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的花與無根的草】系列四 第三世界的記憶：曾心儀的中山北路

我時時看見她

身心傷痕壘壘，

我期待她

自污血中站起。

──曾心儀〈我的寫作過程─「我愛博士」自序〉

一

剛開張的現代百貨公司位於西門鬧區邊緣的一角，由於它接近一家電影院，產商預期生意可以做得起來，所以爭搶著訂下攤位，但好日子不久就冷清了下來，店員也顯得沒有活力：

店員總是那樣沉滯的神態，不論生意好壞，她們的情緒總離不了譜，她們總是從早站到晚，只有吃飯的時間得休息坐一下。販賣獎金與販賣作業額比例相差太遠：一、兩萬元取一、兩百元；實在無法刺激她們愉快幹活。不管生意好壞，她們總是辛勞、疲倦，就只說她們一個月三十天要站二十八天，每天從早上十點站到晚上十點半，站十二個半鐘頭就夠累死人了；除此之外隨時壟罩在老板的苛責作業成績的壓力下，她們的顏臉如何呈現得出笑容和生氣活力呢？

上面這一段引文，出自曾心儀的短篇小說〈美麗小姐〉（收錄於《我愛博士》），它描繪的是196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間，台北百貨店員、專櫃小姐的勞動與日常生活。首先登場的是安妮，她本來擔任化妝品專櫃的美容師，後來被經理調到樓上辦公室當主任，她夾在經理與基層員工之間，經理向她要業績，她只好向專櫃上的美容師要業績，惹來大家的憎厭，大家質疑她坐辦公室就忘了站櫃枱的苦。經理要安妮辦「美麗小姐」的美容發表會，她挑了美容師李蘭扮美麗小姐，佯稱是海外歸來的高級美容顧問，以鋪張排場試圖刺激顧客的消費。李蘭清麗可人的面容被濃妝所掩蓋，一邊要引誘顧客購買商品，但實績不如預期、一邊卻被百貨公司的主管言語羞辱。

曾心儀喜歡將故事中人物的艱辛心情，與其周遭的都市亮麗繁華環境交織在一起，經過美容發表會的一陣折騰之後，她是這麼描繪李蘭的：

晚上，發表會結束後，李蘭到洗手間卸妝。換了便服離開公司。西門町是一個閃爍的世界，美國的、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商品標誌高高矗立在建築物群的頂端。那些電器、藥品、鐘錶的名目那樣地令人們熟悉，幾乎以為它們都是國產貨。人們絲毫感覺不到本國的經濟被侵滲了。這一天寶貴的生活經驗，讓李蘭真確了解到商場的畸形現象，不健康的、自私的、虛偽的素質。她要加入它，就得把自己改變成它所要求的模式……她清澈、聰慧的眼中閃著光，屈辱和磨練化作熱熱的淚，從她的眼眶流出。這時夏夜清涼的風，吹拂過她的面顏。她踽踽在行人間穿行，走向回家的巴士站。

〈彩鳳的心願〉（收錄於同名單行本及《曾心儀集》）是曾心儀更常被提及的同類作品。彩鳳也是百貨公司店員，為了得到獎金改善生計，她參加公司舉辦的「時代歌后」歌唱選拔，而又為了爭取顧客的選票，她只好跟想娶她當姨太太的賴老闆吃飯應酬。後來有個餐廳的負責人蔡先生來找她去駐唱，說是報酬豐富，彩鳳的心願是把父母接過來一起住，想到要增加收入、脫離辛苦的工作環境，她也就答應了。

她到餐廳的第一天，就被蔡先生帶到飯店說是要服侍一名日本來的客人，進了房間之後，穿著日本式家居服的中年男子走來開門，他胖胖矮矮的，滿面橫肉，一雙小眼睛嵌在橫肉間。故事末了，蔡先生將彩鳳留在房間裡自行離去：

蔡走了。蔡把門帶上。彩鳳和日本人遙遙對峙站著。

日本人貪婪地看著彩鳳。

彩鳳冷冷地看著日本人。她眼前幌過一幀舊時的照片，人物明晰──

 

