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歐蜜‧克萊恩：資本主義扼殺氣候行動的契機

7月29日，整本《紐約時報雜誌》只有一篇文章，專注討論單一議題，即：在科學與政治界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漸趨一致的1980年代，為何無法有效因應全球氣候危機？納坦尼爾‧里奇（Nathaniel Rich）撰寫的這篇歷史回顧，揭露了當時未被採納的方案，數度令我破口大罵。為了避免這些決定未被記載於地質歷史之中，喬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的全頁航照圖穿插在里奇的文章之中，這些照片紀錄了地球系統的快速崩解，包括格林蘭冰原融化成湍急水流，以及中國第三大湖的大量藻華，令人不忍卒睹。

這個篇幅可比中篇小說的文章，代表氣候危機長久以來應得的媒體關注——實際上卻持續被忽略了。我們聽過太多藉口，彷彿毀棄我們唯一的家園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無法成為迫切的新聞題材：「氣候變遷過於遙遠」；「當人們因颶風和火災喪生時，實在不適合談政治」；「新聞記者追蹤這則新聞，卻無法讓它登上版面——政客們則不討論氣候變遷」；當然還有「氣候變遷是收視率殺手」。

失職無法以任何藉口掩飾。主流媒體不乏機會，讓地球失衡成為重要的新聞故事，甚至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主題。他們大可運用記者與攝影師的技術，將當前的極端氣象事件與抽象的科學聯繫起來。倘若他們持續這樣做，就能減少記者領先於政治的必要性，因為大眾對於威脅與具體方案的了解越多，越能迫使他們選出的民意代表採取大膽的行動。

這是為什麼看到《紐約時代雜誌》編輯團隊全力支持里奇的文章，令人感到興奮的原因——包括引人目光的宣傳影片、在時報中心舉辦現場活動，並且附上教育資料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令人感到憤怒的原因：這份文章的核心命題錯得離譜。

根據里奇的說法，在1979到1989年間，氣候變遷的基礎科學普遍被理解與接受，黨派對於這個議題的分歧尚未加深，石油公司尚未認真發起誤導的宣傳活動，全球有極大的政治動力，促成一個大膽且約束力的國際減排協議。關於1980年代末的關鍵時刻，里奇如此寫道：「想要成功，條件不可能比當時更有利了」。

但是我們卻搞砸了——「我們」，這裡指的是人類，過於短視，以至於無能捍衛未來。為了避免人們忘記是誰應該為「失去地球」此一事實負起責任，里奇在全版的呼籲中回答道：「所有事實都已明朗，沒有任何事情阻礙我們——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是，就是你和我。根據里奇的說法，該為此負責的，竟非那些出席重大政策會議的石油公司。（試想美國政府多次邀集菸草公司的高階主管討論禁菸政策。當這些會議無法達成實質成果時，難道我們會認為說：理由是人類就是很想死嗎？或者我們應該認定政治體制已經腐敗崩壞？）

該文章在8月1日刊登於網站上後，許多氣候學者和歷史學家已經指出了這種誤讀。其他評論則認為訴諸「人性」的呼籲，以及使用「我們」形容一群極度相似的美國權力玩家們令人惱怒。在里奇的整套說法裡，我們聽不到那些在這段關鍵時期及其後呼籲要採取行動的全球南方的政治領袖的聲音。他們也是「人類」，卻仍能關心未來的後代。此外，在里奇的字裡行間，女性的聲音就和瀕臨絕種的象牙啄木鳥一樣罕見——當我們女人出現時，主要是以男性悲劇英雄旁受苦受難的妻子形象出場。

上述文章缺失大多已被指出，我將不再覆述。我關注的是該文的核心前提：1980年代末，存在著「不可能更有利」的條件，對氣候變遷提出大膽的行動。恰好與此相反，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比當時更不合宜的時刻，直面下述的艱難事實：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便利性，正逐漸侵蝕著地球的宜居性。為什麼？因為1980年代後期是新自由主義聖戰的絕對巔峰，經濟與社會計畫以解放生活各層面的「自由市場」之名，蓄意詆毀集體行動。然而，里奇卻未提及這股在經濟與政治思想中發生的平行震盪。

幾年前，我同樣也在深研氣候變遷的歷史。當時我與里奇一樣，認為1998年是關鍵契機，那時世界有意建立一個強硬並以科學為基礎的全球協議。當時，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研究所（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長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99%相信」，「暖化趨勢是真實的」，而且與人類活動有關連。同月稍晚，數百名科學家與立法者舉辦史上有名的多倫多大氣變遷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並在會議上討論了第一套減排目標。1988年11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小組（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舉行了第一屆會議。該小組是為各國政府提供氣候威脅相關諮詢意見的首席科學機構。

