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8）月19日，新國際與苦勞網舉辦的「藝術與『人民』」論壇中，包括藝術家陳界仁等講者的發言，都觸及藝術與民眾、政治及社會的關係、左翼政治的創作方法，以及如何面對當前民粹右翼興起和資本主義幾乎全面獲勝的困境。無獨有偶地，美國政治雜誌《The Nation》近日刊登英國導演肯‧洛區的訪問，內容也對藝術在政治轉型之際扮演的角色、階級概念與階級鬥爭在今日的重要性、右翼民粹的崛起，以及工人團結的困境有所著墨。故此，南方國際特別翻譯此文，期待關於左翼與藝術的討論能夠延續。
原文標題"If We Don't Understand Class Struggle, We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刊載於美國政治雜誌《The Nation》。
英國電影導演肯・洛區（Ken Loach）是當代電影最著名的發言人之一。他是積極參與社會的藝術家，也是少數二度獲頒極具聲望的金棕櫚（Palme D'or）的導演之一。肯・洛區的作品通常討論社會與政治主題。他的作品橫跨西班牙內戰（《土地與自由》）、洛杉磯清潔工人罷工（《麵包與玫瑰》）、侵略伊拉克（《愛爾蘭之路》）、愛爾蘭獨立戰爭（《吹動大麥的風》），以及福利國家壓迫的一面（《我是布萊克》）。在所謂「民粹起義」引發許多對於經濟不平等及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角色的辯論之前，肯・洛區一直都是工人階級意識與它們在新自由主義下如何轉變的偉大敘事者之一。
在這段與義大利作家暨政治運動者羅倫佐・馬斯里（Lorenzo Marsili）的對話中，肯・洛區檢視藝術在政治轉型之際扮演的角色、工人階級的演進、今日階級鬥爭的意義，以及左翼在創造激進變革上的失敗。
訪問是在《人民》（DEMOS）拍攝期間錄製。《人民》是一部即將推出的紀錄片，羅倫佐・馬斯里在片中橫跨歐洲各國，研究金融危機後十年的跨國團結現象。
羅倫佐・馬斯里：關於藝術在政治變革中的角色爭辯已有很長一段歷史。顯而易見地，我們今日正經歷巨大的地緣政治轉型及全球迷航的時刻。你如何看待創意在此刻可以扮演的角色？
肯・洛區：大體而言，我認為藝術的唯一責任是道出事實。任何以「藝術應該…」的詞句是錯誤的，因為藝術可以扮演哪些角色，取決於作家、畫家或是敘事者的想像力與認知。我們必須主張人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角色，就是將這些原則視為核心綱領。這是一種歷史與長期鬥爭的視野，因此如果你可能得策略性地撤退，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這仍是一次撤退，並且牢記核心綱領。這是無須涉入日常戰術的人可以做的事。
羅倫佐・馬斯里：你作品內的人性元素並不僅是理論的例證，實際上更具體化並成為政治本身。你是否同意藝術具備展示經濟與政治進程是由人類推動的能力？
肯・洛區：完全同意。政治存在於人，思想也是；它們都存在於人們的具體鬥爭之中。這也決定了我們做出的選擇——這些選擇則反過來決定我們成為怎麼樣的人。家庭互動並非是母親、兒子、父親與女兒這樣抽象的概念；而是與經濟環境、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可以與彼此相處的時間有關。經濟與政治和人們生活的背景有關，但是生活的細節則是非常人性的，時常十分滑稽或非常悲傷，通常而言充滿矛盾與複雜。對於那些與我合作或為我做事的作家們，個人日常生活之滑稽與生活的經濟背景之間的關係總是非常重要。
羅倫佐・馬斯里：所以經濟變革如何改變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行為——特別是透過集體行動，如何改變經濟關係，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
肯・洛區：以一個工人為例。他／她的家庭運作正常，或者嘗試運作正常，但個人而言他們沒有力量，因為他們沒有權力。他們只是那個情境的產物。然而我認為意識到集體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這也是困難之處。要述說一個集體力量顯而易見的故事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如果每部電影都以高舉拳頭與呼籲基進行動作結，往往流於枯燥且顯得可笑。這永遠都是兩難：如何述說一個被經濟與政治環境摧殘的工人階級家庭，卻又不讓人們在觀影後感到絕望？
羅倫佐・馬斯里：即便在《我是布萊克》這樣絕望的電影之中，我仍找到希望。我們看到壓迫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也看到人們團結展現出的某種韌性：窮人互相幫助，當布萊克在求職中心的外牆，噴漆寫下尖銳的批判時，人們停下腳步並且為他鼓掌。這顯示我們尚未完成轉變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人們對於生命全面商品化仍展現某種程度的抵抗。
肯・洛區：對，這也是中產階級評論者無法理解的：工人…能夠苦中作樂，即便在戰壕之中，也有苦澀的喜劇。在這裡，我們看見了抵抗的力量——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特別是食物銀行的興起，它提供捐贈的食物，於是我們看到社會兩個公開的面向。在《我是布萊克》中，當那位女士將食物遞交給一位一無所有的婦女時，她沒有說：「這些是你的捐贈食物。」；相反地，她說的是「我可以如何協助你購物嗎？」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慷慨的舉動，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家極其殘酷地行事，明知這樣做將導致民眾挨餓。資本主義社會處在這種精神分裂症中，得靠我們自己團結起來行動。