路邊的刑場

雙手被反綁，跪在地上的中國人民

被砍去頭顱，平平的頸面

日本軍閥手持彎彎、亮光光的武士刀

頭顱在武士刀邊，臨在空間

是怎樣痛苦、無言的臉顏啊，那臨空的頭顱上

二

曾心儀作品中，最常被提及的一類主題，是關於「淪落風塵」的年輕女性（淪落風塵是曾自己的用詞，引號是我加的）。在曾心儀第一部小說集《我愛博士》開卷第一篇〈從大溪來的少女〉，開頭就是這樣的描述：

在我唸書的時候，在越戰進行得激烈之時，當我們走在鬧區，不時的瞥見一些直長頭髮的少女，臉上抹著粗俗胭脂，衣飾不甚調和，衣服包裹的是豐潤、結實，流露著農村人勞動的拙樸的體格。她們來自鄉間，生澀地在鬧市裏莽闖。她們與美國大兵手拉著手，洋人茫茫然的相貌，帶著好奇，新鮮走遊這個城市，暫時把戰事死亡傷殘拋諸腦後，在渡著短假期……她們不過是當社會步向工商現代化的過程時從鄉間湧進城市，由於她們不具備都市專業化裏謀生的技能，又要取得高的入息，而流落至都市副產品的歡場裏。

如果說前一類在百貨公司工作的年輕女性，尚在通往中山北路的路口徘迴猶豫、抗拒金錢物質的誘惑，這些淪落風塵的小姐們，就是已經迫於家庭生計，必須在歡場中討生活，而直接走上了中山北路。從大溪來的少女凱琳是礦工之女，在電子公司做事時與組長愛戀懷孕生女，但不見容於組長之母、並沒有結婚，為了幫助妹妹完成專科學業，凱琳從十七歲開始已經當了六年的酒吧女。凱琳在一次墮胎之後，第二天就恢復上工，還被嬉鬧的客人放入冷水浴盆之中，她從那時就開始有著風濕性關節炎的毛病。她的夢想是快點結婚，讓自己的小孩正正當當地喊她媽媽。

曾心儀在《我愛博士》的自序〈我的寫作過程〉中說到，推動她出書的是中篇小說〈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的定稿，這是一個高中女生輟學當舞女的故事，脫胎自好友的經歷。她說這個題材存在她心中有十年之久，但太過折磨她而難以下筆，直到出書前一年她終於鼓足勇氣，把它從心中搬移到稿紙上。在故事中，身為長女的翠華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而休學，自己跑去當舞女、化身為玲黛。等到翠華終於存到償還家中負債的金額，她想復學回到學校，卻被校長以當過舞女的原因拒絕。離開舞廳的翠華放棄學業開始工作，她與公司的主管徐進愛戀，徐進雖然接受她的經歷，翠華卻同樣無法見容於公婆，她只好出走。「懷孕的不適在她心胸裏翻擾，禁不住一陣陣作噁，她只得蹲在牆角，吐起來……她蹲在那裏顯得好瘦小，比她十九歲的年齡小了很多。」

翠華「她無力、無助地站起來。提著行李，一步拖一步往前走」，她的形象讓人聯想到，同樣挺著大肚子跌躺在武昌碼頭的蕭紅。曾心儀堅定地認為，這些少女的犧牲是一個殘忍的悲劇，只能救一時之急，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而她們的犧牲卻付出極高的代價。曾心儀希望她的好友能即刻看到這篇小說，她也希望經由刊登、出書，讓更多翠華們看到。

文學評論者施淑選編《曾心儀集》時寫了一篇序，標題叫〈愛麗絲遊記〉。施淑把中山北路比喻為曾心儀早期小說世界的唯一通路，在這條通路上，我們可以看見李蘭與彩鳳，也可以看見凱琳、玲黛，或叫做伊娃、朱莉、費雯或露西等等的女孩。「七○年代末的台北，沒有飛沙走石，也沒有自己的姓名，生息在陽光之外的烏來公主、彩鳳、愛娜，像夢遊的愛麗絲，穿梭在壁飾裝潢間，在機器複製了的自然裏，從一個飯店到另一個飯店。」

這尤其適用於閣樓裡的我與愛娜。在〈閣樓裏的女人〉（收錄於《我愛博士》及《曾心儀集》）中，敘事者我是一名酒吧女，她與幾名同事一起租房，剛拿掉孩子、虛弱蒼白的愛娜煮著中藥，眾人談論著避孕的方法。愛娜先前跟美國客人生了一個小孩、由外婆帶著，她恢復健康之後又開始認真上班，有一天愛娜被美軍派出來的人抓到有迷幻藥，被拘留在警察局關五天。故事中的我到了那唯一通路上的分局探望愛娜：

