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城市游擊】系列評論五 八、九點鐘的太陽升起了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以《勞基法》為抗爭標的的兩波「工時鬥爭」，一直是台灣工人運動的核心議題。為了因應《勞基法》的第二次修惡，工運界在2017年的年底發動了數波規模壯大的抗爭，其中又以12月23日的「街頭游擊」行動吸引到最多工會、散眾和青年的參與。從媒體效應與參與人數來看，12月23日稱得上是第二波《勞基法》抗爭最激烈的頂點。

然而，作為抗爭高峰的游擊行動，實際上並未經過事前的計畫，而是非常偶然且需要特定具體條件的組合。如此成效斐然的巧合，引發了社運圈內外的各種反思。為了更深入地分析這場行動的象徵意義與後續效應，苦勞網和新國際在2018年1月27日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的論壇，我們邀請了四位在行動中發揮一定作用的工運青年──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參與討論。

在我讀完他們所組織的文章後，幾乎全部接受並肯定他們的觀點。以下的文字與其說是我要回應或評論他們，不如說是整理並試圖解開我自己的困惑，頂多充作這組文章的補充。

拆穿「散戶自主」的假象

在進到我的論點以前，我想先再整理一下他們四位的觀點。他們各別從不同的切點出發，但共同的書寫目標，在於反對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青年登場、工會退位──台灣階級政治的世代轉向〉一文的看法。

何明修認為，12月23日游擊行動的特色在於採用小規模、無組織的「智慧群眾」（smart nob）抗爭手段；相對於過去以工會為主體的工運抗爭，之所以這次的抗爭以青年行動者為主，有三個原因：一、從經濟面向來說，2000年後台灣經濟成長趨緩，二、從工會運動來說，2010年《工會法》修正後，「大幅放寬了籌組的限制，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在一起」，三、從青年意識來說，帶有「世代意識」而非「階級意識」的年輕勞動者的參與。

他們四位的文章努力不懈地試圖扭轉何明修「智慧群眾」的概念。容渝對12月23日當天的決策過程、行動細節，以及行動者的群像作出非常完整的描述，這些實際證據恰好戳中了學者自遠處觀察的死穴。她提到，支撐起游擊行動的是既有的青年工運網絡，而非未曾參與過社運的「自主散戶」。

子敬則認為，正因為有社運網絡的存在，才能在工會決定下午的佔領忠孝中山路口行動散場時，立刻再集結形成新的決策圈，並對後續行動起到引導作用。子敬指出，社運網絡是由「議題連帶」和「私人連帶」所構成，也就是說，是因為過去行動中的相挺和社運行動者間的交往所交織而成。

毅弘的文章正對社運網絡的形塑作出了詳盡的歷史剖析。毅弘說明，若是沒有第一波《勞基法》抗爭所形成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並再加上青年團體與工會團體的合作關係，那麼城市游擊將不可能會發生。

如果說，容渝、子敬、毅弘描述了游擊之前的事與當下的事，那麼，子軒想要討論的則是游擊之後該怎麼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這幾波《勞基法》的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這條戰線「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八零年代後主導了學運的「公民論述」。

透過澄清「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子軒認為青年／學生將能夠「看見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反對目標，更能釐清「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子軒除了透過區別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來解決工會和青年之間的矛盾關係外，對於「青年串聯」該怎麼走下去，他認為「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應該是未來行動的團結基礎。

總之，這一組文章串得非常漂亮。他們不拘泥於12月23日，不但釐清了青年工運網絡的前世今生，試圖化解青年組織與工會團體之間的矛盾關係，更對運動該往何處去有了理論層次的見解。對於何明修「智慧群眾」、「散眾自主」的說法，他們四位的文章已經完整地作出回答。然而，我認為關於經濟面向、工會運動和青年意識的討論，還有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地方。

客觀條件決定青年意識，反之不然

勞動力市場與青年薪資的普遍惡化，已是近來商界、學界、政界都不得不正視的重大社會議題。然而，這種現象應該要如何解釋？能否透過政府的經濟發展或勞動市場政策而得到紓解？我們仍未看到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2000年後勞動條件的持續惡化，青年勞動者確實產生了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是因為隨著世代推移而改變的社會環境所孕育出來的。換言之，並不是因為我們出生在二十一世紀，也不是因為二十一世紀本來就那麼糟糕，所以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

就算沒有組織、沒有抗爭經驗，青年面對著殘酷的現實，早已燃起反抗的火苗。例如，在網路留言版上，我們偶爾可以發現有學生或青年受雇主惡待而被資遣、離職，但他們卻主動要求調解或勞檢，而不只是摸摸鼻子走人；對於勞工團體的抗爭，也從關廠工人臥軌時的「叫火車快點輾過去」，轉變為華航罷工時的廣泛支持；而近年來兼任助理、青年打工族等議題的壯大，似乎也在證明「工學聯合」的抗爭路線已然成形。

說得再清楚一些，不是因為九零年代出生的學生天生叛逆，而是因為台灣經濟消沉，導致原生家庭無力支撐青年的就學與生活費用，學生打工族才會增加，議題的熱度與參與者人數也才會提高。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對24歲以下的部分工時勞工來說，自1979到2000年間，其比例成長了2.38倍；2008年到2016年間，比例也增加了1.23倍1。

