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城市游擊】系列評論六 回顧一場超出預期的街頭抗爭

自從2017年9月底，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後宣布將啟動修改《勞基法》，並端出了五項顯然以「彈性」之名，行「修惡」之時的修法方案，各界對於勞工處境的不滿與討論，迅速地又燃燒了起來。

原本在2016年12月立院「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換一例一休」的修惡後，工商團體、民進黨政府、主流媒體聯合起來，鋪天蓋地打造了「一例一休窒礙難行」、「缺乏彈性勞資雙輸」、「物價大幅上漲害慘勞工」等說詞，訴求「再次修法」。這些說法自賴清德端出修法草案後，迅速被翻轉，不再被大眾接受。轉而替代的是：企業主稱「台灣哪有過勞死」，賴清德說勞工低薪無妨當「做功德」，邱議瑩嗆「抗議的都是放錄音帶」，以及回想蔡英文所言「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等言論，成了眾所矚目、廣受撻伐的「幹話」。

也因此，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關注聲浪，遠遠溢出了既有工會的組織動員範圍。從1223遊行消息公告以來，不但工會透過組織動員，網路上不少非傳統工運脈絡的「各界人士」，也號召大眾共同站出來，一起「反對過勞」。根據主辦單位的評估，遊行當天非屬各工會與勞團等組織性動員而來的一般受僱者與青年，人數甚至多過於勞團與各工會所動員的會員人數。許許多多自發行動也陸續在街頭展開，媒體關注也超出以往。彷彿是台灣社會對勞動處境累積已久的怒氣、失望、不滿，在此刻一同迸發了出來。

這股強烈的能量不但超出我們預期，迅速擴散。我們也沒能預期到的是，這股能量也衝破了既有行動框架，引發了1223當天抗爭的非預期發展。

「要有更強烈的動作」的一場遊行

我們所隸屬的高教工會，也是「2017五一行動聯盟」以及「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籌備小組的一員。雖然擔負的工作有限，但也持續參與工會聯盟的籌備會議、共同討論關鍵的行動策略。

策劃的過程中，相對於行禮如儀地「遊行一圈」來表達憤怒，多數團體都同意此回該要有「更強烈的動作」，來阻擋民進黨政府強推的《勞基法》修惡。也因此1223遊行行經行政院前路口時，面對警察的人牆阻擋，遊行迅速轉進為佔領行動，要求政府出面回應。這樣的「轉進佔領」維持了約兩個小時，也成功地癱瘓了中山南北路之間的交通，把衝突對峙的形式拉高。

爾後，雖然原本策劃時，聯盟有著「除非等到政府正面回應，否則不輕言離開」的潛在共識，但現場行動聯盟的決策小組（高教工會也是其中一員），基於判斷許多來自中南部的工會夥伴預定得搭車離開，現場人數漸漸散去，缺乏充分的佔領準備…等主客觀因素下，內部經過幾番討論與折衝，做出了「衝突一波後宣佈解散」的決策。

然而，這畢竟與遊行後自然解散的情況不同。從席地而坐的佔領，到突如其來的解散，之間轉折頗為突兀，也難免引起了現場部分參與群眾的不認同。

當時我們在人群中，看到周圍的朋友對於宣佈「就這麼結束」的詫異與不甘願，「這樣就結束，今天的行動不就沒有效果？」一位當天才認識、在出版社工作的年輕朋友，這麼說著。而且，相對於先前開會時的討論，本來預期很可能要「佔領到被抬走為止」，以及佔領時公開宣佈的「行政院不回應，我們不走！」這轉變實在太突然。

於是，儘管知道，這麼做會是多少有違決策小組的決議。當下第一時間我們的反應還是：「這場行動不該就這樣結束。至少，如果有人願意留下來，我們就要留下來」。並且盡快和我們熟悉的青年學生社團們說：「青年這邊可能要趕快聚集起來討論一下，看打算怎麼因應。」

等到主辦單位宣佈活動解散後，我們並未散去，繼續在行政院前的十字路口席地而坐並觀察。有些人漸漸離開，但也的確有不少人呼應「想要留下來的人，可以留下來」的說法，自發留了下來。多數的工會幹部，送走了會員後，也都留下來陪同在現場，觀看現場將如何發展。

解散後的「席地而坐」，維持了一小段時間。正當猶豫該怎麼樣繼續時，忽然間，警察開放了中山北路方向往南的車輛駛入。他們試圖透過開放車輛，逼迫現場的佔領人群撤出。正當車輛開過來的時刻，我們看到一位不認識的青年，突然移身坐在要駛入的車輛正前方，阻擋其進入路口。車子鳴起喇叭，試圖逼退他。面對這個景象，幾乎沒有容許多餘思考的時間，我們移身到了他的身旁坐下，比鄰一起阻擋車輛，隔了二十秒回頭一看，已經有近兩十人一起坐下，拉起了一排足以阻擋任何車輛通過的人牆。我們高喊著口號，最後成功逼退了車輛使其掉頭，人群也因此靠攏，佔領行動自此維持了下來。