中山北路路邊植著扶疏的楓樹，楓樹伸展成一條長長的綠線非常優美。這些楓樹年歲久了，枝葉濃密。行人走在樹蔭底下有種被保護的感覺。這一代有許多高級的商店相連，間或新興了極時髦的女子服裝店，考究的嬰兒用品商店。還有家畜醫院，古董字畫、藝品畫廊、貿易行，公司，都有著穩定富裕的氣息。地下道的出口就是分局。我像古時鄉下人進衙門般不知所措。

我答應幫愛娜買一些雞肉及治頭痛的阿斯匹林，又走回到中山北路上，我從愛娜身上看到未來的自己。

我走在楓樹的樹蔭下。楓樹真美麗。在飯店門口、地下道出口，楓樹的沿線間隔較遠。我可以不想像路邊一家挨一家的咖啡店、夜總會的享樂，可以不貪戀銀樓、銀行、商業公司的財富。綠色豐美的楓葉沿線讓我的精神悽息。有一個枷鎖連繫著愛娜和我。縱然我已是愚笨遲鈍，思想簡單；陰霾與我亦步亦趨。我不禁發著寒顫，在這明亮、溫熱的午後。

三

1967年12月22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TIME）Vol. 90 No. 25，刊登了一篇標題為〈娛樂：五日豐富之旅〉（Recreation: Five-Day Bonanza）的報導，當時正是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之戰事最激烈的時刻，亦是北越發動「春節攻勢」的一個月前。作者撰文介紹，美國政府從兩年前開始，提供越南戰場上的美軍，除了每年30天的休假之外，還有額外五天的「休息與娛樂計畫」（Rest and Recreation Program），可以自由選擇前往包括南越、日本（東京或京都）、曼谷、台北、香港、檀香山、馬尼拉、檳城、吉隆坡、雪梨等十餘個都市進行豐富之旅，美軍供應免費的運輸工具讓美國大兵到這些地方消費。文章中刊登了數張介紹這些城市的照片，例如：越南女孩穿著比基尼泳裝和美國大兵在沙灘嬉戲；代表香港的照片，是美國大兵在酒吧中與東方女性共舞；在曼谷，美國大兵正席地而坐吃著美食，而一旁的女侍跪著把菜送到他的嘴裡。

對台北的說明，則是一名美國大兵在北投溫泉入浴的照片，旁邊有兩名台灣女性陪浴，照片的圖說為：「從台北坐計程車，只要20分鐘就可到達北投，當地有75家溫泉旅館，其中最出色的是文士閣。雖然不是每個美軍，都會丟下台北的樂趣去北投洗溫泉，但像來自辛辛納提的21歲陸戰隊班長Allen Bailey，是不會後悔這個決定的。」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自1964年開放國民出國旅遊，也形成日本男性觀光客前往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南）亞各國進行「買春之旅」的風潮，助長了諸如礁溪、北投等地觀光性產業的存在；1967年，日本來台的旅客人數首度超越美國。而後在1972年，台灣省政府印發的英文觀光指南中，同樣登載了上述那張照片，以招徠當時的外國觀光客到台灣旅遊。1

1988年11月1日發行的《人間雜誌》第37期，其創刊三周年特別企劃是「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蹤」。編輯部在這部特別企劃的第三卷，將1960年代標示為「依賴與發展」的年代：「內需性、進口取代性工業轉而發展為加工出口型工業，台灣開始為外國市場所要求的質與量生產」，製造業部門以高達61%為女性的年輕勞動力，加入加工出口的國際分工行列；在都市消費服務業部門，《人間雜誌》則以〈台灣的娼婦經濟〉為標題，提到「以美軍投入越戰人數最多的1970年代初年，估計有20萬美軍來台，身上有一年的薪水12000美元，以其中5000美元花在台灣的話，就有十億美元的外匯」，說明了「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在那樣的年代下成長的台灣男性作家，包括王禎和與黃春明等，以他們的方式寫下了對於礁溪與北投的敘事；而另有一些女性作者，亦用她們自己的視角，描述了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這其中一位，就是曾心儀。