然而，不只有政客或學究們關心氣候變遷——它也是世人茶餘飯後的話題；1988年，《紐約時代雜誌》宣布「年度人物」時，編輯們決定選出「年度行星：瀕危的地球」。雜誌封面是一個被麻繩綑綁的地球，太陽則不祥地落在背景中。記者湯瑪斯‧桑克頓（Thomas Sancton）解釋道：「這一堆石頭、土壤、水與空氣，是我們共同的家。與它相比，沒有任何一個人、事件或動作更能吸引人們的想像力，或者更適合成為頭條新聞。」

（有趣的是，桑克頓與里奇不同，他並未將行星的浩劫歸咎於「人性」。他更深入追溯到對猶太教－基督教「統治自然」觀念的誤用，並批評此一觀念取代了前基督教「視地球為母親與生命的豐饒賜予者。自然——土壤、森林與海洋——被賦予了神性，而眾生皆從屬於她」的概念。）

當我審視此一期間的氣候新聞時，深刻的轉變看起來一蹴可幾——不幸的是，機會就這麼溜走：美國退出國際談判，其餘的國家勉強接受不具強制力的協議，而這些協議則依賴碳交易或抵銷等狡猾的「市場機制」。值得探問的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什麼阻斷了1980年代末期這些菁英建制派展現的迫切感與決心？

里奇在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或科學證據的情況下，結論道：「人性」這玩意兒出現並且搞砸一切。「人類」，他寫道，「不論是在全球組織、民主國家、產業、政黨，或是作為個人，都不願犧牲現有的方便，預防對後代造成苦難。」看起來我們傾向「癡迷於現在，擔心中期狀況，卻把長期變遷從腦海裡抹除，並為此大為光火。」

當我檢視同一段時期時，得出與里奇非常不同的結論：最初看來是氣候行動的最佳時機，如今回顧，實際上遭遇最糟糕的歷史時機。當你回頭檢視這個關鍵時刻，將發現就在各國政府準備一起認真管制石化燃料工業之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革命如超新星般爆發；此外，經濟與社會的再造計畫，總是與氣候科學與企業監理的必要性發生衝突。

對於這個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全球趨勢隻字未提，是里奇文章裡頭不可思議的一大盲點。畢竟，作為一位記者，回顧某段距今不遠的時期的主要優勢，就是看到實際身處在這些動盪事件中的人們尚未看到的趨勢與格局。例如1988年的氣候學界對於自己身處在新自由主義劇烈革命的高峰毫不知情，而這場革命將改造全球所有的主要經濟體。

如今我們知道了。回顧1980年代末期，一個清楚的事實是：1988至1989年非但沒有提供「如此有利的成功條件」，更是人類認真決定將環境健康置於利益之上的最差時刻。

讓我們回顧當時發生的事。1988年，加拿大加拿大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成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其他諸多類似協議的原型。柏林圍牆即將倒塌，美國右翼意識形態成功抓住機會，將此事件作為「歷史終結」的證據，藉此將雷根－柴契爾的私有化、去管制與撙節配方，輸出至世界各地。

因應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全球體系，以及比起前者更加強大、將資本自各種限制中解放出來的另一個體系——這兩股歷史潮流的匯聚，使氣候變遷運動失去陣勢。一如他多次提及，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需要對污染者實施嚴厲管制，並且投資公共領域，藉此改變供電方式、城市生活型態，以及移動的方式等等。

這些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都是可行的（至今仍是）——但都需與新自由主義計畫正面交戰，一如當時它們對公共領域的概念宣戰。（柴契爾告訴我們：「沒有所謂的社會這種東西。」）此外，當時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許多合理的氣候變遷倡議，列為抵觸國際貿易法的行為，例如對本土綠色產業提供津貼與優惠待遇，以及拒絕壓裂頁岩石（fracking）與石油管等污染工程。

我曾就資本主義與環境之間的衝突寫了一本500頁的書，在此不再贅述。不過，以下摘要有助於進一步探討當前的主題，我引述一小段如下：

我們未能採取必要的減排手段，因為這麼做將根本牴觸去管制化的資本主義，這是主宰此一時期的意識形態，而我們不斷努力，試圖找出脫離危機的方法。我們仍深陷危機的原因是：能讓我們避開災難且對絕大多數人有益的行動，對宰制經濟、政治決策過程以及主要媒體機構的少數菁英造成極大的威脅。如果問題在其他的歷史時間點上出現，未必會淪為無法克服的難題。但是，科學界對氣候危機做出決定性的診斷之際，恰好是這群菁英自1920年代後，在政治、文化與知識生產上，享有最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時刻。這是我們所有人極大的不幸。1988年，政府與科學家開始嚴肅討論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年正好是「全球化」的開端。

