台灣工人階級」立場，將「台灣人」分成可流動、不可流動兩種，台灣資本家、技術專業人員可以移往大陸謀利、討生活，而無條件移動的台灣勞工，只能留在台灣失業。

但正是這第二種說法，隱含了矛盾與陷阱。邏輯上，它側面承認了勞力密集產業已經移往大陸、東協，而台灣過去幾十年引為強項的技術密集產業中間結構，也面臨南韓的強大競爭；而它的邏輯矛盾在於，如果這是一個負責的工人階級的立場，它必須更直接地正面台灣產業工人正在消失的問題：台灣在東亞區域製造網路分工中，應該站穩什麼位置？如何留住產業工人？當前台灣勞動市場已經大規模使用彈性勞動力，包括派遣、外包、建教合作、實習制度等非典勞動，若今日台灣經濟發展以觀光旅遊業、服務業為導向，站在台灣工人階級立場，如何看待非典勞動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論述上，它悄悄隱去了台灣九零年代以來勞動力結構的失衡狀況──當前站在在自由貿易區前線提供體力勞動者多是「移工」──也就是說，當反對論者高談所謂「台灣工人階級」時，這個光譜恐怕是不包含「移工」的。然而，正是移民工人，成為無論台資、陸資或是外資，在台得以任意使用、剝削的便宜勞動力。台灣內部長期缺乏具有主體性的移工平權運動，在本外勞難以同工同酬、移工人權與公民權等問題沒得能推進的前提下，「台灣工人階級」立場，不僅可能成為一個論述陷阱，更可能強化兩岸工人彼此之間、傳統產業工人與非典勞動者之間、本勞與移工之間更為巨大的分裂而非連帶。

從「反服貿」論述折射而出的矛盾，其實更深切地反映出台灣內部種種反對聲音，對於東亞區域的整體經濟、政治、國際關係架構，以及內構於區域關係的兩岸關係，尚未能提出全面而誠實的評估。

具體而言，台灣長期以來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以及近30年來將中國作為他者、以「民主化」作為形式載體的本土意識，早已被整合凝聚為一股強大社會動能，隨時可被動員來「阻擋」一切兩岸政經來往。然而，兩岸關係之於台灣，若非唯一也至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進入區域政經版圖的橋樑。在過往的經驗當中，台灣政府與中美兩邊分頭進行自貿談判，也是打著算盤，互為談判條件、操作槓桿。

弔詭在於，面對一個正在發展中的、以東盟為主體的區域整合動力，台灣假使因為「反中」而「脫亞」，恐怕註定更加「入美」、也更加深度地勾連進與美國的各項自貿談判。年前以美牛換取TIFA協談的羞恥條款歷歷在目，同時台美軍事同盟也更加難以動搖，台灣將持續成為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前哨。對於台灣的主要反對黨以及部分本土論者而言，這或許根本不成問題，反而還因為任何可能獲得TPP入場券的機會而額手稱慶。

將超克冷戰經濟體制的課題納入問題意識，是否意味著就要正面迎向RCEP？現實上，RCEP的確是戰後首度出現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貨幣一體化，進而有機會挑戰美國政經霸權的重大關鍵，然而這也不直接表示在RCEP框架下進行區域整合後，成員國就再也不會或無需與美國主導的TPP進行一定程度的和談與編整。

在東亞的特殊冷戰歷史情境下，任何可能超克冷戰的動力勢必不可能自外於前一階段的殘餘──而RCEP正是這麼個產物，既是繼承又是反對了冷戰的經濟體制。在現實中，大部分參與RCEP的諸國也早已被編入冷戰軍事防禦體系，與美國結為緊密的軍事同盟，積極參與正在琉球密切進行的軍事演習。目前，東協成員中汶萊、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也同時加入RCEP與TPP，其他尚未表態的東協國家，以及中、日、南韓對於TPP的立場，這些連續或者斷裂於冷戰情境的張力，都將是影響RCEP的主體性的關鍵。

反觀檯面上的反服貿論述，我們於是感受到一個矛盾。一味聲稱「愛台灣」的反服貿話語，客觀上恰恰可能是最不利於他們所宣稱的「台灣全體」，因為這些右派主流知識分子，以及他們所反對的國家機器，不但出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更斬斷了面對亞洲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的現實討論，「脫亞入美」成為了集體的無意識，為了反中，而幾乎必然地苟同於美日霸權，又為了謀取「夾縫」中的偏安，而對美國於東亞的軍事宰制靜默，這是一步一步地斷送社會正義與物質繁榮的前提：區域和平。

小結：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

當前，「中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威脅論在台灣日囂塵上，兩岸對立──中美對立的狹隘視野，難以發展出區域性的總體分析，也因此更難反思自90年代以來台商的「西進」、「南進」政策──在區域性的產業分工、勞動力削價、資本流動版圖中，台灣在區域分工體系中已儼然成為「次帝國」。以此觀之，擁有金融資本、技術優勢的東北亞各國，與東南亞區域的經濟整合，在資本動力與資產階級國家的驅動之下，無論是哪一種方案，都很難不成為一個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結構與再分工。

當我們提出「台灣的資本主義因素」、討論兩岸工人階級如何形成共同連帶時，這個「工人階級連帶」圖像，除了必須納入台灣內部的勞動狀況、移工處境，還必須擴及當前同樣提供密集勞動力、在垂直分工下成為台商剝削對象的東南亞在地工人。

現在，在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上，東亞區域一方面面臨到結構的轉變時機，另一方面，美國為首、圍堵中國的新冷戰結構也正在深化。政治上，漸次化解兩岸長期分斷下的敵對情感，以及整體東亞區域間的和平，是突破新冷戰結構與東亞日益緊繃的軍事危機的一條出路。這與朝鮮半島的和平發展、南韓與琉球的反美軍與軍事基地的情勢相互呼應、互為助力。但也因為區域中各地彼此牽連，任何一方的反動，將成為共同前行的障礙。從經濟鬥爭來看，台灣在區域製造業網絡的垂直分工下，內在地聯繫著兩岸工人階級與境內移工狀況，也外地在影響到區域當中整體工人階級狀況，這是是否加入、如何加入一個區域經濟體的首要前提。

然而，於我們而言，跨過冷戰意識型態的濾鏡卻是如此艱難，經濟鬥爭已迫臨門前，竟然這麼缺乏針對各地工人處境的歷史與結構分析。「反服貿」的話語亂象，映照出一道道知識藩籬，生活在冷戰情境下的我們，應該跨越，卻又無從邁步──或許，就從質疑那個看似過於政治正確的「反服貿」話語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