曾心儀，本名曾台生，1948年生於台南，母親是台南人，父親是江西人、後來以空軍上尉退役。曾心儀剛進國小時便舉家遷移至台北，自小在眷村中生活長大。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曾心儀較早就進入社會歷練、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曾經擔任過百貨公司店員、美容師、秘書、記者等職務，後來才畢業於大學夜間部。曾心儀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忠實者〉發表於1974年，1977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給予曾心儀很大的衝擊。其後曾心儀並參與民主運動及社會運動，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也是「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台灣勞工陣線」前身）的創會會員。

在我自己的閱讀經驗裡，曾心儀的作品有一些特點。首先，她的小說有強烈的紀實風格，她自己在《我愛博士》自序〈我的寫作過程〉中說：

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大多把寫作當成一種身心的陶冶。我曾經也是這樣。以為，文藝就是一種優美，是一個高超的境界。當這樣想時，是把自己的意識從現實社會裏抽脫出來。事實上，這是一種自我保護，自我滿足，是消極地逃避現實裏種種必需付出相當的努力才能克服的困難，才能承擔的責任……

……我對文學的認識：它不再是裝飾生活，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種使命，為人們說話，說出痛苦，說出願望，說出方法。它是一把利刃，劃破虛偽的面具，看出它的病徵。它是我們的力量。

曾心儀在《彩鳳的心願》自序〈一年的回顧〉還提到，她在1978年元旦參加王文興的演講會「鄉土文學的功與過」，她覺得王的言詞間充斥著輕薄勞工大眾的口吻，頗為讓她痛心疾首，當時的鄉土文學論戰刺激她完成《彩鳳的心願》裏的故事。用中國大陸文學評論者潘孟園的話來說，「鮮明的現實性」與「強烈的針對性」是曾心儀小說的重要藝術特色。

於是，曾心儀的小說讀起來有時像是報導文學，或是某種「敘述文」（而她後期的政治小說則反向而行，將自身參與政治的經歷轉換為小說），最明顯的或許是〈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它記錄了翠華淪落風塵、還債後重回家庭、懷孕但不見容於公婆、孤獨出走的整個歷程。由第一人稱的我來敘述故事的〈烏來的公主〉，則彷彿是一篇訪談錄，藉由我與露西間的對話來揭示烏來公主的遭遇，述說一名山地鄉長的女兒如何成為酒吧女：露西的阿姨、姊姊都住在美國，她最期待就是哪天有個美國客人將她帶去美國生活。不管是以第一人稱的我之視角來述說故事，或是尋常的第三人稱全景描述，曾心儀的小說往往給我一種感覺：曾是一名說書報導人，叨叨絮絮地描述沿途的風景與心情，帶領讀者進入她的田野現場親歷其境。

四

台灣自從1960年代開始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以來，產業發展大量依賴來自日本的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尤其是在電子及汽車等產業），然後大量銷售至美國這個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這種依賴式發展不僅是在生產性的製造業層面，就前面所談到，曾心儀筆下的中山北路所展示的，乃是，甚至在再生產性的服務業層面，台灣都是在國際分工的支配之下。這也包括了文化的層面。

在〈一個作家的畫像〉（收錄於《彩鳳的心願》）中，主角李達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幻想著能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跟王文興《家變》中的范曄一樣，對著母親嘶吼要家人不要妨礙他讀書寫作，他的作品跟隨時勢、綜合了各派現代主義大師的精神，小說呈現了怪異、刺激、挑情、浪漫等情節，使得他在文壇中揭起了狂飆。新生代昇起之後，他的創作開始枯竭、受到批駁與挑戰，李達便又迎合風向，改寫現實的故事、謳歌各行各業勞苦的人們，他跑去跟一家農民合照了一張相片，要出版社依據相片畫張油畫印在他的新書封面上。曾心儀這篇作品是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氛圍下完成的，她嘲諷的大約就是將西方的現代主義「橫的移植」到台灣、形成「舶來文藝」的現象。

此外，曾心儀創造的一個著名男性角色，是〈我愛博士〉（收錄於同名單行本）中的常博士。〈我愛博士〉也是第一人稱的敘事，只知姓曾沒有名的我，去A大旁聽時認識了從哈佛學成歸國的常博士。常博士家境優渥，「他父親有新思想，遺囑採用海葬，將骨灰丟入臺灣海峽。母親是嬌貴的小姐，從不做家事，生下孩子交給奶媽帶，只喜歡看書報雜誌；他留美多年，養成了吃西餐、品咖啡的習慣。咖啡不香，他就一口都不喝。我常因他的舉止而聯想到陳映真的〈唐倩的喜劇〉」。