我們作為五一行動聯盟及遊行決策小組的一員，眼前出現這段不同於決策的演變發展，雖然認為是有意義的，但也認為不宜再由我們主持。相對地，我們觀察到留下來繼續佔領的許多第一線人們，是從2016年起就長期投身「青年拒砍七天假」行動的跨校串連成員。不論是基於對於他們的信任，或者是評估眼前局勢更適合由新團隊來接力，當他們私下來問起該怎麼延續時，我們建議由他們來引導接下來的發展。他們也二話不說，迅速接棒，彈性分工，擔綱起相當合宜的引領角色，讓當晚的行動延續出現「大眾論壇」與「街頭游擊」，在既驚奇又有序之中度過。

街頭游擊行動的「形式」與「動能」

隨著警方強制驅離的命令，他們經過討論決定「不只是被動被抬走」，而開啟了難以預期的「街頭游擊」行動。我們與多數留下來的工會幹部一起，配合青年幹部們的引導，一起在台北街頭四竄，體驗了未曾經歷的抗爭方式。

對於1223夜間「街頭游擊」這樣的意外抗爭發展，著實讓人感到興奮與驚奇。平心而論，它讓人振奮之處，其實不只在於它的抗爭「形式」——超脫了過往在可預期範圍內的集會或佔領——而是在它所展現的抗爭「動能」，遠遠超出預期。

固然漫步在街頭、短暫阻撓交通來表達抗議呼聲，的確很刺激。看著警察奔波難耐，自身參與其中卻完全無法預料到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也著實新奇。但真正讓人感到振奮（甚至可說是不可思議）之處在於，對於一群沒有此類「街頭游擊」抗爭經驗的人們，甚至許多可能是第一次上街、沒有參與社團或特定組織的人們，怎麼會認為有必要冒著法律追訴的風險，儘管在疲憊了一整天的集會後，也願意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出對《勞基法》修惡的不滿？而這擾亂了正常社會秩序的動作，雖然受到了零星的騎士與路人的異樣眼光，但似乎卻沒有遭致大規模的反撲抗議；相反地，從西門町繞了一圈出來之後，反而參加「街頭突擊」的人數還捲入增加了？

這無非反映了，在1223的此刻，有強大的社會能量支持著勞工抗議的發聲，對政權高喊「反對修惡《勞基法》」，而這樣的經驗，是過往的勞工運動經驗中所少有的。政府和我們可能都沒完全預料到，一而再、再而三「拍板定案」的修惡，將引來如此強烈的反撲。而「街頭游擊」的轉進，是這股能量的一個結晶罷了。

至於要如何評估「街頭游擊」的這個策略形式？坦白說，我們並不覺得該把它的「形式」看得這麼重。畢竟，每一種策略採取的形式，都有它的環境起源與侷限風險。

一來，勞工運動能夠有效對抗統治階級甚或其背後所捍衛的資本主義體制，倚賴的是整體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覺醒，並且為了它而採取必要的組織和實踐行動。能夠朝向此目標的關鍵不在於抗爭的「形式」，而是長期的組織、意識、行動。有強烈鬥爭意志的工人階級，自然將在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中，找尋出合宜的抗爭策略來。

二來是，所謂「脫出常軌」的抗爭方式，並非沒有風險。若因此不幸發生了意外，或者被統治者惡意地操弄，它也很可能會反噬運動的成果，淪為市民大眾無法理解甚至厭惡的少數過激行徑。舉例來說，在英國近來就曾揭發，有政府把警力臥底派進社運，刻意煽動人們採取違法抗爭的激烈行徑，進而使得政府對社運鎮壓有據、以及讓大眾對運動疏遠。1223所幸當晚並未發生交通車禍，未能被抹黑塑造負面形象；但倘若發生，必然將造成另一波嚴重反挫。而當台灣政府部門預期了此類的「游擊」發展後，是否會藉機來誆陷意外，搭配大眾媒體惡意醜化抗爭者形象，並非沒有可能。

當天的青年行動組織者們在事後的反思中，指出1223這樣的抗爭方式「無法複製」、「也沒有必要複製」，這是我們同意的。若說要從中提煉或「複製」的，是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判斷，融入群眾而採取行動的勇氣和能力。而「形式」為何，是否溢出常軌，不是核心重點。若誤以為擋不下惡法的關鍵只在於「行動不升級」，而只把焦點放在日趨激進的舉動上，這反而很可能中了統治者的圈套，而忽視了根本的挑戰在於對階級鬥爭「動能」的凝聚與鍛鍊——這才是形塑真正的實力對比之處。

