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足球與絕大多數的運動都毫無感覺。然而，身為文化研究學者，很難不注意到這些運動展現出的（刻意）去政治性與骨子裡的政治無意識，而且倍感興趣。
以色列
今年（2018）在四年一度的世足賽開始前，關心巴勒斯坦議題者不可能不知道的亮點新聞是阿根廷隊拒絕耶路撒冷的邀約，不與並未進階至俄羅斯盧日尼基運動場內的以色列球隊進行賽前「友誼賽」。球王梅西以隊員人身安全為由的拒絕，可謂雙刃劍：一方面，他的不支持以色列（與背後的大頭目，美國）堪稱對近年來陷入瓶頸的BDS運動（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帶來強大的激勵與動能，但這個宣稱也隱含著不願意涉入以巴「衝突」的明哲保身。我們無法揣測梅希與阿根廷隊的真正盤算，但對比於之前電台頭樂團（Radio Head）不顧英美搖滾樂的人道主義者殷切勸阻，逕自前往台拉維夫演唱的狂噓，這回阿根廷足球隊不甩美帝與以色列的強大招喚，得到常態人道主義的喝采與社民型態左派的欣慰頷首。
然而，從這樁事件之內的陰暗無意識而言，此義舉（最善意假設）遮蔽了最該被衝撞開來的現狀，也就是理論家Jasbir Puar與Achille Mbembe的洞見，越是以人道模式看待巴勒斯坦（尤其是加薩走廊），越是維穩以色列的策略：「不讓對方好死！」這些被封鎖的巴勒斯坦人，由於多方勢力的危險平衡，必須也只能持續存活於「半腐爛死域」（living in rotten necro-realm）的恆持不變性。再者，如同Noam Chomsky與Edward W. Said的分析，前者認為國際人道性質的BDS終究無法解套巴勒斯坦人的殘敗生命處境，不似1990年代BDS對南非的施壓，在於南非白人政權極度需要黑人的勞動力，但以色列的渴望是將巴勒斯坦洗出種族圈與歷史記憶之外。此外，更重要的是，當時有卡斯楚號召的古巴共產主義國際志願軍出動，箝制了南非政權的坐大。Said則認為，一逕幫巴勒斯坦取得有名無實的「國家地位」，完全無助於解放所有巴勒斯坦人（穆斯林，基督教徒，貝都因等非單一族群的整體）在這塊土地上的處境，最大的效果反而是遮羞布結構，讓貪腐的巴解組織（PLO，尤其是領袖阿拉法特）與之後的法塔政權（即第一世界認可的巴勒斯坦政權：Palestine Authority）成為美國與以色列政權操控的「代理使者」。從電台頭樂團到阿根廷足球隊，他們是否踏上以色列境內或許不是重點，而是這兩者的政治目的，以及兩種貌似截然背反動作帶來的效應。我們無法不追問，光是顧著讚嘆穿越虫洞取得進步美名的BDS動作，是否更讓巴勒斯坦集體性陷入不斷被摧枯拉朽的黑洞邊際狀態，在「事件地平線」（event horizon）凝固於被吃乾抹淨的慘狀？至於國際（尤其是歐美為主的進步主義把持）BDS對於各種去或不去以色列者的譴責與激賞，最精彩的成就，很遺憾地徒自停留在贖罪式的自我滿足。
德國
接下來，世足賽開打之後，前一屆的冠軍隊德國大爆冷門，在淘汰賽就被修理出局。照說，足球是一種不可能不以全隊整體來評估好壞的運動形式，但德媒聚焦的大罪人單獨指向德國隊的土耳其裔球員，厄齊爾（Mesut Özil）。這位球員在上屆得到冠軍時，被視為德國的「國民英雄」。不過，能夠得到如此的肯認，在於此類「高端移民」必須在文化慣習與民族規範的雙重層次都無比順從的「歸化」與「融入」，並且對於「國家榮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在這四年之內，厄齊爾犯下的最大錯是坦然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勾搭不清，拍下友愛的合照，加上他從未放棄穆斯林的身份。倘若這回的德國隊表現優異，或許他能夠得到起碼的容忍，但在大敗給韓國的球場，德國（白種）球迷針對性地朝厄齊爾破口大罵，彷彿他的不夠「愛德國」（以及太「回教」）成為這場球賽敗局的絕對理由。
原本從虫洞竄起、從落難移民成為「自己人」驕傲的閃亮球星，只要不謹言慎行且保持常勝，就如同被措手不及的足球打到臉部的防守者，立即被推擠至「我族」的邊界之外，落到將被黑洞吸納的位置。無獨有偶的是，剛剛判決極右翼殘殺中東裔移民的新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結社」（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領袖Beate Zschäpe被判決無期徒刑。雖說不少「有良心」的純血德國人在法庭外為死者哀悼，但光是從警方將這起連續屠殺土耳其裔移民的恐怖種族罪行暱稱為「中東肉串命案」（Kebab Murders，德文為Dönermorde），不能更司馬昭之心地彰顯了德國亞利安種族無意識對非白種族裔的「啖其肉」慾望。無論良知派與進步派如何呼籲「共容並存」，蠢蠢欲動的嗜血民族激情看待非純正德國球員的針對性蔑視與土耳其裔被殘殺者的嘲諷不敬，儼然讓進步社民與鐵血納粹這兩股勢力成為奇妙的雙螺旋體。
克羅埃西亞