常博士向我透露了學術界的虛假與浪費，但也不掩飾自身的虛榮。「我覺得他雖有關心社會的理想，但在某些場合，他是處於居高臨下或隔岸觀火的態度，譬如我們一起乘公車，他的腿翹得老高，一幅傲然冷峻觀望別人的樣子。譬如他來我們的公司，看著公司裏的員工，嘆息員工辛苦，語態卻不親切，只像在演繹社會學的公式」。雖然我害怕跟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會使自己受傷害，但沒有大學學歷、離過婚的我，終究還是跟常博士展開了愛戀關係。他跟我談到以往與其他女性交往的歷程，他說前一任女友是護士，但她的信文筆粗淺而乏味，認為她不是一位理想的伴侶。我曾盼望做一名護士，認為護士為病人服務的工作崇高，我覺得難受，想到有一天我或許也會被常博士嫌棄文化水準低。

常博士將去香港講學，他向我談到沙特與西蒙第波娃的同居故事。他說將把我們的關係公開，取得他家人的認可，和讓學校師生知曉。但常博士前往香港之後，事情還是開始有了變化，我打電話給他，他像朋友般稱呼我曾小姐，他說要我自立，要我去準備考大學。稍後常博士的來信中斷，好不容易他回台一趟，他說他在香港有了新女友，要我再等他一年，他其實是要我自己知難而退。

這真是可怕的創傷，我覺得羞恥，所有的回憶都使我羞恥，我想到過去的丈夫，他雖然沒有高深的人文知識，不能灌輸、領導我，但是，我們多年相處中曾經努力，真誠地互相對待，有過溫暖，我今天接觸到一位人文學者，他給了我甚麼知識，如何指引我？我們還沒有討論、我還沒有向他學習，就結束了……

我搖搖頭，婚姻是一個多麼重大的問題，我認為在我考慮婚姻之前，在我打算做任何事之前，我首先要鍛鍊自己身心健康、成熟，那就是我必需在感情方面、生活方面都要能獨立，不依賴別人，不把想像、希望建立在他人身上，要達到這種獨立、成熟，我覺得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

我們大可把〈我愛博士〉視為是常博士的喜劇，由此看到在國際分工體系下的留洋布爾喬亞男性，與本土基層女性間的性別與階級階序，從而連繫上前述台灣的第三世界處境。但這篇小說的男女情感互動主題亦留下了一個伏筆，連接至曾心儀中期的作品。

五

進入1980年代之後，曾心儀的作品題材有了明顯的改變，前面所提到的幾類主題幾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包括她自身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經歷，與身旁幾位近親友好去世的紀念文，另外有一些小說，則圍繞在男女的情感糾結，有時也和前述的政治運動參與經歷交織在一起。在寫作風格上，曾心儀前期的社會紀實路線，到了中期轉而為著重在故事主角的心理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內心獨白、甚至是意識流呈現；在〈貓女〉與〈作品〉之一二三四系列，則可說帶有魔幻寫實的味道。

以〈情迷〉（收錄於《貓女》及《曾心儀集》）來說，主角魏夫人是一名大學教師，病中的她作了一個和性有關的夢，突然地從夢中驚醒。她的丈夫是使她惶恐的最大原因，因為他風流瀟灑，會吸引很多年輕的女子；而鏡中的她是那麼消瘦、憔悴、蒼老。

也許是缺乏愛情吧。與愛人熱戀的時候，她是極生動、迷人。在不久之前，那幾次，有幾個男人含蓄地向她表示慕情，她莊嚴地婉拒，卻帶著一絲暖意重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像天使的光亮，彷彿來安慰她，拯救她。光亮去後，暖意漸漸淡了，她又陷入孤獨的恐懼裏，總是在她跌入極端的低潮時，光亮從遙遠的地方飄來。

她到校園裡尋找她同為大學教師的丈夫，他正在研究室裡與一名女學生談論文，那名女學生她也認識的、但她不喜歡，因為這位女學生是很前進、開放的女孩，在她丈夫過去的艷事裏，就有這種類型的女孩。女學生朗爽地笑問：「到底應該稱呼楊教授，還是師母呢？」忽然之間，主角在小說行文裡從魏夫人還原至楊小如。楊小如的丈夫忙於研究，睡在研究室沒有時間陪她，她離去回家，「整個晚上睡得很不安寧，一個人迷失在黑暗中，掙扎著，找不到出路。」