羅倫佐・馬斯里：看起來傳統經濟的異化確實時常轉變為國家的異化。你會認為這是國族主義與仇外崛起、甚至是英國脫歐等現象的關鍵原因嗎？除了將移民當作代罪羔羊，也許還有一種「沒有人為我站出來」的感覺。
肯・洛區：是的，我確實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氛圍，意味著左翼的失敗...與1920和1930年代的情況類似。右翼政黨帶著簡單的答案介入社會：問題在於你的鄰居、你的鄰居是不同膚色的、你的鄰居煮的食物聞起來不一樣、你的鄰居搶走你的工作、你的鄰居佔據你的家。危險在於這些言論獲得大眾媒體的支持，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廣播電視姑息甚至是宣傳這些訊息，例如給予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1之流他們想要的廣播時間。
羅倫佐・馬斯里：你的作品一直關注工人階級的團結。你的生活歷經戰後社會資本主義轉變至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你如何看待這段期間階級團結的轉變？
肯・洛區：最大的改變是工會力量的衰弱。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工會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人們在工廠、礦場、碼頭等社會組織中工作，而且當時組織工會也比較容易。但是舊產業凋零。今日人們的工作模式變得更為零碎化。我們只有在能夠阻止生產時，力量才是最強大的，但是如果我們無法在生產線上被組織起來，我們的力量肯定比較衰弱。問題是如今的生產模式是如此零碎化，此外全球化之後，工人階級現在都在遠東或是拉丁美洲。
羅倫佐・馬斯里：零工經濟如Deliveroo及Foodora的送餐員，可能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工人。
肯・洛區：是的，或者覺得自己有特許經營權，或是覺得自己是「自雇者」。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問題。
羅倫佐・馬斯里：你認為階級概念是否仍有其價值？許多人不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即便他們生活貧困，有時甚至到了悲慘的地步。
肯・洛區：我認為階級是最根本的。它只是隨著資本對於勞動力需求模式的轉變，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但依舊是勞動力、依然被剝削，並且更加劇烈地提供剩餘價值。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不理解階級鬥爭，我們就無法理解任何事物。
羅倫佐・馬斯里：這是今日最大的挑戰之一：在一個人人不視自己為群體一部分的零碎人群中，重新啟動鬥爭。
肯・洛區：對於我們的認知而言，這是一項挑戰。好笑的是，近日我與一些正在撰稿的日本人士會談，當時我堅持衝突與理解階級的必要性。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告訴我：「我們將要把你的電影播放給日本政府的官員看」，然後我說「為什麼？」她說「為了讓他們改變想法」，我回答道「這正是我剛才的重點！他們不會改變想法，他們致力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不會被說服，更不會被免職。」當修補制度的想法如此根深柢固，我這樣的想法很難被理解。這是我們必須對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糟糕遺緒之一。
羅倫佐・馬斯里：這是一種社會控管的有效形式，即你的對象相信他們能與你對話，並認為他們的關注將被接納。
肯・洛區：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重新提出整套要求轉型的訴求。我們必須根據工人階級利益，提出絕對合理的訴求。
羅倫佐・馬斯里：我想要結束此次的訪問，但我注意到你曾競選過歐洲議會。
肯・洛區：我已經忘了。
羅倫佐・馬斯里：對我來說有趣的是，過去英國未就歐洲進行過多的辯論。英國脫歐後，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在談論歐盟，成為足球之外最常被談論的話題。你認為建構一個跨國民主政體仍有希望，或者真的太遲了？
肯・洛區：我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認為國際團結必然很重要。能否從歐洲裡頭被組織起來？我不知道。歐盟結構確實難以處理，如果不打掉重練，很難引入變革。顯而易見地，每項改變必須得到所有政府的支持，而我們都知道實現該過程有多麼艱難。但是我們顯然需要一個基於不同綱領的歐洲：共同所有權、計畫、促進平等的經濟、可續性，以及致力平等。
但在大公司優先、利潤優先，而司法制度又將利潤擺在最優先順位的時候，我們實在無法完成。實現這樣的變革已非我能力之內。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向我保證這是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他是正確的。我相信他。但我不知道如何達成。
- 1.右翼民粹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主張脫歐並反對移民，曾發表如果「移民問題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決，那麼下一步將會是暴力行動」煽動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