里奇沒有提到上述的衝突，反而宣稱「人性」註定了我們的命運，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呢？它重要的原因在於如果是「我們」阻斷了採取行動的動力，那麼《紐約時報雜誌》封面上帶有宿命論的標題「失去地球」就是準確的形容。如果我們集體的DNA，讓我們無能犧牲短期利益換取未來健康與安全的機會，那麼我們也無望扭轉局勢，即時避開真正的暖化危機。

另一方面，如果人類在1980年代確實處於自救的邊緣，卻被一波菁英與自由市場的盲從浪潮所淹沒——一個全世界數百萬人反對的意識形態——那麼我們還能具體做些什麼。我們可以與這樣的經濟秩序對抗，試圖以一個以人類與環境安全為基礎的制度取而代之；不計成本追求成長與利益將不是這個制度的核心。

好消息是：是的，今日並非1989年，如今美國出現一批新興的環境民主社會主義者，恰正有著這樣的視野。他們代表的不只是選舉時的另一種選擇，更是我們環境唯一的生命線。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認知到，我們不曾嘗試過這條生命線，起碼並非如今所需的規模。當《紐約時報雜誌》推文宣傳里奇關於「人類無能應對氣候變遷浩劫」的文章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環境正義側翼迅速糾正：「是資本主義。如果他們認真想調查哪裡出錯的話，是『資本主義無能應對氣候變遷浩劫』。跳脫資本主義，『人類』完全有能力在生態的限制下，建立繁榮的社會。」

他們的論點很好，但並不完整。人類並不必然只能活在資本主義之下。人類有能力建立各種社會秩序，包括具備更長遠視野與更尊重自然生態系統的社會。在我們的歷史上，人類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如此生活，至今許多原住民文化仍保有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資本主義只是人類集體歷史的一小點。

單把責任歸咎於資本主義是不夠的。沒錯，對於無止境經濟成長與利潤的追求，阻礙了迅速脫離石油的迫切性。沒錯，1980與1990年代全球宣洩而出、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也就是今日所知的新自由主義，是近數十年來全球排放急遽升高的單一最大元兇；它也是各國政府開始會面討論（討論、討論、再討論）減少排放後，以科學為基礎的氣候行動的最大障礙。即便對於自認是氣候變遷領袖的加拿大與法國等國，新自由主義仍是它們最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必須坦承專制工業社會主義也對環境帶來災難，最明顯的例子是1990年代早期，前蘇聯解體後，碳排放出現短暫暴跌的情形。我在《天翻地覆》一書寫道，委內瑞拉的石油民粹主義持續了這種有害的傳統，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讓我們承認上述事實，並且指出有著強大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例如丹麥、瑞典與烏拉圭——有著全球最具前瞻性的環境政策。據此我們可以總結道社會主義並不必然關注生態，但是新模式的民主生態－社會主義將是人類集體生存的最佳機會；它以謙卑姿態從原住民的教導中學習對於未來世代的責任，以及所有生命相互關聯。

隨著一群運動出身、提出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理念的政治候選人的竄起，我們有機會做出改變。他們將過去數十年來因新自由主義崛起導致的經濟掠奪，與慘遭蹂躪的自然環境聯繫起來。部分受到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競選總統的啟發，角逐不同職位的候選人，例如紐約的亞力山卓‧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夏威夷的坎涅拉‧英格（Kaniela Ing）以及其他許多候選人，紛紛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政綱，藉此滿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質需求、對種族與性別不平等提出真正解方，同時催生迅速轉型至完全再生能源的方案。紐約州州長候選人辛西亞‧尼克森（Cynthia Nixon）與紐約州檢察長候選人查菲‧喬特（Zephyr Teachout）已經宣誓不會接受石油公司的政治獻金，並且承諾將會起訴它們。

無論這些候選人是否自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都拒絕民主黨建制派的新自由主義中間路線，即以不溫不火的「市場解決機制」因應生態危機，以及川普對大自然全面開戰的姿態。相對於過去或今日不民主的社會主義榨取模式，他們也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也許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領導者們沒有興趣將「人性」作為一小撮菁英貪婪與腐敗的代罪羔羊。相反地，他們試圖拯救人性——尤其是最不被制度聽聞與納入計算的成員——並且尋找他們的集體發聲與力量，來與菁英們對抗。

我們沒有失去地球——但是地球以極快的速度變熱，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將被它拋棄。在此關鍵時刻，一條通往安全的新政治路線正在浮現。現在不是為失去的歲月哀嚎的時刻。是時候我們趕緊走在那條道路上。