楊小如決定要接受一個新的愛情，她需要一個或可說是情感慰藉的人物，她撥電話給程穎，那個黏她很久，讓她覺得很真、很溫暖、可靠的年輕人。見到程穎時，「楊小如覺得自身的眼睛突然光亮，整個人就像木偶奇遇記裏的小木偶，突然間得到人的生命力。對方渾身煥發著男性的魅力，似乎比丈夫的還要多。這一瞬，她感到自己所有女性的特質都失而復得。」但與程穎共度一夜之後，她又遲疑了，因她一直覺得，愛情不可靠，難以把握。回程中，「坐在火車上，楊小如側臉看窗外的田園景色，思濤起伏。種種的疑問，種種的猶疑，在腦裏盤旋。在這樣不停地想的時候，火車載著她，離家愈來愈近了。」

要如何理解、或是說感受曾心儀作品的這種轉變呢？我覺得〈星星墜落了〉（收錄於《貓女》及《曾心儀集》）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星星墜落了〉這個標題本身就是一個昭示，故事主角我曾經是政治反對運動領袖韓林的妻子，就在結婚的次日清晨，一群陌生人在我面前用手銬銬住韓林的雙手，將他囚禁到小島的監獄裡。在與韓林相識愛戀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執政者政治鎮壓的殘酷，反動運動人士間的心思各異。「韓林出獄回來，我們渡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然而，問題卻不知道在甚麼時候悄悄地滋長？當我從他面容看到他有難言的隱衷時，不安與憂懼日益加深。」韓林終於與我離婚了，憑著直覺，我相信，韓林跟我提離婚，與我分居，韓林的愛慕者、蛋頭學者金絲蒂與她丈夫提出離婚、搬出家庭以前，他們已經相好了。

這是很可怕的墮落。不止在於婚姻已經變成形式，而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那麼脆弱。而這中間，還有一層可怕的，信仰的動搖和崩潰。

曾心儀的〈星星墜落了〉是用倒敘的方式，以韓林的忽然死亡為標記，由我來回溯與韓林的相識相愛、終至信仰動搖的過程。同志的禁錮、運動的挫折、愛人的背叛，最後以韓林的死，宣告曾經高懸的星星墜落了。小說行文間或插入我對某人的告解式告白，那是我新愛的人，如同〈情迷〉中的程穎，他慰藉我的心、挽救我於一線之間，回到這不堪正視的人間。

六

對筆者來說，曾心儀有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霞輝裏〉（收錄於《等》及《曾心儀集》），它最初發表於1980年末，描述的是女主角羅綺突然接到學生時代舊情人蕭勉的電話，兩人相約在一家咖啡廳吃晚餐，她提早到達後回想往事的情景。

十多年前，羅綺還是披散著一頭長髮，穿著輕便裳褲的大學生，她因為轉學而認識蕭勉。蕭當時已經有交往多年的女友D，有段時間蕭周旋在D與羅綺之間，直到某天他決定要重新專心地對待D。羅綺回憶起有一次，是她落在他和D的身後，遠遠地一路跟著他們前行。她是如何勇敢地、懷著激動的心情，看著他一路摟著D的腰，他們倆不時親蜜的親一親面頰。那情景，像刀在她的心上刻劃成一幅尖深的畫。

如今，為著這個約會，羅綺把去美容院做頭髮、修指甲的日子提早了一天。她將烏黑溜溜的長髮在腦後盤成一個簡單的髮髻。這是她很喜歡的髮型。梳這樣的髮型，使她經過細心淡妝的臉顏不僅明豔，而且有一股端莊、成熟的風韻。同時，她穿著黑底、低領、有彩色碎花的絲質洋裝，使她白皙、光滑的頸項延伸了從頭部而來的美麗。她曾想著，梳這樣的髮型，會讓蕭勉驚訝吧！

