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去年（2012）4月，教育部在各大學校長要求「漲學費」的呼聲下，決定嘗試制定新政策解決學費問題。教育部以國家教育研究院為核心，加上相關學者、各大學校長、以及少數學生、家長、教師代表，組成了「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專案小組」。然而，隨著教育部釋放更多該專案的訊息，外界對於教育部能否有效控管大學學費、促進教育機會平等等問題出現大量質疑。
去年10月29日，教育部在中部舉辦的專案公聽會遭來自各大學的學生抗議（相關報導），並因而癱瘓（相關報導），隨後南北兩場公聽會亦因而取消，大學生並自行組織了抗議行動，到教育部門前施壓。許多同學們在鏡頭前表示「學費高、學貸高、補助低、要打工賺生活費、畢業出來沒工作」，但大學校長們也年年在大學校長會議裡強調「成本增加、補助不夠、一定要漲學費」。
為什麼大學喊漲？現在的高等教育面對了什麼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教育部的角色應該是什麼？
教育部歷年學費調整政策
按照教育部對學雜費政策的整理，1999年以前是「統一制定期」，教育部設有「大學學雜費專案小組」討論學雜費金額。早年維持低學費政策，大學學費多年未調漲。80年代起主要依據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調整，雜費按照物價指數波動比例。然而從這時開始，教育部官員認為這種公式過於死板，希望能彈性化計算學雜費。經過數年的調整，1999年進入「彈性調整期」，教育部正式廢除以往齊一式的學費調漲政策，改採「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由教育部訂定每年調整上限，各校可依據實際運作情形自訂收費標準。
由於學雜費原本的概念是作為「教育經費的補充來源」而非「教學成本」或「教育作為商品的價格」，教育部從「統一控管學雜費價格」到「統一控管漲幅」，實際上造成的結果是各校均漲，造成學雜費不斷上漲的結果。表面上看起來，學雜費可彈性調整好像解決了學校的需求，但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政策、通貨膨脹等問題，僅以調漲學雜費解決高等教育財政問題遠遠不足。80年代起，發自學生社群的「反高學費運動」不斷對教育部發出抗議之聲，由於政治壓力，教育部自2009年起連續5年決定全面不調整學雜費。
2012年4月開始重新研議，並於11月公佈草案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內容與前一階段的「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並無太大差異。儘管依據不同的原則和目標討論，但是在實際的政策操作面上，仍是：訂定統一調幅上限（本次分類制定）、將部分學費收入轉為貧困學生補助費用、效力幾近於無的調降機制。
按照教育部長蔣偉寧在政策研擬前的說法：「透過溝通把合適學費調整方式讓大家接受。」這樣的政策如果實施，可以預期將發生的是公立大學學雜費均大幅調漲，私立大學學費均小幅調漲，並且十分可能連年調漲無調降。如果接受了現行方案，未來大學生及他們的家庭將面對更加沉重的教育負擔。在這樣粗糙的政策下，決定「學費是否調漲」的更大因素便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府內部的政治角力，如果感覺民間經濟壓力大便不漲，如果感覺大學財政十分困難便漲。如此一來，便失去了制定公共政策的意義。
近年多次有學生團體就高學費問題赴教育部抗議。（攝影：王顥中）搞錯問題了？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公佈之《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草案）公聽會手冊》，教育部認為大學學費問題，主要來自高等教育擴張之後的教育資源不足，為反映教學成本、維持教學品質，要求受教者合理分擔教學成本。換句話說，教育部認為：高教擴張之後帶來的教育成本增加、政府教育經費的不足，是造成目前困境的主因。為了解決高教機構的經費問題，教育部希望透過主導學費調整，增加教育機構收入，達到目的。
然而，教育制度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學生，撇開行政本位的邏輯，便指向不同的問題與解決方法。目前高等教育與財政相關的諸多危機分列如下：
（一）教育經費分配不均且使用不當
目前高等教育面臨的「反重分配現象」，指的是越前段的學校、學生，分配到越多的資源。在目前的考選制度下，家庭經濟背景越好的學生越容易進入前段公立大學，享有豐沛的教育資源與低廉的學費。這個問題的形成與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沒有投入相應教育資源的歷史息息相關。
教育部認為可以靠調整學費的金額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上「反重分配現象」無法透過增加各校學生學費解決。該現象的成因是教育資源分配與升學機會喪失公平性，不討論這個，反而按照結果加重學費，只是懲罰通過考試制度的學生與家長。