整體左翼如何拉起階級鬥爭的課題

另一種可能無論是無意或刻意的詮釋是，把工會幹部的「宣布解散」證成工會已僵化官僚，認為運動只能靠青年學生來接替。而這也造就某種另一面的聲音，強調工會組織的優先性，以為反制。彷彿是得要在工會與青年間二選一。

但實際上，工會組織不等於階級鬥爭，同樣地，青年學生也不等於激進新聲。

對勞工運動有興趣的青年學生（或者說，當我們還是青年學生的時候），通常對工會組織抱持著高度的期待，把它當作是投身階級鬥爭的關鍵場域。但稍稍貼近看，又常常會有某種複雜的失望之感。

基本上，工會組織的確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基石，但工會組織的「本身存在」並不等於「階級鬥爭」，工會組織的日常運作與最普遍性的經濟性鬥爭，也相對難以替代階級鬥爭的先鋒政治力量（例如革命社會主義政黨的角色）。

原因無他，工會作為普羅大眾受雇者的聯合體，它所代表的意識，一般只能是受雇階級的平均以上的意識（儘管可能隨積極份子的領導而稍稍激進一些），而通常不會是要追求根本變革、代表最先進的意識。這現實在各個學生會的意識狀況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學生代表們經常會趨向僵化、自縛於「體制內」，難以超脫一般學生的平均以上意識狀況。

也因此，對於有志於要推動社會根本變革，投身階級鬥爭事業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來說，重點從來不在於工會組織與青年學生兩者間要「二選一」、「爭先後」，這其實不過是基於年齡與主要從事的活動而劃分開來的兩個群體，但沒有意識上的必然差別。

重點在於，如何對這些承載普羅大眾的群體，不論是勞工或學生，進行有效的團結、影響與介入，讓洞悉資本社會邏輯的變革意志，能夠引領人們共同走出必要而正確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來看，激進的工運份子該努力影響青年學生更加左傾，而左翼的學運幹部也該推動工運的激進化。是整體左翼如何拉起普羅大眾階級鬥爭的課題，而不是兩個相互區隔的群體、各搞各的，或者是硬要在兩群體間區別出優先順序或激進保守；但也不是就此沆瀣一氣，無視激進與保守、左翼與右翼的區別。簡言之，要區隔的是左右政治意識型態，而不是勞工或學生。

進一步說，有了左翼領導的階級運動，工會組織的定位與職能才有可能質變。馬克思在1866年時曾經寫過以下的文字1：

不管工會的最初目的如何，現在它們必須學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務。工會應當支持這方面的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它們承認自己是並且以實際行動表現出自己是整個工人階級的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戰士，因而有義務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它們應該特別關懷那些報酬最少的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利益，例如農業工人，他們由於不利的條件而處於完全孤立無援的境地。工會應該向全世界證明，它們絶不是為了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利益，而是為了千百萬被壓迫者的解放進行鬥爭。

因此，對於左翼運動而言，其實核心的重點應該在於如何讓「反抗者」總體思想與意識型態與世界觀，能夠在運動中獲得實質提昇與完整建立，無論這個載體是工會組織還是青年組織。如此，才能夠避免工會運動淪為僅侷限於經濟鬥爭的工團主義，避免青年運動淪為過度強調「世代主體性」，或陷入過度崇尚那些恐與工人或一般群眾逐漸脫節的激進行動主義。

對於勞工在被砍七天國定假日後，《勞基法》又再次修惡，固然許多人感到無奈灰心，認為台灣勞工運動力量殘弱，無法捍衛自身權益。對這慘烈的現實，有些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在議會中缺乏勞工的政治代表使然，有些人則認為是抗爭的激烈程度還不足，有些人覺得該是「青年登場、工會退位」…。但這些說法大概還是忽略了，種種「修惡」其實是政權為了協助資本積累所運行的職能，它正是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現實反映，要改變它，必須回到面對資本主義這一根本課題。而不單是投入選舉、取得議會席次、抗爭激烈度、青年代位與否能解決的問題。

無論如何，從2016年的「拒砍七天假」，到2017年的「反對修惡《勞基法》」，社會上勞工階級對政權的不滿能量，其實是日益清晰。這樣龐大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是所有階級運動的根基所在，它在這兩年間有明顯擴大的趨勢，應當是我們所重視和樂見的。如何引領這股「動能」，把它指向問題的根本源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並讓工會組織、青年組織乃至於整體社會更加體認到唯有在認識上與思想上超越資本主義與僱傭勞動體制，打從心底地看穿當前台灣政治經濟的矛盾根源所在，將會是每一位左翼行動者所無法迴避的首要課題。

•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19—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