少婦改變了坐姿，用手支著下巴。霞輝愈深了。他還沒來，他已經遲了好一刻了。她心中毫無埋怨，她很愉快地等著。那美麗的印象是保留了那麼多年。最後，

她遙看著梯口。終於，她等的人來了。遠遠地，她看到他依稀美麗的臉龐和西裝革履的身影。這一刻，她想著，屬於回憶的，是過去了。

相較於曾心儀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女主角多半糾結於情感的挫折，這篇〈在霞輝裏〉顯得異常的平靜。作者以一名事業已然有成的成熟少婦，在十多年後回憶學生時代的青澀愛戀，透過重新與舊情人見面的儀式來宣告，屬於回憶的，是過去了。

文學評論者呂正惠曾談到，1979年底爆發的美麗島事件，迫使台灣鄉土文學的發展進入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一方面是若干作家的入獄，即使沒進監牢的，往往也與出獄後的作家一樣，寫作內容轉向政論或是政論式的小說，因為政治已然是一個更大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所有的關懷都要比文學來得直接而有力；二方面是「鄉土」的社會寫實意涵，逐漸為「本土」所取代。

透過曾心儀的作品，我們亦可在她身上看到這個轉變，只是她的歷程稍微不太一樣。

曾心儀在《貓女》〈後記〉的最後一段曾這麼說：「我相信，愛，是生命的原動力。不管人性多麼複雜，人生悲歡離合，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最真、最純的愛；愛人及被愛，也許，要經過數十年尋尋覓覓，才會發現它存在的透徹意義。愛的純真，愛的多貌，愛的變貌，構織著富麗的文學殿堂。……小說寫作，為生命留下某些意境的記述。藝術創作，是『自由』的另一種呼喚和表達。緣於此，我在參與反對運動中能在煎熬、痛苦中，又擁有因藝術感應而得到的愉悅；這也是人間的一種『不平等』吧！」

進入1980年代之後，曾心儀過往筆下的中山北路或西門町，已經絕少出現在地圖上，她從對於底層女性社會處境的關注，轉而為運動中或是情感中女性的內心書寫。連同她在小說作品上的改變，這篇後記對文學的態度，也與她先前的文學論有著明顯的區隔。或許是她前期的利刃劃破虛偽的面具之後，這個社會的病徵太過駭人之故，運動與情感的動盪，讓她感到必須以最純的愛來應對、以文學來度過煎熬。

於是，在曾心儀1980年代的中期作品裡，常見的場景就是，愛戀中的女主角（常以學院知識份子的身分出現）企求精神與肉體的契合，但在情感關係上遭逢挫折，時而尋求第三人的慰藉。如果進一步放置到投身於民主運動的經歷，那更可說是追求一種社會大愛與個人情愛的結合、社會大我與個人私我的自我完成過程。然而，現實中的處境卻是運動的動搖與愛人的背叛，一旦如此，對於身處其中的我的打擊，便會是運動與個人的雙重否定，從而使人感到加倍的糾結與惆悵。感覺上參與反對運動的經歷給曾心儀留下不少傷痛，加上近親好友的過世，她在1980年代的寫作像是療傷止痛的過程，進入1990年代，更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寂。

到了1998年底的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曾心儀是建國黨推出的候選人。2000年以後，曾心儀的寫作重新出發，作品主題更是完全集中在她的政治反對運動經歷，以小說、日記或也可以說是回憶錄的形式保留下來，成為她後期作品的唯一面貌。她希望能告訴自己的子女，母親不在身旁陪伴他們時是去做了哪些事，以及自己的孫輩在還來不及出生長大的時光裡，台灣這塊土地的政治演變。大約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重新刺激了她的動筆，她將作為一名母親/阿嬤對子女的愛，與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愛疊合在一起，這是將國族大愛與家族之愛結合的雙重認同，只是與1980年代時的愛之結合方式不同。於是我們看到，曾心儀跟隨著「鄉土文學」的主流路徑，社會寫實主義的「鄉土」觀逐漸走向了國族認同的「本土」觀。

相對於此，台灣這塊土地上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長出來的，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社會寫實旗幟下，或有機會再次萌發的階級觀與政治經濟學視角，後來的發展就顯得幽微許多。此外，曾心儀1980年代作品所些微觸及的，運動中女性的情感關係探討，使人想起中國二十世紀新文學運動中的「革命加戀愛」題材，似乎也同樣缺乏更多同類作品的互相激盪，而隱沒在政治的大敘事之中。

• 1.以上參考殷寶寧2006，第三及第四章。關於那張美軍在北投溫泉旅館的照片，於網路搜尋引擎中鍵入「美軍北投」的關鍵詞，就可以搜尋到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