至於在本屆世足賽最為台灣頌揚且視為「模範」的對象，莫過於兩個打入正式賽的「寡民小國」，媒體凝聚它們的愛國心與激昂雄渾民族意志。前者是北歐五國最邊陲、人口數目最少的冰島。這屆的冰島隊能攻破預賽，已經被視為「小冰島，大奇蹟」。除此之外，只要不是對民族熱血欲力有所遲疑者，鮮少不對東歐的克羅埃西亞華麗奇觀式的過五關斬六將，進入冠亞軍總決賽的頂級佳績，以及取得本屆最佳球員的金球獎，奉上幾近瘋狂的頂禮膜拜。媒體的深入報導大抵集中於這些傑出球員童年的「巴爾幹內戰」洗禮，養成堅韌強悍的志氣、遠勝過一般民族國家的團結，更將戰火洗禮視為栽培出足球員當中難得的狡黠敏銳戰略大師（得到本屆金球獎的隊長，莫德里奇Luka Modrić）的必備因素。然而，在我能看到的足球相關評論，並沒有任何書寫進行深度耙梳，讓不解門道的讀者能稍微理解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馬其頓共和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科索沃這些由前南斯拉夫聯邦崩解之後的巴爾幹諸小國，陸續分裂後所激化的民族／族裔對立，以及，從極度敵意展現出的「鐵血」欲力與殺性。超越極限的體能與精巧優雅的技術，奉獻給的對象（必須也只能）是獨立之後、經濟衰敗不振且朝向極端右翼靠攏的國／族。
克羅埃西亞所發源的南斯拉夫聯邦，在解體之前由共產主義強勢領袖狄托（Josip Broz Tito）所堅持執行的非私有平均分配與族群共存理念，在南斯拉夫覆滅後的近三十年來，已然蕩然無存。最難堪的是，在克羅埃西亞與這幾個前南斯拉夫裂解後紛紛「自主」的東歐小國，迄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追平1990年代共產主義政權瓦解之前的民生水準與相對穩定的生活品質，只能靠足球賽的勝利來充當現實愁慘的安慰劑。
法國
相對於克羅埃西亞隊血統純淨單一的同民族陣營，甫得到世足冠軍的法國隊成為強烈的對比。在這二十名國家選手當中，超過二分之一的深黑色面孔與明顯非白人的法屬加勒比海後裔成員，讓這支隊伍突顯出乍看是法蘭西「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好幻象。然而，倘若從二十世紀迄今的法國帝國主義豐功偉業的視角來看，在二戰之後，大量引入北非（如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與非洲大陸（例如統稱法屬西非的象牙海岸、吉內亞、馬利、塞內加爾等）勞動力，並將這些前法屬殖民地的人類精華樣本撈回「母國」，揉雜為法蘭西足球成為國族主義補充與促進經濟力的「快樂朝貢因素」。囊括這些健美有力、技術卓越的非白種陽剛肉體成為殖民大業的鉅額剩餘利潤，並且驕傲宣稱三B──黑人（Black）、白人（Blanc）、加上字義是「蠻族」的阿拉伯「柏爾」（Beur）」人──無縫接軌地活在三色法國國旗的美麗處境。
就本屆而言，獲得最佳新人獎、表現犀利且年紀不滿二十歲的小將姆巴珮（Kylian Mbappé，母親是阿爾及利亞人，父親來自中西非的喀麥隆）、已然是一線球星的博格巴（Paul Pogba，幾內亞裔）、恩格羅·坎特（N'Golo Kanté，父母皆為西非馬利人）等，都是鮮明的非洲裔。此外，微妙的「跨種族」例子則是母親是「純法國人」，而父系血統來自法國境外省、位於大西洋與加勒比海之間火山嶼群之一的馬提尼克（Martinique）的中後衛拉斐爾·瓦拉內（Raphaël Xavier Varane）。
事實上，從二十年前得到首次世界杯勝利的時刻，三B正是由三名主力球員所組成，分別是白種的布蘭科（Laurent Blanc）、阿爾及利亞裔的「席丹」（Zizou，Zinedine Yazid Zidane，又譯「齊祖」）、以及黑種球員圖拉姆（Lilian Thuram）。看似和諧的三B球員組合，骨子裡的撕裂扞格得以披露，得拜白色的布蘭科甘冒大不諱、踩踏種族歧視蜂窩的誠實建議（將栽培年輕球員的「非白人配額」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以下，但未遭採納，並使得他官位不保），以及足協採取嚴格管制雙國籍（當然，另一個國籍幾乎都是非洲國家）黑色球員的監控手腕。採取糖與鞭子雙重夾擊的策略，帶出許多非白種人的「本國球星」，造就出這二十年來讓「一日球迷」經常以為這是「非洲國家隊」的高盧功績（公雞）集團。
我們不該苛責這些阿爾及利亞與非洲裔的球星運用自己的肉體能耐來翻轉階序，在球場奮力馳騁，儼然以「代理人戰爭」士兵的位置來擺脫貧困與取得未來，脫離非白種多重移民混居的（暴力）「都會邊陲區」（Banlieue）的次等生命狀態。然而，不能不批判自豪「多民族融合」成就的法國主流意識型態：全民熱愛、猶如凌空飛仙的席丹，無法弭平他來自的國家被法帝宰制與反抗者死傷的種種慘烈。在歡欣慶賀世足法國隊勝利的同時，或許我們更該複習的是距今不遠的歷史事實：從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法國軍隊屠殺了五十萬以上的死者。更不能遺忘的是，在打壓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同時，法國境內在1961年大量血洗和平抗議的阿爾及利亞裔「本國人」，眾多屍體如球迷狂歡後棄置的垃圾，橫陳浮游於優雅的塞納河。或許可以這樣比喻，足球不但是個圓形體，更是沾滿種族、階級與位序肉體烙印的地球微縮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