教育部數十年來並未調整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事實上，教育部從未公開各項教育經費的分配標準，也未曾聽聞不夠用或太多的經費如何移轉。
（二）財源不足卻未調整發展方向
高等教育擴張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是政府主動推動，但是教育部早已失去主導能力。隨著各大學的發展和政策遊說，被動的推動各種計畫與投入經費。教育部雖嘗試以併校等方式解決高等教育過度膨脹的問題，但目前的併校措施只能使公立學校合併，併校目的亦非節省資源，而是擴大規模、提升「競爭力」。
在大學招生人數飽和，以及台灣人口逐漸邁向少子化的現在，各大學研究所部份也仍然繼續擴招，教育部並未規範各大學的發展，反而希望各大學能各自加強競爭力，以更宏闊的發展規劃來競爭教育部的經費。
當教育部以「政府重視高等教育，但是公共經費不足以支應高等教育發展需求」作為漲學費的原因時，其實是要求學生為他們無法控制的教育膨脹買單。
（三）無人監督大學財務
各公立大學目前雖然因應《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大學法》的規範，在網路上設有「大學財務公開」的專區，但是在學校內部的組織權力關係裡，僅有「校務監督經費稽核委員會」有監督義務，以及學生會可能關心學校財務狀況。私立大學的財務監督同樣必須經過校務會議與校務監督會議，但由於隔了一層校董會，學生與教師能參與的範圍受到更多限制。大學生是成年人，學校沒有家長會組織，學生家長便無法以家長會監督。然而大學作為公共教育機構，理論上應該讓所有關心校務發展的學生、家長、教師、校友以及社會各界，有能廣泛理解學校運作的管道。
所謂「監督機制」，並不是只有把資訊張貼在網路上，或讓人知曉這些資訊就完成了。在監督機關沒有能力影響行政機關任何決策的情況下，監督的效力將因此降低。以目前的情況，財務資料放置網路並未經過有意義的整理與宣告，學校行政方之外的成員也難以影響學校決定，等於是沒有有效監督機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大學（含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紛紛向教育部要求放鬆學費管控，讓各大學掌有自主調整的空間，可預期將產生嚴重後果。儘管現在教育部取折衷，限制各大學的學費漲幅上限，並未完全放手，但是財務監督機制的缺乏，確實是目前各大學眼前的重大問題。
（四）學生經濟負擔已達臨界點
十多年來，由於實質薪資的倒退、大專畢業青年薪資下降，無論是由大學生自行負擔，還是由家長支付學生在學期間的負擔，其實都面臨非常緊繃的情況。現在的大學學費公立每學期2萬5到3萬，私立5到7萬，醫學院另計。但除了學費之外，還有住宿費、生活費、書籍費、個人負擔的教學器材……綜合算起來十分可觀。除負擔得起的家庭外，讀完大學4年後背負數十萬甚至百萬的債務，讓年輕人的青春蒙上沉重的陰影。這些人並不少見，根據教育部的資料，目前平均每3個人就有1個人要負債讀書。
過去的學費政策並沒有討論學生家庭經濟負擔能力的問題，也未檢討獎補助措施成效。儘管教育部有把獎助學金的增加視為調漲學費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並沒有具體的政策配合。
政府對於大學學費的相關補助措施並未有效緩解學生的經濟負擔。學生可向各銀行申辦就學貸款，但必須在工作後分期償還；各項補助和獎學金多半掛上家境清寒的條件，但是只有非常少數的人才能申請；學校提供的助學金或工讀機會多半與勞務工作掛勾，實際上造成以低薪聘請學生工作，而非給予學生工作機會的結果。大學生在各處打工，帶著一身疲憊進課堂，學習成效低落的情況早已廣泛可見。
環環相扣：經費分配、教育財政、財務監督、學生補助
學費政策不只是價格問題，還牽涉到政府的整體高教政策和政策背後的思維。如果無法在總體高教層次上扭轉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也不調整經費分配不公與經費不足的問題，不處理大學財政和財務的問題，就無法達成政策「目標」，解決真正的問題。
目前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被放置在微不足道的位置，在法制上能影響的效力是教育部處理各大專院校學費問題的「行政命令」的修正方案，最多能影響的就是學費的調幅，但是無法影響造成學費漲價的原因，也無法承擔漲價之後的結果。儘管教育部信誓旦旦地表示願意拿出誠意解決問題，願意聆聽學生、家長跟社會各界的意見，但事實上教育部在這十年內不斷開闢學費問題的「意見聆聽」場合，卻從未解決任何問題。該方案小組去年一整年的會議，也從未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
新聞上不斷看到各大學校長釋放要求漲學費的壓力，教育部時不時的給予「方案快完成了」、「很快就可以解決了」的訊息，讓人不得不對教育部的誠意大打折扣。「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的最終結果，會否是「常態性調漲方案」？睜大眼睛仔細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