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爾遜‧曼德拉的最後20年裡，他被譽為楷模，克制著獨裁統治的誘惑和反資本主義的態度，把南非從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簡言之，曼德拉不是穆加貝1，南非保留了多黨民主制、媒體自由，經濟蓬勃發展，與全球市場融洽接軌，排斥草率的社會主義試驗。現在，隨著曼德拉的去世，聖人般的睿智形象似乎被永遠定格在那裡：好萊塢有關於他的電影，扮演者摩根‧弗裡曼也曾在其他電影中飾演過上帝；搖滾明星、宗教領袖、運動員、政客（包括比爾‧克林頓和菲德爾‧卡斯特羅）都對曼德拉的逝世表示哀悼。
然而，這是故事的全部嗎？有兩個關鍵的事實被悼念活動所掩蓋。大部分南非人都還是很窮，跟種族隔離時期一樣，他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提升被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安全感、暴力和犯罪給抵銷了。最主要的變化在於，原先處於統治地位的白種人現在加入了黑人精英。另外，人們還記得，過去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曾承諾不僅終止種族隔離制度，而且保證社會更公平正義，甚至達到社會主義水平。「非國大」這段更為激進的過往歷史正從我們的記憶中逐漸消失。難怪貧窮的南非黑人越來越激憤。
南非的這一面只是當下左翼不斷重複的故事中的一個版本。在群眾的熱情中，一個領袖或政黨被選舉出來，承諾一個「新世界」──但是之後，他們遲早會遇上關鍵性的兩難困境：被選者是敢於去觸動資本主義機制，還是決定「玩這場遊戲」？如果他打破這些機制，那麼他很快就會被市場波動、經濟混亂和其他因素所「懲罰」。這就是為什麼不能簡單責怪曼德拉在終結種族隔離制度後放棄社會主義：他真的可以選擇嗎？走向社會主義真的是一個選項嗎？
嘲諷艾茵‧蘭德（Ayn Rand）2很容易，但她在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中著名的「金錢頌」（Hymn to Money）裡寫道：「當且僅當你發現錢是所有美好的根基時，你才會想要自我毀滅。當錢不再是人與人之間解決問題的方式時，一個人就會成為別人的工具。血，鞭子和槍支，或是美元。你選一個──沒有其他選擇。」難道馬克思沒有在他著名的理論中說過類似的話嗎？在商品全球化的情況下，「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被物與物的關係所掩蓋」。
在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呈現出相互承認的自由與平等：統治不再是直接實施的、可見的。問題在於蘭德的言外之意：統治和剝削的聯繫是注定存在的，唯一的選擇在於，這種聯繫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任何其他選項都將如烏托邦般消散。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仍應謹記蘭德荒謬的意識形態主張中的一點真相：直接廢除私有財產和市場調控的交換，將導致生產過程缺乏穩固的社會調控形式，實質上必然使奴役和統治間的直接關係死灰復燃。如果我們僅僅廢除市場（包括市場剝削），而沒有用一種適當的共產主義生產和交換的組織來加以替代，統治將伴隨報復和直接剝削重來。
反抗通常從抵抗壓迫性的「半民主體制」開始，就像2011年中東的情況一樣，用口號發動大批民眾，這些口號只能看作是為了取悅民眾，比如「民主」、「反腐」。但之後我們逐漸碰上更困難的選擇：反抗在直接目標上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那些真正煩擾我們的（不自由，恥辱，腐敗，缺乏體面生活）前景正在一種新的偽裝下繼續著。主導的意識形態使出全力阻止我們得出這一基本結論。他們開始跟我們說，民主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還不夠成熟，不能期待從民主中得到太多。這樣，他們就責備起了我們的失敗：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就像他們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們都是資本家，投資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想要成功，就要在教育而非娛樂上花費更多。
從更直接的政治視角來看，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了詳細的戰略，即如何將普遍的暴亂扭轉到可接受的議會制─資本主義，控制其破壞性，就像在種族隔離制度瓦解後的南非、馬科斯下台後的菲律賓、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度尼西亞及其他一些地方，他們都成功地做到了。而激進的解放政治幾乎同時面臨著最大的挑戰：在第一波熱潮結束後，如何推進下去，如何在不向「極權主義」誘惑這一大災難屈服的前提下邁出下一步？簡單地說，就是如何在曼德拉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並且不變成穆加貝。
如果想繼承曼德拉的遺產，我們應忘記那些紀念曼德拉的「鱷魚的眼淚」，把目光放在他沒有完成的承諾上。曼德拉在道德上、政治上無疑是偉大的，因而我們可以想像，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也只是一個失落的老人，但他一定很清楚自己特別的政治成就以及被提升為全球英雄的榮譽是這一苦澀失敗的面具。他在全球的光輝，也正是他根本沒有打破世界權力秩序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