我們不該看到學生打工族團結起來、發動勞資鬥爭，就認為這是因為當代青年腦袋比前幾代清楚，才選擇反抗。應該要追問的是：為什麼經濟環境變得如此惡劣？青年們面對的處境到底有多艱難？為什麼家庭無法再挹注給孩子學費？為什麼學費年年調高？這些才是青年們產生勞動意識的真實背景，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抗爭者最應該研究的問題。

自主工運和學運無關？

何明修還設定了更多表面上對立但實際上可以兼容並存的範疇，例如激進的新興工會與保守的傳統工會、全產總與「獨立」工會等等。他輕描淡寫地帶過民進黨與全產總的合謀關係，也沒有解釋全產總是否有形成新的「威權統合主義」代言人的嫌疑。何明修在文章中多處暗示，工運曾在2000年後短暫消沉，而學運與自主工運是直到2010年之後才有關係。例如，他認為台灣年輕人對經濟的不滿早已存在，但「在這次《勞基法》修惡之前，他們沒有獲得適當的宣洩時機」；他也在另一處提到，2010年後《工會法》的大幅度修正，鬆綁了組織工會的門檻，才使「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再一起」。

然而，這些說法根本與事實相左，因為台灣的學運與工運一向都存在著人才外溢與鬥陣相挺的關係。在1989年野百合學運結束後，有不少當時「民學聯」系統的學運份子就轉入了基層工會或其他社運組織，繼續從事組織工作，也有些學運份子後來在學院任職，繼續教育新一代的學運青年；再者，2006年左右由台大、政大等學運團體組成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也曾打過基本工資等勞工議題，2006至2010年絕非青年勞動者的抗爭真空。另外，台大工會之所以得以成立，並不是因為2010年《工會法》修正的結果，而是起自2010年台大研究生學會對校內兼任助理勞動權益進行的調查，而這又是因為學生們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事實下，選擇主動出擊的緣故。

總結來看，何明修試圖一刀切開學運跟工運，又把世代意識從階級意識中分離出來，這樣的看法就是把今日的學生與未來的勞動者看成兩種平行的身份，卻沒有看到經濟條件如何迫使青年在就學期間不得不成為勞動者。

請行動者多多提問

說到這裡，我們也該告別社運觀察家的罐頭文章了。社運觀察家與社運行動者的眼光是不一樣的，前者的批評意不在改變社運本身，而是把社運研究當成知識生產的工廠在經營，至於這間工廠生產的商品與社運本身有什麼關係、對社運會不會有良性的影響，那並不重要。社運不過是知識生產線的原料，而社運研究只是兜售給出版社或海外知識社群的知識商品而已。倘若我們對社會運動有著更明亮的期許，那就非得靠著最深切的自我反省才能達成。

作為局內人的社運行動者，他們提出批判期許乃是為社運指出方向，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希望社運越來越好。我相信這正是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書寫的動力。如果自居觀察者的社運研究者試圖把社運研究轉化為知識商品，那麼局內人的「社運研究」就必須是反向的過程——我們要解讀並重新轉譯知識商品，務求以簡要但不簡化的語言向群眾訴說；我們不能宣稱「理論太過抽象離地」而迴避關鍵問題，好比近日工運中的「工運政治化」問題，就是身為社運青年們值得討論的議題。

對局內人來說，最難以處理的恐怕還是工運圈裡仍未公開的內部爭執。從一些徵兆來看，12月23日當天散場的決定並非人人都能接受。重新回顧當天的情景，在下午五、六點左右，為什麼有不少參與者對以工會為主的行動決策小組「衝場後解散」的決定感到不滿呢？為什麼會有不少的人選擇留下來呢？選擇留下的人對於解散有什麼心情或感覺呢？苦勞的報導記錄了一些留下的參與者的想法，例如有NGO工作者認為決策「難以理解」，也有人覺得台灣的社運抗爭太過「行禮如儀」，無法給政府施壓。

除了報導外，在容渝等人的文章裡，我們也可以讀到對當天行動的失望。容渝提到她「不甘願」離開的心情不只是關於「社運現場的技術策略」，更包含國家機器對社運的訴求「不處理不回應」；子敬認為散場「令人挫敗」、行動的指揮系統「潰散」且「高度混亂」。

但到底「不甘心離開」（李容渝語）的人們怎麼看待宣布散場的現場決策小組呢？難道12月23日要走或留的差距只是一瞬間的不甘心嗎？選擇離去的人和堅持留下的人之間的矛盾到底是什麼？如果散場的決定「令人挫敗」（楊子敬語），那麼留下來或游擊就能為前面的行動平反嗎？這些問題是工運內部矛盾的體現，這將是遠比批判國家暴力更加棘手且艱澀的難題。

雖然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尚未對此提出答案，但從他們對何明修的批判中，確實已經產生了更多提問的契機。毛澤東曾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青年乘載著世界的希望，我也期許（包含我在內的）青年工運行動者們，能夠持續為工運創造希望的、批判的空間。若能堅持下去，「八、九點鐘的太陽」必將為台灣工運帶來黎明。縱使是困難的議題，只要能夠抱持這份初心，就算是現在這種苦苦深思、暫時沒有答案的狀態，或許也沒那麼糟糕吧。

• 1.官方對部分工時勞工的統計非常不連續也不完整。2008年至2016年的數據請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發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而1979年至2000年間的數據則是轉引李誠、辛炳隆、成之約（2000）運用主計總處原始資料所推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